《清史》“难修”吗？

有朋友给我推送了一个视频，说是清史为什么那么难修，至今都无法问世，总之解释了一大堆所谓的“难点”，但是我听来听去，觉得所有的“难点”都不是真正与历史本身有关的问题，全部都是历史之外的政治考量，视频里甚至提出为了规避“无解”的难题，只能让清史永远处于“在修”的局面，这就太滑稽了。

要知道，公认是官修正史的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后代王朝修撰前代王朝的历史，但并未出现断档不出的情况，若修隔代史，本应更少忌讳才对。这首先是个目的和宗旨的问题，即为什么要修史和修史的原则是什么。

二十四史的第一部、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作者司马迁给这部史学开创性著作确立的宗旨就是“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坚持“ 不虚美、不隐恶 ”原则，如揭露暴君桀纣、批判权奸公孙弘，树立史家直笔传统。‌‌“考”即考据核查之意，通过考察事实来归纳先代王朝兴衰的规律。为什么要总结这些规律呢？其实是为了给君王提供殷鉴，汲取所谓治乱兴衰的教训经验。诚如元顺帝在诏令修撰《宋史》的时候指出的那样：“ 前人善者，朕当取以为法；恶者，取以为戒。 ”

北宋史学家吴缜在其《新唐书纠谬》中指出了史书当有的三要素：“ 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为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 ” 足见，即在古代，史学就已将真实视为第一要务，古代史官也大多具备严肃求实的品质。

既然尊重真相是著史的基础性大前提，甚至是大部分的价值所在，则修史理论上的难点本应是技术性而非政治性的。 什么是技术性的难点呢？比如有些历史事件的史料不足或互相矛盾，难以作出明确结论（举例来说，就像《永乐大典》全貌是什么样子，目前缺乏完整发现的版本，只有残本，正本原貌仍等待发掘）；什么是政治性的难点呢？比如《明史》中对涉及建州女真与明朝之统属关系和明清鼎革之际清军之屠戮压迫行为采取的模糊化处理方式；又比如唐太宗、宋太宗、明成祖、雍正帝对各自被广泛质疑的继位合法性的粉饰等。

当然，历史上的官修史书作为专制时代为统治服务的文化思想产品，无法避免曲笔回护、为尊者讳和粉饰阉割的现象，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全面、客观、真实，因此所谓史书难修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历史贯穿下来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有个时代的大前提，那就是思想与学术自由的缺失。

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文明意识早已经成为主导和占据主流地位的世界，是普世价值指导下的自由、开放、多元、民主、法治和平等理念深入人心的世界，是人民视角的时代。 今天的我们不应该再受困于古代史官不得不面对的极权干扰和政治压迫，而只要没有来自权力的禁锢，则修史就是个技术活，和考古没有本质区别 。只要实事求是，岂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而言，历史存在的全部价值就是真实，你不可能从一段满是谎言与掩饰的面目全非的“历史”中汲取到任何经验或教训。如果历史不需要真相，那么我们又何必需要历史呢？

最后我的看法是，历史不一定非要官修，我们看，西方国家的修史主要由私人研究力量承担，国家不会也无法垄断对历史的研究和阐述。所以，当官修史书因顾虑过多难产的时候，应该最大限度开放历史档案，鼓励社会力量积极投身独立的历史研究和考证，让人们自己去探究和发现历史真相，在充分对比思考之后独立做出内心的价值判断。而官方更适宜的角色应该是历史档案和材料信息的收集和提供者，而非研究者和作出结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