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湖南一位中学教师王年生被借调到海南,当时海南正值开发初期,急需人手,特别是熟悉政策又踏实肯干的干部,
他没有选择留在体制内过安稳日子,而是主动前往南方,正好赶上海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最繁忙的几年,这件事看似是运气使然,
其实有其背景——90年代全国干部流动频繁,海南作为改革试验田,正需要像他这样拥有基层工作经验、又能撰写材料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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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却坚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这个选择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海南的金融体系几乎从零开始建设,光会表达不够,必须掌握实际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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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省政府办公厅起步,逐步担任金融办主任,最终成为一家银行的董事长,这得益于政策支持、自身持续学习以及组织的信任,三者共同促成了他的职业发展。
2009年他负责筹建海南银行,2015年正式担任负责人,这几年做了不少实事,推动“工商便利通”让政府数据和银行系统相互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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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全岛一口气开设13家支行,覆盖全部18个市县,把不良贷款率压到0.017%,远低于全国农商行平均水平,
还拿出176万元帮扶五指山一个贫困村,地方媒体称他为“本土改革者”,听起来评价很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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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调去省农信社当理事长,一下子管住了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两个部分,银行归他管,农信社也归他管,审批的事、人事安排、项目决策都由他说了算,
这种安排表面上是为了整合资源,实际上等于没有人能有效监督他,权力集中到这种程度,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2025年6月他被带走接受调查,到2026年1月通报了处理结果,主要问题出在信贷业务上,
他曾经帮别人打招呼批贷款并收钱,还允许亲戚打着他的名义接项目,组织找他谈话时他也没说真话,
这些行为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利用自己既是专家又是领导的双重身份,逐渐把公共权力当成私人工具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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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王年生与山西、辽宁那些落马的金融干部对比,他们走的路确实很像,都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半路才转去搞金融,到后来就失控了。
但王年生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早年确实做过不少实事,进修也认真,形象一直保持得很好。
这种人一旦腐败,反而更不容易被发现,他不是某天突然变坏,而是日积月累,慢慢觉得自己“配得上这点好处”。
2025年海南正在推进自贸港金融开放,外资银行进入条件放宽了,农村信用社也要改革,他在这个时间点被调查,时机显得很微妙,同一天通报的还有王祥喜、林谟谐,都是地方金融系统的主要负责人,
这些动作明显不只是针对个别人,而是指向整个体系内部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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