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债视角看宋代的交子与会子

香港岭南大学的刘光临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窃以为宋代的会子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货币，而是某种具有流通性质的政府债券。会子由盐钞、交子发展而来，本身价格可以浮动，政府没有强制取消其它货币，而是以其财政收入为担保，并且许诺二至三年后兑现（南宋政府也几次以金钱或实物来回收会子），而实际上通过兑换而换界，就是发行新会子，以债滚债，成为中长期债券。”从货币视角论述南宋会子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刘光临教授却将会子理解成政府债券，堪称独树一帜，至少对我而言特别有启发性。

会子

由于刘光临是在一篇批评宋史学者包伟民之大著《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的论文中提出上述观点的，所以包伟民又撰文反驳了刘光临的这一立论：“刘君谓南宋大量发行的会子等纸钞，本非货币，而是‘某种具有流通性质的政府债券’，而且南宋会子的换界类同于债券兑换，从而‘成为中长期债券’。据本人极浅近的经济学知识，所谓政府债券，理应具备有偿性与自愿性的特征，还应规定明确的偿还本息期限。这是常识，不需要引经据典。只是，未知南宋士庶‘自愿’地拥有会子这种‘中长期债券’后，假如他们万幸，不会因为通货膨胀、会价下跌而有所损失的话，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向政府兑换本息？而它的利率是多少？以上这些，都是本人今后极愿向刘君请教的。”

会子是不是可以看作政府债券，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无需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不过，包伟民教授对政府债券的限定——“所谓政府债券，理应具备有偿性与自愿性的特征，还应规定明确的偿还本息期限”——却不能成立。理由有三：1、政府债券未必是自愿认购的，如12世纪威尼斯的“爱国公债”便是强制性的；2、政府债券也未必有息，因为有一类公债便叫做无息公债；3、政府债券也未必到期偿付，因为还有一类永续债。因此，南宋士庶是不是自愿持有会子、能不能自由兑换本息，其实并不是判断会子有无政府债券性质的准则。

公债的本质是政府“寅花卯钱”，梁启超比较过公债与税赋的差异：“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以赋之于将来。”这段话对公债的解释才是精准的。国家发行公债，通常也是以未来税收为担保。本文也将从这个角度理解会子是否具有政府债券的属性。

南宋会子之法是参照北宋交子之法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先追本溯源，看看北宋的交子是怎么一回事。

交子最早出现在宋初四川益州，现在许多人都称四川交子是世界第一张纸币，这当然没有错，不过我们要注意，交子一开始并不是纸币，而是一种类似银行本票的证券。原来宋代的四川为铁钱区，法定货币是铁钱，铁钱太笨重，一贯钱六七斤重，且购买力极低，“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对大宗交易与长途贸易更是特别不友好。为克服铁钱行用不便的问题，北宋初，益州市场中便有交子流通，市民获得交子的方式是在商家开设的交子铺存入铁钱，换取等额的交子，交子铺承诺凭交子可随时兑现铁钱，用我们熟悉的术语来说，就是“见票即付”。不过每次兑现，交子铺要收取3%的手续费。交子轻便，且“见票即付”，因此便代替铁钱成了商品交易的支付手段。这是益州交子的私营阶段。

私交子尚不能说是货币，而更像是银行本票。交子铺与交子持有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债务—债权关系，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持票人将钱借给了交子铺，而交子铺出具的交子便是债券。交子商也确实通过发行交子，筹借到大量的现钱，他们将这些钱投资于商业，“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到了天禧末（1020年代），益州发生交子挤兑问题，当市民持交子前来兑现时，交子铺因现金流不足，干脆“关闭门户不出”，导致市民“聚众争闹”。经益州官方介入调停，交子铺答应承兑交子，但“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一贯交子最多只能兑现七八百文铁钱。

益州官府遂决定取缔交子铺。但停止使用交子后，交易不便的问题又出现了，“市肆经营买卖寥索”。因此，益州政府向朝廷打报告，奏请成立官营交子务，发行官交子。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朝廷批准益州置交子务；次年二月，交子务开始发行官交子。益州交子进入官营阶段。

官交子最初的发行模式跟私交子是一样的：市民到交子务存入铁钱，交子务则给予等额的交子，只不过私交子的票面金额是临时手写的，官交子的面值则是固定的、印刷的，面额从1贯至10贯（后来又改为1贯与500文两种面值）。交子务承诺本期交子流通至天圣三年二月，期满即凭票按面值兑现铁钱，不过需扣除3%的手续费。这个时候的官交子，性质如同期票，到期兑付现金。

天圣三年（1025）二月，第一期（宋人称为第一界）官交子界满，交子务开始收兑旧交子，同时发行新交子。由于绝大多数的交子持有者并不会将旧交子兑换成现钱（毕竟铁钱行用不便），而是选择换成新交子，所以，天圣三年交子务只用36万贯现钱便足以兑付第一界交子，同时以新换旧发行了1256340贯的第二界交子。自此，官交子确立了界分制度，每界交子发行1256340贯，流通期限为2年，期满即兑现铁钱或者兑换新交子。为此，交子务储备了36万贯现钱，作为兑付交子的准备金，宋人称之为“交子本钱”。

从熙宁五年（1072）起，益州交子又实行两界并行之制，变相增加了交子的发行量，即每4年有两界交子在流通，流通量为250万余贯。不过益州商业发达，市场完全可以容纳250万余贯交子的流通量。

那么我们简单计算一下便知道，益州交子务只需要常备36万贯本钱，即可以通过循环发行交子吸纳250万余贯现钱，扣除了本钱，积剩210万余贯，相当于通过发债实现融资210万余贯钱。这笔钱当然不可能深藏于交子务的钱库之中，必定变成了益州政府的财政收入。仁宗朝大臣文彦博说：“益州交子务所用交子，岁获公利甚厚，复又民间要藉使用，盖比之铁钱便于赍持转易。”交子便于民间行用自不待言，“岁获公利甚厚”又是何意？当指官交子给益州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益。其时交子尚未两界并行，已是“公利甚厚”，两界并行后，“公利”又增加一倍以上。

而且，交子务只在交子换界时才需要支兑现钱，这就意味着平日用不着动用36万贯交子本钱，因此益州政府又将这笔本钱借给酒务，“借而复还，缺而复取，乃为旋转”。这样的资本运营让人赞叹。

官交子具有固定的面值；且获得了法偿地位，即在交子流通区内，民间商品交易可以用交子结算，人们也可以用交子缴纳田赋、商税，承包坊场河渡；北宋后期，宋政府还通过财政发行的方式投放交子，比如在政府购买中用交子偿付，以交子充青苗钱放贷的本钱。这使得官交子越来越像货币。人们说交子是世界第一张纸币，便是指官交子。

但是，官交子是分界发行的，原则上界满即可凭票兑现铁钱或兑换新交子，益州政府若不按期兑界，则会被视为政府失信。这是货币不曾有的特征。庆历年间，宋夏交战，西北沿边急需大量军用物资，而朝廷一下子掏不出那么多现钱，便先后两次拨给秦州60万贯交子，用来偿付客商入纳粮草的价钱，相当于付给客商一纸期票，让他们到期至益州交子务兑取现钱。但宋政府并未为这60万贯交子准备本钱，“只是虚行刷印”，益州太守文彦博忧心忡忡：“深虑将来一二年间，界分欲满，客人（即客商）将交子赴官，却无钱给还，有误请领，便至坏却交子之法，公私受弊。”他奏请朝廷：请令益州路辖下诸州县，每月从诸般课利钱中划出三五万贯钱，拨充益州交子务本钱，如此，待客商的交子到期，交子务才有足够的本钱兑付。这件事也说明，一界交子到期，持票人便可至交子务兑换现钱。

交子

如果交子持有人出于某种原因，急需现钱，但手里的交子又尚未到期，是否可以兑换成现钱呢？南宋时，许多城市都有汇兑会子的民营店铺，叫“兑便铺”，我们相信益州民间肯定也有类似的汇兑交子的交易场所。元祐初，苏辙提到：“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卖九百以上。”看来民间交易市场的交子汇兑，汇率是随着市场之供需而变动的，有时一贯交子可兑1100文钱，有时却只能兑900文。

交子到期，可按面值兑现；到期之前，也可按市价在民间交易，这与期票何异？而所谓期票，实际上就是债务人对债权人开出的承诺到期兑现的债务证书。换言之，我们当然可以将官交子看作是交子务发行的政府债券。熙宁年间，宋夏又发生军事冲突，陕西转运司患钱不足，便奏请在陕西以交子收尽现钱：“限以半岁，令民尽纳铜铁钱于官，而易以交子，候三五岁，边事既息，复还民钱。”其实就是以交子为债券，在陕西强制性发行“爱国公债”，公债期限为3-5年，期满兑付现钱。

综上，与其说交子是货币，不如说是一种具有货币功能的期票，或者干脆说，是政府债券。至少在北宋人看来，发行交子必须准备本钱，以便持票人兑现：“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有本钱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飞钱，乃是宋人对期票、汇票的叫法；罔民，指借钱不还，欺骗百姓。显然，北宋人是将交子视为期票、债券的。

不过随着交子的货币化，后来交子的换界，通常不再兑现缗钱，而是兑换成新一界交子，政府只在出现严重的流动性过剩时，才会用现钱、金银、茶盐钞引等回笼交子，宋人称之为“称提”。

交子成为货币的最大风险，是政府会“无锚印钞”，超发钞票，结果导致北宋末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交易市场中一贯交子只能兑换二三百文钱。宋王朝只好于大观元年（1107）宣布将交子改为钱引，“钱引”二字强调的是可兑换性，就如茶引可兑换茶叶，盐引可兑换食盐，钱引理论上也可以兑换现钱。我们也可以将钱引理解为见票即付的本票，或者到期即付的期票。显然，宋政府希望通过强调可兑换性来为钱引的信用背书，但空口承诺是没有用的，钱引继续贬值，直至大观末、政和初（1110年代），政府停止滥发钱引，每界限额发行125万贯，两界并行，并以50万缗铁钱作为“称提”的本钱，这才慢慢重建了钱引的信用。

南宋会子的演变轨迹，与益州交子相似。会子在宋朝语境中的含义，便是指领钱的凭证，前面我们提到的韶州炉户兑取货款的照帖，就叫做“铅锡会子”。北宋末南宋初，杭州市井间也有一种叫“便钱会子”的票证在流通，人们在寄附铺存入铜钱，即可兑换成等额的便钱会子使用。便钱会子比铜钱轻便，容易携带，商人经常将它带出杭州城，作为长途交易的支付手段，所以才有“便钱”之称，如同汇票。可以说，最早的益州私交子类似于银行本票，最早的杭州私会子则类似于汇票。由于人们需要先存钱于寄附铺，才能换取便钱会子，也不妨说便钱会子是寄附铺商人给持票人开具的债务证书。

绍兴三十年（1160），临安政府接管了便钱会子的发行权，开始印造会子于杭州城内外流转；次年二月，户部正式设立行在会子务，隶属于榷货务都茶场，作为官会子的发行机构，会子发行范围也扩大到东南诸路。官交子草创之初，经画相关法度的官员是主政临安府、户部的钱端礼——真不愧姓钱。

钱端礼采取了两种方式发行东南会子：

1、汇兑投放：在市肆要闹处分设五个交易所，收兑会子，鼓励商民前来用现钱兑取会子，任便行使。会子轻便，又有印刷的固定面额，分为1贯、2贯、3贯三等（之后面值数经调整，最终确定为1贯、500文、300文，200文四等），与笨重的铜钱相比，非常方便在大宗交易与长途贸易中行使，因此颇受商民欢迎，“几月易钱数百万”。

2、财政投放：“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政府要支付的薪俸、赏赐、籴本，均按一定比例将一部分现钱折换成会子，比如百官的俸禄60%折银、40%折成会子；士兵的薪水50%折银，20%折成会子，30%发放现钱；政府向商人购买粮草时，支付给商人的货款也品搭若干比例的会子。

从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三年（1161-1167），这六年间，宋政府一共往市场投放了1560余万贯官会子。最早的官会子尚未确立兑换的界分，不过我们相信，会子务必定承诺：会子持有人可凭票兑现与票面等值的铜钱或者金银、钞引，因为按宋人陈宓的记述，宋政府首次发行的一贯文会子票面上注明有“就某处兑换，收工墨直二十文”文字，即提示持票人可以在什么地方兑现铜钱，兑换时要扣除2%的手续费。另一个件事也说明会子是可以兑现的：乾道三年，流通市场中的会子曾一度壅滞，商贾便趁机低价收购，然后“辐辏行在”，聚于会子务，要求兑取现钱，以致会子务“拥并喧哄”。

一些学者认为“会子一开始就是不可兑换的、由国家信用支持的纸币”，显然并不准确。还是刘光临先生的判断更符合史实：东南会子“是某种具有流通性质的政府债券”。南宋初财政严重亏空，税赋与专卖收入已不足以维持政府购买、官俸发放、兵廪支给等方面的开支，宋政府需要通过发行会子吸纳民间的现钱，折抵一部分官钱支出，以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按宋孝宗的设想，等三五年后，国家财政稍为宽裕，即以现钱、金银收尽会子，并撤销会子务，销毁会子钞版，不再印造会子。这其实就是发行公债的思路。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正面回答包伟民教授的质问：如果会子是政府债券，那南宋士庶是否自愿持有会子，并且可以自由地向政府兑换本息？首先当然得承认，南宋会子是没有利息的，不但没有利息，兑现时还会被扣掉2%的手续费。但商民不管是向会子务纳钱认购会子，还是在贩卖粮食给政府时接受会子支付，大体上都是基于自愿，为什么商人愿意这么做？因为会子可流通、可兑现，又比铜钱轻便得多，适用于长途贸易与大宗交易，这些功能可以抵偿利息。至于商人在会价低落时以低价大量收购会子，更是出于赚取汇率差价的投机，如果商人不能自由地向政府兑现会子的面值，则市场中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投机行为。

从乾道二年（1166）起，宋政府着手回购会子，回购的经费主要来自宋政府封桩储备的会子本钱、临时从国库与内藏库拨出的金银与现钱、榷货务发售的空名度牒、茶盐钞引等有价证券。至次年，之前投放入市场的1560万贯会子已回购1000万余贯，只余519万贯散在民间，尚未收回。孝宗的计划是务要收尽全部流通的会子——这也说明孝宗明确知道发行会子是发债，是财政困难时期筹借资金的无奈之举。

但宋政府对会子的回购却造成了市场的流动性紧缩，以至有市民向孝宗上书，“以造券不多为苦”，士兵领薪时也要求增加会子的比例。于是户部又奏请再印造会子500万贯。孝宗也改变了主意，决定保留会子。

于是乾道四年（1168），宋政府开始发行新的官会子，并以新会子、榷货务茶盐钞引兑换旧会子，同时仿益州交子之法，设立东南会子的界分：每界会子发行量以1000万贯为额，流通期限为三年，期满兑换新会子或现钱、金银、茶盐钞引。这样的东南会子，性质还是与公债券接近。宋政府将会子务划隶于榷货务都茶场，用意亦即以榷货务每年1000万贯的茶盐钞引收入，来担保作为公债券的会子的信用。

只是在实际的流通过程中，会子被当成货币行用，“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指会子有固定面值，自1贯至200文），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货币化给会子带来了贬值的风险。试想，一纸钞票，“无铜炭之费，无鼔铸之劳，一夫日造数十百纸，鬼神莫得窥焉”，却可“转手相付”，当钱使用，这对政府来说，可谓是巨大的诱惑，你叫它如何克制住印钞之心？事实上，孝宗朝之后，南宋政府对会子的发行已经很难保持克制，每当与敌国发生战争、急切要为战争筹资之际，往往只能滥印会子；而会子滥发，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每当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又不得不在换界时拿出艰难贮积下来的财政储备回笼会子；等财政快被掏空，又开始新一轮的滥发会子。如此往复，构成了惊心动魄的南宋财政变动图景，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体现了有多类证券支撑的宋朝财政的韧性。宋朝之亡，实亡于军事失败，非亡于财政崩溃。

晚明的财政则缺乏这样的韧性，仅仅辽饷的筹集就搞得明政府焦头烂额、民间怨声载道，等到明末天灾、民变爆发，朝廷已没有财力赈灾、平息叛乱，最终亡于李自成。晚清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太平军叛乱、八国联军入侵）远比晚清严重，但清政府通过征收厘金、发行国债重建了财政的韧性，倒是度过了难关，并有财力投资于洋务、实业。刘光临认为，“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晚清政府有所谓变法自强政策的推行，当时官绅都认为这是向西方学习，却没有认识到宋朝比西方更早走上财政国家道路。不管是李鸿章还是张之洞，他们并不知道就军事—财政关联而言，晚清改革是重回宋朝立国模式”。

（本文摘自吴钩著《唐宋之变：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渊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