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本该是拿着手术刀与病魔搏斗的战士,为了规避潜在的纠纷,他们不得不穿上一层厚重的“防弹衣”——这便是令人无语的“防御性医疗”。
这层“防弹衣”,有时是患者手里厚厚一叠其实并不需要的过度检查的CT、彩超检查单;有时则是面对危重病人时,那句冷冰冰的“我们治不了,请转院”。医生们习惯于通过过度检查来“留痕”,或是通过推诿高风险手术来“避险”,试图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说起来,这哪里是医疗,分明是一对医疗的亵渎和对患者的伤害。患者不仅多掏了腰包,承受了不必要的辐射,甚至可能因为被推诿而错过了最佳的救治窗口。而医生呢?在不断的自我设限中,技术难免生疏,创新更是无从谈起。这层原本为了“避险”的盔甲,最终却成了压在医疗体系胸口的一块巨石。
其实,背后有很多原因。在不少医院,为了应对可能的索赔,内部管理往往简单粗暴——一旦出事,全员背锅。这种高压之下,谁还敢冒风险去尝试新术式?谁还敢接手那些棘手的疑难杂症?85%以上的医生承认实施过此类行为,这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整个行业沉重的心理负担。
要解开这个结,光指望医生的自觉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套组合拳,来重新建立正常的医疗生态。
法律的准星必须校准。 我们需要一部更完善的《医事法》,明确界定什么是“医疗意外”,什么是“医疗事故”,什么是“过度检查和过度医疗”。让医生相信,只要遵循了诊疗规范,即便出现了难以避免的不良后果,法律也会给予公正的庇护,而不是让他们独自面对舆论的审判和经济的索赔。
风险的分担机制必须跟上,成熟的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险应当普及开来。当纠纷发生时,由保险公司作为缓冲带介入处理,医生才能从“怕赔钱”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专注于治病救人。
医院的管理也得有人情味。 管理者若是只盯着“零投诉”这个KPI,那医生就只能被迫去“防御”了。科学的管理应当是,谁犯错谁负责,不搞株连。
当然,硬币的另一面,是医患沟通的艺术。很多时候,信任的崩塌始于一次冷漠的对话。如果医生能在术前多花十分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风险,用一张手绘的示意图化解疑虑,或许就能在患者心中建立起一道坚固的“信任墙”。毕竟,真诚永远是必杀技,当患者感受到医生是真心为自己着想,又怎会轻易怀疑医生的动机?
打击防御性医疗,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回归”的行动。我们希望医生能卸下那层沉重的“防弹衣”,不是因为他们不再专业,而是因为环境允许他们回归纯粹的医者仁心。当法律为盾,保险为援,信任为基,医生手中的手术刀,才能真正为了生命而舞动,而不是为了自保而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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