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全世界只有中国和外国之分，因我们做不到中国人的信仰

最近，一则关于“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信仰”的话题引发了广泛讨论。

曾有国际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有超过60%的受访者为无神论者，这让部分西方人士感到困惑，认为没有神的敬畏便没有道德底线。

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人的信仰，从不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明，而是扎根于祖先的智慧、自身的奋斗与对家国的责任。

因此当他们看到中国有如此高比例的无神论受访者时，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民族没有精神寄托”，甚至产生不必要的担忧。

然而这种逻辑完全套用在中国身上是行不通的。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从根源上就与西方截然不同。我们不信奉一个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因为我们相信“人定胜天”。

翻开中国的神话传说，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大多是实实在在为人类做事的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用疏导之法平息水患；神农尝百草，遍寻治病救人的草药，哪怕中毒也不退缩。

这些人物不是天生的神，而是因为做出了利国利民的功绩，被后人铭记、传颂，最终成为了精神上的“图腾”。

这种信仰的本质，是对“人”的力量的肯定。西方神话中，火种多被视为神的恩赐，比如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天火；而中国神话中，燧人氏“钻木取火”，是人类自己掌握了生存的技能。

这种差异决定了中西方面对灾难时的不同态度：西方人可能会寄望于“诺亚方舟”躲避洪水，祈求神的庇佑；中国人则会像大禹一样，拿起铲子，疏通河道，与自然抗争。这不是盲目自大，而是一种务实的、积极的生存智慧。

马丁·雅克曾精准点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构成了信仰体系的核心。我们的信仰，不在教堂寺庙里，而在祖祖辈辈的传承中。

清明扫墓，我们祭拜的不是虚无的神灵，而是自己的祖先，是那些用血肉之躯为后代铺路的人。我们自称“炎黄子孙”，这是一种对共同血脉的认同，也是一种对民族精神的传承。

这种信仰体现为对“德行”的追求。孔子讲“仁义”，孟子谈“性善”，这些不是宗教教义，而是做人的准则。中国人讲究“敬天地，法祖宗”，讲究“光耀门楣”。我们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对得起祖先，能够为子孙后代留下好的榜样。

这种责任感，比任何宗教的“末日审判”都更有约束力。因为你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家族的荣誉，关系到后代的评价。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当灾难来临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人们跪地祈祷神的救赎，而是全国上下一心的救援。

解放军战士冒着余震的危险冲锋在前，志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普通民众自发捐款捐物。这种团结与奉献，不是因为某个宗教的号召，而是源于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

中国人的信仰，构建了一套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西周的“礼制”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依靠的不是神权，而是伦理和制度。家谱、族规、祠堂，这些看似传统的符号，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治理单元。

在一些深受宗教影响的国家，社会秩序往往与宗教教义紧密捆绑，一旦宗教信仰发生动摇，社会就可能陷入混乱。

不要再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比宗教更务实，比神明更伟大。我们信仰祖先，因为他们为我们奠定了基础；我们信仰自己，因为我们相信奋斗的力量；我们信仰家国，因为我们深知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这种信仰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从不退缩，在面对挑战时勇往直前。它不是虚无的幻想，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它不是用来安慰弱者的“精神鸦片”，而是激励强者的“精神支柱”。

正如马丁·雅克所阐释的，这种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地、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血液里的信仰，外人确实难以真正理解和复制。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