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养浩入狱后拒不认罪，晚年定居美国感叹：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

为进一步改善与台湾省的关系，中央决定于一九五九年对国民党战犯进行特赦，至一九七五年为止，已分成七批特赦了554人，包括200多位国民党高级军官。

毛主席的宽容政策，让昔日的“军统三剑客”重获新生，但也有一些人，在离开监狱之后，还抱着对蒋家的希望。

特工

周养浩生于一九一零年，祖籍浙江。

一九三三年，周养浩二十三岁，从上海法律学校毕业，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天之骄子”，一个罕见的优秀学生。

在完成上海法律学校的学业之后，他旋即被引荐进入戴笠创办的机构，那个时期，该机构尚未定名为“军统”，而是以“复兴会”的名字为世人所知。

周养浩，出身与戴笠同乡，在那个时代，他是为数不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堪称人中龙凤，实为不可多得之才。

周养浩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独树一帜的视角，迅速赢得了戴笠的青睐，不久便与沈醉、徐远举一同被誉为“军统三剑客”。

就这样，这个曾经有过梦想的大学生，在欲望的驱使下，渐渐失去了自己，成为了一个挥舞着屠刀，对抗着共产党的爱国志士的刽子手。

周养浩在一九四八年，因为他的出色表现，被派到了重庆的渣滓洞，担任了一名“训导”。

渣滓洞，关押的可不是一般的罪犯，都是国民党政府最忌惮的人物。

徐远举，沈醉，周养浩，这些人，都是穷凶极恶之辈，他们想要“挖”出更多的信息，所以，他们才会用最恶毒的手段，来折磨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同胞。

看过《红岩》的人都不会陌生“江姐”江竹筠，其中有一幕就是用酷刑折磨江姐。

“你想想，要不要告诉我？你要是不说，我就把竹签插在你手里。”

江姐听了徐远举的恐吓，冷冷地说：“竹签是竹子做的，这只是一种小小的试炼，共产党的心是铁打的。”

江姐在监狱里，被徐远举、周养浩等人折磨得够呛，却是什么都没问出来。

周养浩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搭乘毛人凤派遣的飞机抵达昆明的巫家坝机场，为飞机加满燃料，然后飞抵海南。

但是到达机场后，卢汉掌控着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既不给他加燃料，又不许他起飞。

周养浩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沈醉给他打来电话，让他去城里，但他拒绝了，执意要留在机场。

12月9号中午，飞行员高天禄对周养浩说，机上剩余的燃油已经被地面人员用完。

周养浩从腰带上取下一支枪，递到高天禄面前：“我早就发现了，拿出去扔了。”

他自嘲地笑了笑，“这样的话，手无寸铁的人，或许更安全。”

说着，他脱下军服，拿出一把匕首，将袖子上的少将徽章取了下来。十二月十日凌晨，卢汉命令昆明警署署长李志正，将周养浩缉拿归案。

李志正率领着超过半数的警力火速前往巫家坝机场，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发现周养浩的踪迹，倒是抓获了名为高天禄的男子。

“周主任，你怎么来了？周主任，你给我站住！沈站长让我们在这里等您！”周养浩从一辆破破烂烂的轿车中探出头来，当他看到高天禄被一群警察包围的时候，吓得赶紧缩回了脑袋。

当高天禄的喊声再次响起的时候，周养浩已经下定了决心，不敢露面了，他知道，自己已经逃不掉了。

一日之前，毛人凤送来的飞机周养浩已经到达了昆明，打算在飞机上加油，然后直接飞抵海南。然而，到达机场后，驾驶员高天禄汇报，机场的空中管制人员并没有为他提供燃料，并且不准他起飞，周养浩顿时知道不好了：

“海南肯定是不行的，那就去台湾吧。”

周养浩下了决心，马上叫沈醉去昆明，叫他订好机票，明天就去台湾。沈醉一愣，心想周养浩明天就要离开了，怎么还在机场等着，于是将他请到家里，与徐远举共进晚餐。

“不用了，兄弟，你不知道，我们在重庆已经把这里的人都杀了个精光，我得赶紧跑路，等我们回台湾再吃年夜饭。”沈醉的提议，周养浩一口回绝。

狱中生活

周养浩到达昆明之前，才指挥特务把三十二个“政治犯”押到白公馆背后的松林山坡上，把他们的尸体推入一个早已掘好的土坑里。这一事件被称为“11·27大屠杀”，在历史上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

周养浩这时还不知，沈醉已跟着卢汉在起义的电报上签字。当夜，卢汉展开搜捕工作，将周养浩缉拿归案的工作移交给昆明市公安局。

周养浩为了逃出台湾，并没有在机场浪费时间。他脱掉了少将军装，换了一身便装，混入了候机大厅的人流之中。

在沉寂的夜晚之后，周养浩终于放下心来。

然而，就在此时，一群警员突然出现在机场。周养浩未及向他人预警，匆忙躲进了一辆残旧的汽车中。

周养浩心头充满了自责，懊悔自己为何要露出头来，就在这时，车门猛地拉开，高天禄携同几位警员走到他的跟前，

警方追问高天禄，车上的人员是否确为周养浩。周养浩深知自己已无路可逃，于是毅然决然地承认了一切。

“别逼他了，我是周养浩！”

周养浩被逮捕后，就把自己的罪行一一招供了出来。他杀死了许多中国共产党和先进分子。

地下党员张露萍，便是周养浩亲自下令，将其处决。

张露萍，四川军阀余安民之女，参加中共后，受上级指示，由延安赴重庆，深入虎穴，深入敌后。

张露萍于一九四○年被军统抓走，囚禁于息烽大牢。一九四四年冬天，周养浩指使手下将张露萍残忍杀死。

据悉罪犯的射击并未触及张露萍的要害部位。

她怀着满腔怒火，瞪视着那个刽子手，大声叫道：“再给我开一枪！”枪声响起，24岁的张露萍随之栽倒。

周养浩干的坏事实在是太多了，不仅仅是在大牢中杀过人，更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一九四五年，周养浩接到一名监牢特工的汇报，一匹由四川购买的马贩经过息烽监狱，要到贵阳去。

周养浩爱马如命，立即派人给他弄来三匹骏马。一部是他自己的，一部是送给美国教官的，还有一部被关进了监狱。

马贩子并非等闲之辈，他一返回贵阳，就把他的同乡、贵阳市市长何辑五告了状。何辑五一听，也就三个人不值。

事实上，在国民党要员的视角里，民众的权益历来都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在这座监狱里，周养浩就是“土皇帝”，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会找个借口，去审问一些“女犯人”。他糟蹋了一个姓陆的美女“女犯人”。

转瞬之间，又有一位女性罪犯步出监狱大门，她名叫莫。周养浩待其出狱，旋即把她卖掉。

对于自己造成的怀孕结果，周养浩逃避责任，坚决要求郭尚贤实施药物流产。

没多久，周养浩就盯上了“女犯人”周大全，周养浩也如法炮制。之后，周养浩更是强取豪夺，让周大全给自己做妾。

周养浩虽然被逮捕，但他在重庆的白公馆仍然是个硬骨头。审讯员将他与沈醉以及其他几个人一同关押起来。周养浩曾在一次审问中，偶然发现沈醉曾写信告发自己。周养浩以为是沈醉背叛了他，于是返回监狱，二人大战一场，闹得不可开交。

接到逮捕了一名国民党高级特工的情报，陈赓立刻组织相关人员对其进行了突击讯问。

徐远举和周养浩，都是国民党中地位最高的特工，知道的秘密也是最多的。所以，他们表现出了更多的害怕和反抗，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不愿意合作。周养浩则一脸茫然，仿佛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调查员们选择了从心理上打击周养浩，并在他居住的院子里放松了许多，没有使用任何酷刑，反而对他进行了特殊的照顾。

终于，周养浩崩溃了，他将自己在西南的情报，以及其他的应对之策，全部都说了出来。

除此之外，沈醉还给了周养浩很多很好的意见。知道周养浩一直沉默，情绪低落，沈醉直截了当地把问题点给了审讯者。他说道：

“周养浩最担心的，就是他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屠杀，杨虎城的家人，还有秘书宋绮云的家人，都被杀了，他觉得自己罪大恶极，一定不会饶了他，所以他只能等死。”

按照沈醉的口供，调查员们对周养浩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很快就突破了他的精神防御。

一九五○年，周养浩，宋希濂，沈醉，以及其他一些人，相继被送往白公馆，关进监狱。这个时候，小心眼、多疑的周养浩无意中发现一份草案，上面写道：“建议判处周养浩死刑”，并附上沈醉的检举材料。周养浩第一时间就怀疑是沈醉把他给卖了。

所以，沈醉刚被带到牢房里，他就趁所有人不备，抄起一张凳子，狠狠的砸在了沈醉的脑袋上。好在宋希濂眼疾手快，伸手挡住了这一击。

宋希濂、徐远举看到这一幕，赶紧把周养浩拽到一边，关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周养浩顿时指着沈醉骂了起来：“你去问问，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吃里扒外的东西。”

在场的人，都是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沈醉这才勉强笑了一声：

“既然我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那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而且，就算你不告诉他们，共产党也会知道我们以前做过的事情的。”

那时候，他们以为，他们的命运，已经完全掌握在了共产党的手中。所以，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是非常敏感的。

转化

周养浩是法学系的高材生，擅长阴谋诡计，能言善辩，在法庭上，他总是极力为自己辩解。他总是一副大律师的样子，有时候审讯官还真拿他没办法。

监狱里的人都以为他是个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而周养浩本人也感到十分消沉，整日不言不语，不大和人来往

直到后来，我党赦免了战争罪犯，周养浩才有了恢复自由的可能。入狱后，周养浩逐渐“积极”，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其中就有他杀死杨虎城的详细经过。

不过，因为他犯下的罪行太过严重，再加上周养浩对他进行了“积极改造”，所以直到1975年，周养浩都还在狱中。

判断罪犯是否有悔改表现，应从是否坦白认罪两个角度来判断。一种是承认自己有罪。至于读书，劳动等等，也都与此有关。但周养浩都不符合要求。

后来，我党赦免了战犯，周养浩又有了翻身的机会，他曾经梦想过，自己也能像沈醉那样，提前出狱。

周养浩为了尽快出狱，变得“积极”起来，以前对工作不感兴趣，但现在却变得更加勤奋，不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而是遵守着监狱的规矩，还主动交代了杀死杨虎城的经过。

尽管周养浩已经“改过自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他毕竟做了那么多错事，想要赦免他，还是不可能了。

之后，由于毛主席对他的宽容，周养浩于一九七五年获释，成为最后一批战争罪犯。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毛主席让周恩来肃清国民党战犯。毛主席听到有许多战争罪犯因病而死，便挥手道：

“全部放走吧，罢了，强扭的瓜不甜。土改时，咱们对土豪，不杀，百姓怕。那些战犯，连普通人都不认识，为什么要杀？这也我留他们一命的原因。”

于是，周养浩与293个国民党战犯一道，坐上了最后一班火车，每人领了一百元零花钱。

这还不算，新中国允许这些战争罪犯自由决定他们的去处，他们想呆就呆，想去美国的时候就去美国，想去台湾的时候就去台湾。新中国实行的是空前的宽仁政策。

被赦免的战争罪犯，大部份都选择继续待在大陆，而向台湾提出申请的仅有十位，而前往台湾寻找昔日长官蒋介石的周养浩，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周养浩的算盘打得很好，但蒋介石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意思。蒋介石那时已是风烛残年，听到新中国准许十个战争罪犯返台，吓得魂不附体，认为这是新的统一战线方针。蒋介石说，“毛泽东简直就是在我命呀！”因此，蒋介石迟迟不肯批准10个被释放的罪犯申请。

在绝望的等待中，68军政工处的张铁石，绝望之下，选择了自杀。周养浩等人眼见登台已无希望，只得收拾行装，各自散去。

之后，周养浩决定和住在美国的女儿团聚，

八十年代初，段克文，也是一位获释的战争罪犯，他违背自己的良心，撰写《战犯自述》，污蔑中国政府，以求继续呆在美国。

那时，有些反华记者以为周养浩也“被迫害”，于是去美国找周养浩，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不料，周养浩在台湾、美国的媒体面前，痛骂段克文忘恩负义，狼心狗肺，“过去是我不对，但我不是段克文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人。还不是多亏了毛主席，多亏了我们党的好政策，我们才能和我们一家人团圆。”

台湾与美国的记者们，也料不到周养浩会如此说话，垂头丧气而去。

后来中国领馆在周养浩逝世的时候，也向旧金山大使馆献上了花圈。

周养浩一生都在为蒋介石效力，台湾政府到现在都不让他进入，他机关算尽，却最后死在了异国他乡。

参考文献：
昨日座上客,今天阶下囚——...息峰监狱主任周养浩的后半生_边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