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我要定了！”五位元帅争抢的工兵奇才，一人能抵一个师

一九四九年初春，在西柏坡的一间会议室里，几位未来的元帅正在讨论一名工兵干部的工作安排。他们都指挥过大兵团作战，这时却为了一个人的调动各自坚持意见。

华北的聂荣臻需要他，因为晋察冀地区地雷阵地离不开他。中原的刘、邓要用最好的工兵干部。其他人也都提出了各自的理由。

他们争的这个人，就是王耀南。报告最终送到了主席的案头。他对这位从安源煤矿走出来的工兵专家很熟悉。长征时于都河和湘江上的浮桥是怎么架起来的，冀中平原上让日军工兵头疼的地道网是怎么构筑的，他都清楚。看完报告，提笔写下批示，话很短：“此人能抵一个师。”一场少见的“元帅争将”，就这样有了结论。

王耀南的能力，和他早年的经历分不开。一九一一年冬天，王耀南出生在一个鞭炮世家。他的童年是在家里的鞭炮作坊里度过的。

从五岁起，王耀南就开始接触火药、捻线。不同配方下火药燃烧的声响和效果，这些知识不是从书上学来的，而是一天天的动手中记在心里的。

一九一九年，村里做鞭炮时发生意外，爆炸毁了半个村子。少年王耀南只好跟着家人，一路逃荒到了安源煤矿，找到在那里做爆破工的父亲。深深的矿井，成了他新的课堂。这里又黑又潮，王耀南跟着父亲下井，在地下几十米处学习。

老矿工随后发现，这个不太说话的小伙子，总喜欢用镐头轻轻敲打岩壁，然后把耳朵贴上去仔细听。时间长了，他能从声音里听出岩石实不实。声音扎实说明岩层坚固，声音发空就表示有危险。

有一次，他敲了几下后脸色大变，急忙喊工友们快跑。大家刚退开，身后的巷道就塌了下来。老师傅问他怎么知道的，他擦了擦脸上的煤灰说：“声音空了，像敲破鼓。”在安源，王耀南不仅学会了和石头、炸药打交道，还接触到了改变他一生的革命思想。

一九二一年秋天，主席来到安源煤矿，在井下，他和矿工们坐在一起聊天，人群里就有少年王耀南。那些关于革命、关于工人出路的话，像一颗种子，落在了他的心里。

一九二二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十一岁的王耀南走在罢工队伍的前面，高喊“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同年，党领导的安源儿童团成立，他成了里头的骨干。革命的浪潮，开始改变他的人生方向。

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后，安源的矿工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王耀南因为会爆破，被任命为爆破队副队长。

起义受挫后，部队向井冈山转移，并在三湾进行改编。部队人员减少，爆破队解散，王耀南从副队长降成一名普通班长。这是他军旅生涯中八次降职里的第一次。他没有多说什么，背起枪就跟上了队伍。

上了井冈山后，他的本事很快用上了。一九二八年八月，黄洋界保卫战打响。面对来进攻的敌人，王耀南带着战士们，在阵地前布下竹钉阵，准备好滚木和石头，还用松树造出了土炮。这些就地取材的防御办法，为守住井冈山贡献了力量。

随着红军不断壮大，建设专业工兵的需要越来越迫切，王耀南开始在这个岗位上展现出他的才能。

一九三零年六月，朱老总亲自下令，让王耀南组建红一军团工兵连，并担任连长。这支队伍，成了红军工兵最早的基础。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转移，首先要渡过江西于都河。王耀南带着工兵营赶到河边。没有专业器材，就用民船当桥墩，用杉木做桥架，拿门板铺成桥面。

十月十八日傍晚，中央机关就从这座浮桥上走过，开始了战略转移。更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湘江。敌军追击很猛，飞机不断轰炸，浮桥一次次被炸断。王耀南和工兵们跳进冬天冰冷的江水里，拼命抢修。

他们搜集门板、床板，甚至拆下祠堂的匾额来用。最后一段桥刚刚接好，对岸就传来紧急的军号声，那是催促后卫部队赶快过江的信号。王耀南是最后一批撤走的，他回头看了眼浮桥，转眼间，它就在爆炸中变成了碎片。

长征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常事。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王耀南指挥工兵连在短短两个月里，架起十几座桥，保证了部队的机动。他的能力大家都看到，主席称他为“工兵专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耀南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王耀南随部队投身抗日战场。他的专长在破坏交通、攻坚爆破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山西，他组织部队破坏日军交通线，专门选择运输要害下手。曾在一个月里成功炸毁日军军列二十八次。这样的硬本事，自然被各位指挥员看在眼里。

一九四零年的百团大战，八路军计划进行大规模破袭战。在这期间，王耀南亲自指挥了对井陉煤矿等重要目标的爆破。这些行动需要非常精确的计算。王耀南总是亲自察看现场，经过反复计算。随后他“工兵王”的名号在太行山越传越广。

一九四一年前后，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尤其是冀中平原，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扫荡”。平原上没有险要地形可以防守，大部队隐蔽和移动非常困难。

王耀南被派到冀中地区。他走访了许多村庄，发现老百姓为了躲鬼子，挖了不少藏身的“蛤蟆蹲”（小地洞）。他脑子里慢慢形成了一个新的主意：把这些分散的藏身洞连起来，改造成能打能藏的作战体系。

他设想的地道系统，让当地干部们大开眼界。地道不是一条直道，而是有主干、有分支，把家家户户连在一起。里面设计了防毒、防水、防挖的机关，设有瞭望孔、射击孔，还能实现转移。地道口也非常巧妙，锅台底下、牲口槽里，都可能是一扇暗门。

这种打法很快推广开来。到了一九四二年，冀中军区正式发出命令，全面开展地道战。像冉庄、焦庄户这些地方，成了让日军头疼的坚固堡垒。日军在地图上，给这些村子标上了特殊的记号。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九五一年，他已担任绥远军区参谋长，随后奉命入朝。当时志愿军面对一个难题：怎么抵挡美军在飞机大炮上的绝对优势火力，守住阵地？

他总结和推广出一整套以坑道为骨干、结合野战工事的防御体系。坑道内部设计成葫芦形，狭窄的地方利于防守，宽敞的地方能驻扎兵力、存放物资。战士们还在坑道里建储水池、开通风口，用炮弹壳种菜，解决长期坚守的生活问题。

这套坑道战术，在一九五二年秋天的上甘岭战役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美军倾泻了数量惊人的炮弹，把山头削低了两米，表面工事全部被毁。但志愿军战士退入坑道，保存了有生力量。

他们通过四通八达的坑道网，不断发起反击，和敌人反复争夺。美军始终没有明白，为什么在这么猛烈的火力下，中国士兵总能从地下不断出现。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王耀南一直没有离开他热爱的工兵事业。他的一生，几乎就是我军工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缩影。

从安源煤矿的童工，到井冈山的爆破队长；从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到华北平原的地道战组织者；从朝鲜战场的坑道防御实践者，到解放军工程兵现代化建设的推动者。他当过工兵连长、营长，也当过军区参谋长、工程兵副司令员。他五次负重伤，身体里留有弹片，职务也曾上下变动八次。但他干的始终是工兵的活儿，想的始终是破障开路、筑城防御的事。

即使在晚年，他的心思也常常放在那些工程图纸和战术总结上。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有时他会不自觉地用手比划坑道的走向。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王耀南将军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