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欧最新发文：美国已成火药桶，滑向内战边缘

作者：Ray Dalio

来源：Ray Dalio的Linkedin

“对我而言，观察当下发生的一切，就像在看一部我在历史中已看过许多次的电影。”

瑞·达利欧（Ray Dalio）用这句令人不寒而栗的开场白，以全球宏观投资者的视角宣告：美国已站在系统性风险的悬崖边缘，正从“财务状况恶化”的第五阶段，跨入“内战与革命”的第六阶段。

2026年1月27日，随着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局势的急剧恶化，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发表一篇长文《货币、内战与国际战争、明尼阿波利斯及更多——透视当下》。他不再含蓄，而是指出美国正在他所定义的“债务大周期”中，逼近最危险的临界点。“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你应该在情况尚可时离开。”

达利欧所说的“债务周期”，并不仅仅指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而是一个通常持续数十年的“大周期”。在这一周期中，债务累积、财富集中、政治博弈和社会情绪相互强化，经济周期的终局往往伴随着社会秩序的剧烈重塑。

正文

对我而言，观察当下发生的一切，就像在看一部我在历史中已看过许多次的电影。我是一名全球宏观投资者，我的预测方法是通过学习历史教训来理解事物运作的机制。我发现，当前发生的事件正以相同的原因反复上演，而理解这些因果关系对我助益极大。如今我已步入人生的一个阶段，希望将对我有益的见解传递出去，而非仅为己利而独享。正因如此，我在我的书《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则》中，描述了导致货币秩序、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兴衰的典型事件序列。我将这个事件序列称为"大周期"，因为它规模宏大且历时长久，通常持续约80年（即大约一代人的时间）。

上一次这些秩序崩溃是在1930年至1945年期间，这导致了1945年开始的战后货币、国内政治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而我们如今正目睹这些秩序的崩溃。我的书中全面描述了可用于识别我们处于大周期哪个阶段的迹象，以及驱动大周期的各种力量。最重要的是，我详细阐述了通常导致货币秩序、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崩溃的过程和事件序列，以便人们能将实际发生的事件序列与该模板中的描述进行比较。

对于该书的读者而言，现在应该很清楚，我们正处在从大周期的第5阶段（现有秩序崩溃前）迈向第6阶段（现有秩序崩溃）的边缘。

我写那本书的意图是：1）帮助政策制定者理解导致崩溃的过程并防止它们发生；2）帮助人们保护自己免受这些崩溃的伤害。我这样做时，也意识到我的解释可能不会对事态轨迹产生实质性影响。确实没有。尽管如此，既然我们现在显然正处在从第5阶段（崩溃前）过渡到第6阶段（崩溃）的边缘，而做出的选择可能对结果产生巨大影响，我觉得有必要重申我认为是当前事件背后动因的核心要点，并阐明那些可能导致更好或更坏结果的选择。为此，我接下来将简要分享我在《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则》一书中，与当前形势最相关的部分，特别是关于第5阶段（秩序崩溃前时期）如何导致第6阶段（秩序崩溃时期）的要点。这将使您能将当前发生的情况与我的大周期模板进行比较。需要明确的是，尽管不太可能通过实现金融健康所需的财政纪律来修复货币秩序，而且能否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也值得怀疑——这些秩序对于和平解决分歧和民主制度的运作至关重要——但这些改进仍然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尚未跨越从第5阶段到第6阶段的边缘。

以下是书中描绘这一图景的摘录。分享之后，我将解释我五年前写下的内容如何适用于当前形势（参见下文"我们的现状"）。

"第5阶段：

当金融状况糟糕且冲突激烈时"

"由于我在第3章和第4章已全面覆盖了该周期，这里就不再详细解释。但要理解第5阶段，你需要知道它紧随第3阶段（存在和平与繁荣以及有利的债务和信贷条件）和第4阶段（过度和颓废开始导致情况恶化）之后。这个过程在最困难、最痛苦的阶段——第6阶段——达到顶峰，那时国家耗尽资金，通常会以革命或内战的形式出现可怕的冲突。第5阶段是伴随金融状况恶化而产生的阶级间紧张关系达到顶点的时期。不同的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和人群如何处理冲突，对该国将以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方式经历必要的变革，有着重大影响。"

"典型的'致命组合'"

"引发重大内部冲突的典型'致命组合'包括：1）国家及其人民（或州/市）处于糟糕的金融状况（例如，背负巨额债务和非债务义务）；2）该实体内部存在巨大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以及3）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这种汇合通常会带来混乱、冲突，有时是内战。"

"要享有和平与繁荣，一个社会必须拥有惠及大多数人的生产力。平均数不如受苦人群的百分比及其力量重要。"换句话说，当缺乏广泛的生产力和繁荣时，风险就会上升。

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于，所创造的债务和货币被用于提高生产力和带来有利的投资回报，而不是仅仅被无偿发放而未能产生生产力和收入增长。如果只是无偿发放而未能产生这些收益，货币将会贬值到使政府或任何其他实体都几乎失去购买力的地步。

历史表明，对那些能产生广泛生产力提升且投资回报超过借贷成本的项目进行贷款和支出，能够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并偿清债务，因此这些都是良好的政策。"

"历史表明且逻辑推断，在所有层级（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以及能产生有效发现的研究方面进行良好的教育投资，效果会非常好。例如，大型教育和基础设施项目几乎总是带来了回报（如唐朝和许多其他中国朝代、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发展计划），尽管它们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事实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即使是债务融资的，也几乎是所有帝国崛起背后的关键要素，而这些投资质量的下降几乎总是帝国衰落的要素之一。如果做得好，这些干预措施完全可以抵消经典的'致命组合'。"在第5阶段，这并未发生。

所有这些都使经济更易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经济冲击可能由多种原因引发，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灾害（如大流行病、干旱、洪水）和战争。它创造了一场金融压力测试。在压力测试发生时存在的金融状况（以收入相对于支出、资产相对于负债来衡量）就是减震器。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的大小是衡量系统脆弱程度的最佳指标。"

当金融问题出现时，它们通常首先冲击私营部门，然后是公共部门。因为政府永远不会让私营部门的金融问题拖垮整个系统，所以政府的财务状况最为重要。当政府耗尽购买力时，崩溃就会发生。但在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会为金钱和政治权力展开大量争斗。"

"通过对50多场内战和革命的研究，有一点变得很清楚：内战或革命最可靠、最单一的领先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与巨大的财富差距相结合。这是因为当政府缺乏财力时，它无法从财力上拯救政府需要拯救以维持系统运转的那些私营部门实体（正如2008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政府所做的那样），它无法购买所需物资，也无法支付薪酬让人们去做它需要他们做的事。它已无能为力。"

"处于第5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丧失借贷和支出能力（这是进入第6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的一个领先指标是，政府存在巨额赤字，导致需要出售的债务数量超出了政府自身央行以外的买家愿意购买的数量。当无法印钞的政府被迫增税和削减支出，或者当能够印钞的政府大量印钞并购买大量政府债务时，这个领先指标就被触发了。更具体地说，当政府耗尽资金时（通过巨额赤字、庞大债务以及无法获得充足信贷），其选择有限。要么大幅增税并削减支出，要么大量印钞，导致其货币贬值。那些能够选择印钞的政府总是选择后者，因为这是痛苦小得多的路径，但这会导致投资者逃离正在被印制的货币和债务。那些无法印钞的政府则必须增税和削减支出，这导致有钱人逃离该国（或州/市），因为增税和服务削减令人无法忍受。如果这些无法印钞的实体在其民众中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这些举措通常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革命。"

"那些财富差距最大、债务最重、收入下降最严重的地方（城市、州和国家），最有可能爆发最严重的冲突。有趣的是，在美国，那些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市，往往也是负债最重、财富差距最大的州和市——例如，像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市这样的城市，以及像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这样的州。"

"面对这些状况，必须削减支出或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谁来支付修复的成本，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显然，不可能是无产者。削减开支对最贫困的人来说最难以忍受，因此需要对能够支付更多的人征收更多税款，这增加了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但当有产者意识到他们将被征税以支付债务利息和减少赤字时，他们通常会离开，导致'空心化'过程。这目前正在推动美国国内一些州向另一些州的人口迁移。如果经济状况恶化，则会加速这一过程。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着税收周期。"

"历史表明，在存在巨大财富差距和糟糕经济状况时增税和削减支出，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预示某种类型的内战或革命。"

"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

"从无序和不满中，会涌现出具有强势人格、反精英、并声称代表普通民众奋斗的领导者。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吸引那些认为精英阶层不关心其诉求的普通民众。它通常在以下情况发展起来：存在财富和机会差距，来自国内外持不同价值观者的文化威胁感，以及身居要职的'建制派精英'未能有效为大多数人服务。当这些条件引发普通民众的愤怒，并希望拥有政治权力者成为他们的斗士时，民粹主义者就会上台。民粹主义者可以是右翼也可以是左翼，他们比温和派要极端得多，并且倾向于诉诸普通民众的情感。他们通常对抗而非合作，排他而非包容。这导致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因不可调和的差异而激烈争斗。在他们领导下发生的革命激烈程度各异。例如，在1930年代，左翼民粹主义表现为共产主义，右翼民粹主义表现为法西斯主义，而在美国和英国则发生了非暴力的革命性变革。并且有四个民主国家转变为专制国家。最近，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是向右翼民粹主义的转变，而伯尼·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受欢迎程度则反映了左翼民粹主义的流行。在多个国家，走向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正在增加。"

"民粹主义与两极分化是标志。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越严重，一个国家就越处于第5阶段的后期，也就越接近内战和革命。在第5阶段，温和派成为少数。在第6阶段，他们不复存在。"

"阶级战争"

"在第5阶段，阶级战争加剧。这是因为，通常，在困难与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以刻板印象将他人视为一个或多个阶级的成员，并将这些阶级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5阶段，这一点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到了第6阶段，这变得危险。"

"一个在第5阶段出现、并在第6阶段增强的典型标志是妖魔化其他阶级的人，这通常会制造出一个或多个替罪羊阶级，他们被普遍认为是问题的根源。这导致了排除、监禁或消灭他们的驱动力，而这发生在第6阶段。民族、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常常被妖魔化。这方面最经典、最骇人听闻的例子来自纳粹对犹太人的对待——他们几乎被指责为德国所有问题的根源并遭受迫害。生活在非中国国家的华裔少数族裔在经济和社会压力时期也曾被妖魔化和当作替罪羊。在英国，天主教徒在多个艰难时期（如光荣革命和英国内战期间）被妖魔化和当作替罪羊。富有的资本家也常被妖魔化，特别是那些被视为牺牲穷人利益牟利的人。妖魔化和寻找替罪羊是我们必须警惕的经典症状和问题。"

"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

"由于媒体扭曲和宣传，人们无法了解真相的情况，会随着人们变得更加两极分化、情绪化和受政治动机驱使而加剧。"

"在第5阶段，争斗各方通常会与媒体人士合作，操纵民众情绪以获取支持并摧毁对手。换句话说，左翼媒体人与左翼其他人联手，右翼媒体人与右翼其他人联手，进行肮脏的斗争。媒体变得像私刑者一样疯狂：人们常常在媒体上被攻击、本质上被审判并被判定有罪，在没有法官和陪审团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就被毁了。1930年代左翼（共产主义者）和右翼（法西斯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的一个常见做法是控制媒体，并设立'宣传部'来指导他们。他们制造的媒体明确旨在煽动民众反对政府认定的'国家敌人'。民主体制运行的英国政府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了'信息部'来传播政府宣传，领先的报纸出版商如果按照政府希望的方式去做以赢得宣传战，就会得到政府提拔，如果不合作则会遭到诋毁和迫害。革命者也通过各种出版物进行同样的真相扭曲。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由革命者运营的报纸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当这些革命者掌权后，他们在恐怖统治时期关闭了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巨大的财富差距和民粹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扳倒精英的故事大受欢迎且有利可图，尤其是在右翼媒体中扳倒左倾精英的故事，以及在左翼媒体中扳倒右倾精英的故事。历史表明，这些活动的显著增加是第5阶段的典型问题，当结合施加其他惩罚的能力时，媒体就成为一种强大的武器。"

"遵循规则的消退

与野蛮争斗的开始"

"当人们热衷的‘事业’对他们而言比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岌岌可危了。规则和法律只有在极其清晰且大多数人足够重视在其框架内行事、并愿意妥协以使其良好运行时，才能发挥作用。"

"如果这两方面都不够出色，法律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如果竞争各方不愿意相互讲理，不愿意文明地做出决策以追求整体福祉（这需要他们放弃通过争斗可能赢得的东西），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内战，来考验相关各方的相对力量。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才是游戏规则，手段卑劣成为常态。第5阶段的后期，就是理性让位于激情的时刻。"

"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时，不道德的争斗就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强势。当每个人都有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且无法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内战/革命的边缘。"

"这通常以几种方式发生：在第5阶段后期，法律和警察体系被能够控制它们的人用作政治武器的情况很常见。同时，私人警察体系也会形成——例如，殴打他人并夺取其资产的暴徒，以及保护人们免受此类伤害的保镖。例如，纳粹党在掌权前就组建了准军事组织，后在掌权时成为官方力量。1930年代昙花一现的英国法西斯联盟以及美国的3K党，实质上也是准军事组织。这些情况相当普遍，因此应将其发展视为向下一阶段过渡的标志。"

"在第5阶段后期，抗议活动越来越多，且暴力程度日益加剧。因为在良性抗议和革命开端之间并不总是存在清晰的界线，当权领导层常常挣扎于如何在不被视为给予反抗体系自由的前提下允许抗议。领导层必须妥善处理这些局面。一个经典的困境出现在示威活动开始演变为革命时。对于领导人来说，给予抗议自由和镇压抗议都是危险的道路，因为两条路都可能导致革命力量壮大到足以推翻现行体系。没有哪个体系会允许人们去推翻它——在大多数体系下，试图这样做就是叛国，通常会受到死刑惩罚。然而，革命者的工作就是推翻体系，因此政府和革命者相互试探，看看界限在哪里。当广泛的不满情绪涌现而掌权者任其发展时，它可能沸腾到这样的程度：当他们试图压制时，它就会爆发。第5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累积到顶点，从而引发标志着向历史学家所认定的官方内战时期过渡的暴力战斗——我在大周期中将其标识为第6阶段。"

"人们在战斗中死亡，几乎可以肯定是标志着向更暴烈的内战阶段过渡的标志，这个阶段将持续到胜败被清晰地决定为止。"

"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有疑问时，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你应该在情况尚可时离开。""这通常发生在第5阶段的后期。历史表明，当情况恶化时，人们希望搬到状况不那么糟糕或更好的地方，而离开的大门通常会向想走的人关闭。对于投资和资金也是如此，因为国家在这种时期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措施。"

"从第5阶段（存在非常糟糕的金融状况和激烈的内外冲突）过渡到第6阶段（内战）的分界线，发生在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运转转为失灵之时。换句话说，它发生在体系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相互暴力相向以及领导层失去控制的时候。"

"当处于第5阶段时（如美国现在的情况），最大的问题是体系在断裂前能承受多大的弯曲。""民主制度允许民众做出几乎任何他们决定要做的事情，因而会产生更多的'弯曲'，因为人民可以更换领导层，并且只能责怪自己。历史也表明，民主制度在大冲突时期也会崩溃。民主需要共识决策和妥协，这要求许多持对立观点的人在体系内良好合作。这确保了拥有重要选民基础的党派能够被代表，但就像所有由观点迥异（甚至可能相互厌恶）的人组成的大型委员会一样，决策体系效率不高。"两千多年前，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很好地描述了民主是如何崩溃的；它可以用来描述现在发生的情况，所以这并非什么新鲜事。

"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它们会产生如此碎片化和对抗性的决策过程，以至于可能变得低效，这导致糟糕的结果，进而引发由代表大量民众的民粹主义专制者领导的革命，这些民众希望有一位强大、能干的领导者控制混乱局面，让国家为他们良好运作。"

"另一点值得注意：历史表明，在大冲突时期，联邦制民主国家（如美国）通常会发生州与中央政府之间关于相对权力的冲突。这是一个需要留意的标志，目前在美国尚未大规模出现；它的发生将标志着向第六阶段的持续演进。"显然，在2026年的当下，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并且可能会加剧。

"第5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导致内战/革命，另一条路则可能导向和平且理想的、繁荣的共存。显然，和平繁荣的道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更难实现的道路。那条路需要一位强大的领导者，他拥有激励大多数人（而非分裂他们）的力量，并推动他们做出艰难举措来纠正问题，使国家再次强大。这类领导者，即柏拉图所称的'仁慈的专制者'，能将对立各方团结起来，共同完成重塑秩序所必需的艰难工作，使秩序以一种大多数人认为公平（即高效且惠及大多数人）的方式良好运行。历史上此类案例极少。第二种类型是'强力战士'，他带领国家经历内战/革命的地狱。"

"第6阶段：当内战发生时"

"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在长期没有内战后那样假定'这里不会发生'，不如对内保持警惕，并寻找标志来衡量距离内战有多近。"

"尽管有无数的例子可供我研究以理解它们如何运作，但我选择了我认为最重要的29个案例，如下表所示。我将它们分为导致体制/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和没有导致重大变革的两类。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非常血腥的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秩序，因此它被归入下表中第二类（底部），而那些推翻了体制/秩序的则被列在顶部。这些分类当然不够精确，但我们再次不会让不精确妨碍我们看到如果坚持精确就看不到的东西。这些冲突中的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都以本节所述的典型方式发生。

"一个打破旧体制并必须建立新体制的内战的经典例子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内战。这建立了共产主义内部秩序，该秩序最终在1980年代末进入第5阶段，导致其尝试在体制内进行革命性变革——被称为'新思维改革'（在英语语境里被翻译为perestroika）——但失败了，随后是1991年苏联秩序的崩溃。共产主义国内秩序持续了74年（从1917年至1991年）。那个旧秩序被现在统治俄罗斯的新体制/秩序所取代，而新秩序是在旧秩序崩溃后，以本章前述第1和第2阶段解释中描述的经典方式建立起来的。"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它是戊辰战争之前三年倒幕运动（1866-69年）的结果。倒幕运动的发生是因为日本闭关锁国且未能取得进步。美国人强迫日本开放，这促使一个革命团体在战斗中击败了统治者（以军事幕府将军为首），从而推翻了当时由统治日本的四个阶级（士、农、工、商）运行的内部秩序。这个由传统人士运行的旧日本秩序极端保守（例如，社会流动性被法律禁止），被相对进步的、通过恢复现代化天皇的权力来改变一切的革命者所取代。在这一时期的早期，由于经典的财富差距和糟糕经济状况的触发，发生了大量的劳资纠纷、罢工和骚乱。在改革过程中，领导层为男孩和女孩提供了普遍的初等教育，采纳了资本主义，并向世界开放了国门。他们借助新技术做到了这一点，从而变得极具竞争力并获得了财富。"

"有许多国家做了正确的事情，从而带来了革命性的有益改进，同样也有许多革命者做了错误的事情，给其人民带来了数十年的巨大痛苦。顺便提一下，由于改革，日本随后经历了大周期的经典阶段。它变得非常成功和富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颓废、过度扩张、分裂，经历了经济萧条，并进行了代价高昂的战争，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经典的衰亡。其明治秩序及其经典大周期从1869年持续到1945年，共76年。"

"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以从根本上改变内部秩序。"

"它们包括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彻底重组，包括债务、金融所有权和政治决策的完全重构。这些变化是需要在现有体系内无法实现重大变革的自然结果。几乎所有的体系都会遇到它们。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体系都以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使某些阶级受益，这最终变得令人无法容忍，以至于必须通过斗争来决定前进的道路。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变得非常大，且随之而来的糟糕经济状况导致体系无法为很大比例的人口服务时，人民将斗争以改变体系。在经济上受苦最深的人会斗争，以从那些拥有财富和权力、并从现有体系中受益的人那里获取更多财富和权力。自然，革命者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体系，因此他们自然也愿意违反当权者要求他们遵守的法律。这些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内战暴力地发生，但如前所述，它们也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而不推翻整个体系。"

"内战时期通常非常残酷。典型的情况是，早期这些战争是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有力且有序的斗争，随着战斗和情绪的激化，各方为取胜不择手段，残酷程度会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加剧，以至于在第6阶段内战和革命中实际发生的残酷程度，在第5阶段会被认为是难以置信的。精英和温和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被杀害。阅读西班牙内战、中国内战、俄国革命、法国革命等内战和革命的故事，会让人毛骨悚然。"

"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先前我已经描述了导致跨过分界线进入第6阶段的第5阶段的动态。在这个阶段，所有这些都会大大加剧。我将加以解释。"

"内战和革命如何发生"

"如前所述，财富积累和贫富差距的循环最终导致极少数人控制了异常大比例的财富，最终引发贫穷的多数人通过内战和革命推翻富裕的少数人。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超乎想象。"

"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和革命将权力从左翼转向右翼，但也有许多将财富和权力转移给右翼，使其远离左翼。然而，这类案例较少，且情况不同。它们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功能失调的无政府状态，并且很大一部分人口渴望强有力的领导、纪律和生产力的时期。从左翼转向右翼的革命例子包括1930年代的德国、西班牙、日本和意大利；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1976年阿根廷政变，以军政府取代伊莎贝尔·庇隆；以及1851年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政变。我所研究的所有这些案例，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相同。与左翼革命一样，这些新的内部秩序在产生广泛的经济成功时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最大原因，长期趋势是总财富增加和财富分配更广泛（即普通人的经济和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当一个人身处大周期的某个阶段并经历它时，很容易忽视这个大局。"

"通常，领导内战/革命的人（现在依然如此）是来自中产阶级背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例如，法国大革命的三个关键革命领袖是：乔治-雅克·丹东，一位在资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律师；让-保罗·马拉，一位在资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医生、科学家和记者；以及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同样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律师和政治家。这场革命最初得到了许多自由派贵族的支持，如拉法耶特侯爵，他们都出身于相对富裕的家庭。同样，俄国革命的领导人是学习法律的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出身于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家庭的列夫·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由毛泽东领导，他出身于相对富裕的家庭，学习过法律、经济学、政治理论等多种学科；以及周恩来，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公务员中产阶级家庭。这些领袖通常也（现在依然）具有个人魅力，能够领导并与他人良好合作，以建立有实力实现革命的庞大、管理良好的组织。如果你想寻找未来的革命者，可以留意具有这些特质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通常会从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希望改革体系使其更公平）演变为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残酷革命者。"

"尽管在经济困难时期巨大的贫富差距通常是冲突的最大根源，但总存在其他导致冲突的原因，这些原因共同构成对领导层和体系的大量反对。通常，在革命中，有这些不同不满的革命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性变革；虽然他们在革命期间看似团结，但在赢得革命后，他们通常会就问题和权力相互斗争。"

"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的循环阶段，掌权政府几乎总是严重缺乏资金、信贷和购买力。这种短缺引发了从有钱人那里攫取资金的欲望，这导致拥有财富的人将财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和资产，进而导致政府通过实施资本管制——即控制向其他司法管辖区（如其他国家）、其他货币或更难以征税和/或生产力较低的资产（如黄金）转移——来阻止这些资金流动。"

"更糟糕的是，当内部发生混乱时，外国敌人更有可能挑战该国。这是因为国内冲突造成了可利用的弱点，使得外部战争更有可能发生。内部冲突分裂了国家内部的人民，在财务上给他们造成负担，并需要领导人投入精力，使其无暇顾及其他事务——所有这些都为外国势力创造了可利用的弱点。这就是为什么内部战争和外部战争往往接踵而至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还包括：情绪和脾气高涨；此时往往会上台的强势民粹主义领导人天生就是斗士；当存在内部冲突时，领导人发现来自外部敌人的可感知威胁可以使国家团结起来支持领导人，因此他们倾向于鼓励冲突；以及，物资匮乏导致个人/国家更愿意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战，包括其他国家拥有的资源。"

"几乎所有的内战都有外国势力参与，试图影响结果以符合其自身利益。"

"内战和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并不明确，但当你深陷其中时则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历史学家为内战的开始和结束指定日期，但这些都是武断的。事实是，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内战已经开始或已经结束，但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其中。例如，许多历史学家将1789年7月14日定为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日子，因为当天暴民袭击了名为巴士底狱的军火库和监狱。但当时没有人认为那是法国大革命的开始，也不知道那场内战的残酷程度会变得多么可怕。虽然一个人可能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但可以有不精确的标志来帮助自己定位所处的阶段，看清前进的方向，并对下一阶段的样子有所了解。"

"内战极其残酷，因为它们是生死之战。每个人都是极端分子，因为每个人都不得不选边站队并战斗——温和派在残酷的肉搏战中也会落败。"

"至于什么类型的领导者最适合内战和革命，他们是'鼓舞人心的将军'——那些足够强大，能够动员支持并赢得他们必须赢得的各种类型战斗的人。因为战斗是残酷的，他们必须足够残酷，能够为取胜而不择手段。"

"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持续数年，并决定官方的胜者和败者，这体现在谁占据了首都的政府建筑。但就像开端一样，内战/革命的结束也并不像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清晰明确。权力巩固的战斗可能在官方内战结束后持续很长时间。"

"虽然内战和革命通常极为痛苦，但它们常常带来结构性重组，如果处理得当，能为未来的改进成果奠定基础。内战/革命之后的未来景象，取决于接下来的步骤如何处理。"

（摘录结束）

我们目前的现状

现在让我们聚焦过去几天发生的大事件：第二位抗议明尼阿波利斯市ICE执法的抗议者被杀。目前似乎正在发生的、标志从第5阶段向第6阶段过渡的两个经典标志是："人们在战斗中死亡，几乎可以肯定是标志着向更暴烈的内战阶段过渡的标志，这个阶段将持续到胜败被清晰地决定为止"和"历史表明，在大冲突时期，联邦制民主国家（如美国）通常会发生州与中央政府之间关于相对权力的冲突。"

美国现在就像一个火药桶。根据最新的PBS新闻/NPR/Marist民意调查，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30%）认为，为了让国家重回正轨，人们可能不得不诉诸暴力。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9月至10月）发现，85%的美国成年人承认，美国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事件正在增加。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发现，从2016年到2024年，发生了21起党派政治袭击或阴谋，而2016年之前的25年多里只有两起类似事件。这意味着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出于政治动机的阴谋/袭击大约增加了十倍。美国的枪支数量比人口还多，而且很多人有暴力倾向。当然，中央政府与明尼苏达州（以及其他州政府）之间的冲突是严重的，而且看起来可能会恶化。全世界都看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市两名反对特朗普政府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的抗议者被杀，现在都在观望哪一方会退让。

许多人都在等待，看特朗普总统是会继续对抗（我相信这会冒将我们推向更明确的战争边缘的风险），还是会尝试将我们从边缘拉回，通过呼吁和平、承诺并展示司法系统将妥善处理枪击事件，并限制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活动。（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政府将审查此次杀戮事件，而且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不会永远留在明尼阿波利斯。）尽管他的选择将对后续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包括可能点燃这个火药桶，但无论如何，重要的是在驱动大周期的所有力量和事件的背景下看待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明尼阿波利斯事件如何发展，这些巨大的力量正在演变，将决定大周期如何推进。

"结论"

（摘自《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则》）

"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进化本身，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在进化之中存在着周期，它们如同潮汐般涨落，难以改变或对抗。要妥善应对这些变化，必须了解自己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它的永恒且普遍的原则。随着条件变化，最佳方法也会改变——也就是说，什么是最好的取决于具体情况，而具体情况总是以我们刚刚审视的方式不断变化。因此，僵化地相信任何经济或政治制度总是最好的，是一种错误，因为肯定会有该制度并不最适合当下情况的时候，如果一个社会不进行适应，它就会消亡。这就是为什么不断改革制度以适应环境才是最佳选择。任何制度的考验标准很简单，就是它在实现大多数人想要的东西方面效果如何，这是可以客观衡量的，我们能够并且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历史传递的最响亮、最清晰的教训是：通过熟练的协作，建立富有成效的双赢关系，在做好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让大多数人满意，这种方式远比为了财富和权力而进行内战、导致一方压制另一方，更有益且痛苦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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