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1842年1月13日，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骑着濒死的矮马，出现在贾拉拉巴德城墙下。
救援队问他：军队在哪？他回答：我就是军队。
这个人叫威廉·布赖登，一名苏格兰军医。
在他身后，是超过一万六千人的累累尸骨。
大英帝国在亚洲最惨烈的军事灾难，就这样以一匹马、一个人的画面，定格在历史深处。
布赖登抵达城门时，头骨已经被削掉一块。
刀是阿富汗人砍的。能活下来，全靠他在帽子里塞了一本《布莱克伍德杂志》。
那本杂志挡住了致命一击，刀锋只切掉了一层头皮和部分颅骨。
城墙上的英国士兵目睹布赖登骑马靠近时，整个人已经接近虚脱。那匹矮马据说进了马厩就倒下，再也没站起来。
贾拉拉巴德的守军连续几个夜晚在城门挂灯、吹号角，希望能引导其他幸存者找到方向。
没有人再来。
1839年的时候，大英帝国以"帮助阿富汗建立合法政府"为名义，派出两万多人的远征军。
目标很明确：扶植一个亲英政权，阻止俄国人染指这片战略要地。
开局顺利得像演习。英军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攻占坎大哈，拿下加兹尼要塞，一路杀进喀布尔。
被流放近三十年的沙·苏贾在英国刺刀的护送下重登王位。
帝国上下一片欢腾。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问题就出在这种"没问题"的心态上。
英军高层认为大局已定，开始享受胜利果实。
驻军指挥官埃尔芬斯通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体差到连马都骑不稳，却被任命为喀布尔最高军事长官。
这个人的特点是优柔寡断，遇事就开会，开完会就拖延。
更离谱的是驻扎位置。
英军放弃了易守难攻的巴拉希萨尔堡，跑到喀布尔东北角新建了一个营地。
这个营地选址堪称灾难——四面环山，地势低洼，布满沼泽。
防线拉得太长，兵力根本铺不过来。补给仓库居然设在三百英里外的独立堡垒里。
这相当于把脖子主动伸到别人刀口下，还把盾牌扔到几百里外。
阿富汗人的怒火在地底下燃烧了两年。
沙·苏贾的统治完全靠英国刺刀维持。部落酋长们表面顺从，暗地里恨透了这帮异教徒。
英国人以为金钱可以收买一切，却不知道在阿富汗，侮辱比贫穷更难以忍受。
1841年11月，喀布尔爆发起义。
最先遭殃的是英国高级官员亚历山大·伯恩斯。
人群围攻他的住宅，英军驻扎在几公里外，竟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救援。
伯恩斯被拖出来，当街砍死。住宅被点燃，火光照亮了整个喀布尔的夜空。
这把火，烧掉了英国人最后的威慑力。
叛乱像野火一样蔓延。各部落武装从四面八方涌向喀布尔。
英军被困在那个糟糕的营地里，补给断绝，弹药告急。埃尔芬斯通依然在开会、犹豫、等待。
最终，英国人不得不和叛军首领阿克巴·汗谈判。
阿克巴·汗开出条件：英军撤退，保证安全通行。
英国人信了。
1842年1月6日，撤退开始。
从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距离约九十英里。
队伍包括四千五百名英印士兵，一万两千名随营人员——厨师、马夫、仆役，还有军官们的妻子和孩子。
这支队伍要穿越的，是兴都库什山脉最险恶的峡谷地带。
一月的阿富汗，积雪齐腰，气温零下二十度。
布赖登在日记里记载：撤退第一夜，大批印度士兵就被冻伤，不得不丢弃在雪地里。没有人回头看他们一眼。
所谓的"安全通行"，从第一天起就是个骗局。
阿富汗部落武装从山顶俯冲而下，在狭窄的山口设伏。
英军队伍拉得太长，首尾不能相顾。
前面的人被截杀，后面的人被围歼，整条峡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
布赖登后来回忆当时的场面：混乱到了极点。
他被人拉下马，一把阿富汗弯刀砸向头顶。
那本塞在帽子里御寒的杂志救了他一命。
刀锋切开帽子，削掉一块头皮和颅骨，血流满面。
他爬起来，发现自己的马跑了。一个快死的印度骑兵把马让给了他，说：我的时辰到了，你骑上去走。
布赖登把这个印度人扛上马背，想带他一起逃。没骑出多远，人已经断气了。
第六天夜里，整支队伍只剩下不到一百人。
1月13日清晨，最后的二十名军官和四十五名士兵在甘达玛克被包围。
那是一座光秃秃的小丘，无险可守，无路可退。
这些人背靠背站成一圈，用刺刀和石头做最后的抵抗。
没有人投降。到中午时分，小丘上已经没有一个活人。
布赖登不在这批人里。他在前一天夜里和十几个骑马的军官脱离了大队，想骑快马冲出去报信。
这十几个人在法塔巴德遭遇伏击，死了一半。
剩下的六个人继续逃，马一匹接一匹倒下，人一个接一个被追上砍死。
最后只剩布赖登和另一个军官。那个军官的马彻底跑不动了，他跳下来，朝布赖登喊：你去报信，我在这里挡一挡。
布赖登没有回头。他知道回头就是死。
距离贾拉拉巴德还有二十多公里，布赖登遇到了最后一批阿富汗人——二十个步行的部落民。
他们没有枪，只有石头和刀。
布赖登用缰绳咬在嘴里，双手挥舞残破的军刀，硬生生从人群中冲了过去。
一个阿富汗人举枪射击。子弹打碎了布赖登的刀，只剩刀柄上一截残刃。
就这样，他骑进了贾拉拉巴德的城门。
消息传回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当场中风。
大英帝国的骄傲被这场灾难彻底击碎。一万六千人出发，只有一个军医活着回来。这在英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
维多利亚时代画家伊丽莎白·巴特勒后来创作了著名油画《军队的残余》，画面上布赖登骑着奄奄一息的矮马，孤零零地出现在城墙下。
这幅画成为帝国创伤的永恒象征。
布赖登本人活了下来，后来参加了第二次英缅战争，又在1857年的勒克瑙围城战中负伤。
这个人仿佛有九条命，最终于1873年在苏格兰老家善终。
阿富汗人至今把1842年的胜利视为民族骄傲的象征。
喀布尔的使馆区至今以阿克巴·汗的名字命名。
驻阿富汗的外国记者最常去的酒吧叫"甘达玛克小屋"，就是那场最后决战的地名。
英军在阿富汗南部的一座基地，干脆用布赖登的名字命名为"苏特营"。
三十年后，英国即将陷入第二次英阿战争。
当年亲历这场灾难的乔治·劳伦斯写信给《泰晤士报》警告：撤离喀布尔的教训，应该永远作为对未来政治家的警示。
没有人听。
参考资料： 《远征桀骜难驯之邦：西方世界在阿富汗的灾难性纠葛》·澎湃新闻·2021年8月 《英阿战争》·解放军报·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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