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猛地一看这几句词，如今的年轻人估计得挠头，心里还得犯嘀咕：这又是哪首不出名的老红歌？
可要是把日历翻回1978年，这几句词可是印在宪法里、那是必须全体起立、扯着嗓子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调子嘛，还是那个大伙儿熟得不能再熟的《义勇军进行曲》，但这词儿，那是改得连亲妈都不认识了。
这版“新国歌”顶着国家象征的名头，在神州大地上正儿八经地通行了四年多。
谁知道，到了1982年，这版歌词就被彻底扔进了废纸堆，原来那个喊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旧版本”，又被风风光光地请了回来。
为啥1978年非要改？
又为啥折腾了四年又要废？
这事儿哪怕现在回头看，其实是两代拍板的人，对于“国歌到底是个啥”这笔账，算法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咱们先来盘盘1978年的那笔账。
就在这时候，好些人觉得现成的国歌唱起来“不对味儿”。
哪儿不对味儿？
歌词。
原来的词是田汉在抗战那会儿写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些字眼放在1935年，那真是字字带血，可放在1978年，大伙儿觉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新中国都立起来快30年了，怎么还天天喊“最危险的时候”？
咱们的目标不是四个现代化吗？
不是要搞建设过好日子吗？
这种想法在当时特别吃香。
于是，专门负责征集国歌的小组就拉起来了。
摆在这些人面前的路有三条：
头一条，彻底换血。
曲子、词全都要新的。
第二条，留着曲子，把词给换了。
第三条，原封不动。
小组做这笔决策时，心里也没底，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搞了“两手抓”：一边收全新创作的国歌，一边也收给老曲子填的新词。
没过两个月，几百份稿子像雪片一样飞到了北京。
里面有188首是连汤带药全是新的，有130首是给聂耳那首老曲子填的新词。
经过一遍遍演奏、试听、筛选，上面的人发现个大问题：新写的那些曲子，怎么听怎么觉得火候不够。
聂耳那个原曲，那是神作。
短促、有力、激昂，那是刻在中国人骨头缝里的旋律。
从抗战一直唱到解放，连老外听了都知道这是中国的动静。
既然曲子动不得，那就拿歌词开刀吧。
这么一来，折中方案出来了：曲子还用聂耳的，词换成符合“新长征”精神的。
1978年3月，这首填了新词的国歌，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盖章通过。
逻辑通顺不？
通顺。
符合当时那股劲儿不？
符合。
结果咋样？
这首“新国歌”推了好几年，老百姓怎么唱怎么觉得别扭。
哪怕上面拼了命地推广，这新歌词也像一阵过堂风，吹完就没影了，压根没往心里去。
反倒是那个被废掉的“旧歌词”，还在好多人的心里头打转。
为啥看起来“逻辑满分”的决策，最后却翻车了？
这就得把镜头拉回1949年，看看第一代决策者是怎么算这笔账的。
说白了，嫌歌词“过时”这档子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闹过一回。
1949年9月，眼瞅着开国大典就要办了，国歌还没个准信儿，第六小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会儿，马叙伦这几位提议：别费劲了，就拿《义勇军进行曲》顶上。
大伙一听，歌绝对是好歌，名气也够响。
可是——老问题又冒出来了：歌词里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不是有点丧气？
咱们都要建国了，那是大喜事，得红火，这词儿是不是得修修？
连写词的田汉自己都觉得脸上挂不住，表态说：“要不我改改？”
你看，当事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恩来总理把这事儿给拦下来了。
周总理没讲什么大道理，直接搬出了法国的国歌《马赛曲》。
《马赛曲》是啥时候写的？
法国大革命那会儿，法国跟奥地利干仗，那是为了鼓舞大伙儿去玩命的。
歌词里全是“复仇”、“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这种狠话。
后来法国也不打仗了，也阔气了，这歌词改没改？
一个字没动。
法国人照样唱得震天响。
周总理这笔账算得深：国歌不是给你汇报工作的“说明书”，它是要把民族感情聚拢起来的“图腾”。
他说，就是要用旧歌词，才能把那股劲儿提起来。
要是改了，那种经过战火烧过的“原味”就没了。
毛主席听完，当场拍板。
他的理由更干脆：虽说现在没炮火了，但咱们还被敌人围着呢，日子也没安稳到哪去。
这首歌能给大伙儿提个醒，“居安思危”。
1949年的路子是：留着伤疤，是为了让你别忘了疼。
而这个“疼”，那是真金白银用命换来的。
这首歌怎么来的？
那就是一部血泪史。
1934年，田汉想拍个抗日电影叫《风云儿女》。
国民党那边不干了，他们不想抗日，更不想让别人嚷嚷抗日。
剧本刚弄完，田汉就被国民党扣了个“宣传赤化”的帽子，抓进大牢了。
人虽然进去了，电影还得接着拍。
田汉在号子里，满脑子琢磨的还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歌。
没纸，没笔。
灵感来了咋整？
他就找了个抽烟剩下的香烟盒，把背面那一小块锡纸衬纸扯下来，在那上面写下了那几行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后来，这张写得密密麻麻的香烟盒纸板，被人偷偷带出了监狱。
聂耳听说了这事，主动找上门：“这首歌，归我谱曲！”
他是冒着随时被抓的风险接了这个烫手山芋。
这首歌可不是坐在空调房里憋出来的，它是从监狱里、从高压下、从亡国灭种的恐惧里“喷”出来的。
所以它一落地，就是活的。
不到四年，这首歌从上海弄堂传到了延安窑洞，从前线战壕传到了海外华侨那儿。
甚至过了好些年，国民党想禁这首歌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戏。
在国统区，老百姓要反抗，张嘴唱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国民党军队里下了死命令：不许唱、不许播、不许听。
可哪怕刀架在脖子上，这旋律照样在地下疯传。
在另一头，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这首歌早就成了军队的魂，成了那个年代所有不想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的暗号。
这种经过几十年血与火洗礼沉淀下来的感情，哪里是随便改几个“不合时宜”的词就能换掉的？
1978年改词那档子事，看着是顺应了时代的“形势”，却把历史的“厚度”给搞丢了。
改完的歌词，政治口号是喊得震天响，可它把这首歌跟那段苦难日子的血肉联系给切断了。
老百姓唱它的时候，脑子里没画面，心里没颤动，充其量就是首一般的歌。
这种不对劲的感觉，日子越久越明显。
熬到了1982年，曾经好几次提议恢复原词的作家陈登科这帮人，又把议案递了上去。
这回，没再像以前那样石沉大海。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拍了板：撤销1978年的新歌词，把《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词给请回来。
兜兜转转四年多，历史跟大伙儿开了个玩笑，最后又回到了原点。
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写进宪法。
回头瞅瞅这段折腾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两种脑子在打架。
一种是“实用主义”，觉得东西旧了就得修，词不达意就得改。
另一种是“历史主义”，心里明白有些东西之所以金贵，恰恰是因为它记住了最难的那会儿。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搁在今天唱起来，依然让人头皮发麻。
它不是在咒咱们现在不好，而是在给未来敲警钟。
就像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算的那笔账：一个国家，只有记住了自己最危险的时候，才永远不会真的掉进危险的坑里。
信息来源：
《共产党员(河北)》2022年04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及立法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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