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并，古代无解死循环，宅基地不能买卖，终结历史周期律

不管是古代的耕夫，还是现在的农民，土地从来都不只是一块能种庄稼的地，更是安身立命的根。

但几乎每一个王朝的覆灭，背后都藏着同一个无解的难题：土地兼并。

而现在，咱们一直坚守的“宅基地不能买卖”的规矩，正在悄悄打破这个延续千年的死循环……

古代的老百姓最怕什么？

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带来的无地可种。

毕竟天灾有丰年能补，可要是土地都被豪强抢走了，就算年成再好，也轮不到自己吃饱饭。

从战国末年到清朝灭亡，土地兼并就像一个甩不掉的魔咒：

每个王朝初期都能靠着均分土地、轻徭薄赋稳住局面；

但到了中后期，豪强地主、官僚贵族就开始疯狂占地，最后逼得农民走投无路，只能揭竿而起，王朝覆灭；

然后新的王朝建立，再重复同样的循环。

这种死循环，古代的明君贤臣再厉害，也没能彻底破解。

东汉末年，全国不到10%的豪强地主，占据了全国70%以上的耕地；明代中后期，仅松江府的官僚徐阶家族，就占了当地13%的耕地，形成“士大夫尽夺民业”的畸形局面，而当时全国流民数量突破千万，大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

可能有人会问，古代政府不管吗？其实不是不管，是管不住，也管不好。

古代的土地制度，看似有均田制、屯田制等各种规定，但本质上是维护统治阶层利益的。

比如北魏到唐前期的均田制，虽然规定丁男能分到百亩土地，其中二十亩永业田可传给子孙，八十亩口分田死后归还政府。

但这种制度有个致命缺陷——不限制豪强地主的占地上限，而且官僚贵族能享受免税、免徭役的特权。

久而久之，自耕农遇到天灾人祸，只能把土地卖给豪强抵债，自己沦为佃户，每年要把一半以上的收成交给地主，日子比交税还难。

汉代的情况更典型，表面上田租从什五税一降到三十税一，看着是减轻农民负担。

可实际上，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收的租子却是“泰半之赋”，也就是一半以上，农民的实际负担压根没减。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官僚和豪强还会通过“诡寄”“投献”等手段，把农民的土地挂在自己名下，逃避赋税，导致国家税基萎缩。

到了王朝末期，土地集中到极致，国家没钱赈灾、没钱养兵，流民四起，起义爆发。

比如明末李自成起义，主力就是陕北那些“无立锥之地”的饥民，最终推翻了明朝。

其实，古代也尝试过破解这个难题。

从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到张居正“一条鞭法”，历代改革者都试图通过调整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缓解矛盾，但最后都失败了。

核心原因很简单，这些改革都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被官僚、豪强、贵族联手反对。

改革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改革者身败名裂。

这种死循环，本质上是土地变成私人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后，资本和权力必然会联手囤积土地，导致贫富差距极端化，最后引发社会动荡。

而这个难题，直到现代宅基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才终于有了破解的可能。

咱们现在说的宅基地不能买卖，不是临时规定，而是延续了四十多年的刚性政策。

建国初期，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农村宅基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这样的制度设计，从根源上杜绝了私人大规模兼并农村土地的可能。

最早明确宅基地不能买卖的，是1982年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其中首次明文规定，宅基地不得买卖、出租和转作宅基地以外的用途。

之后，这项政策不断细化，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收紧，明确提出“两个不允许”：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

但不让买卖宅基地，并非会限制农村发展。

我国正在推进宅基地自愿退出、入股等合法流转方式，农民可以把闲置的农房改造为民宿、农家乐，或者入股乡村旅游项目。

而且，宅基地确权后，农民可以凭借宅基地使用权申请抵押贷款，进城落户后也能保留宅基地使用权。

这样，既保障了农民的权益，又能盘活闲置资源，实现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双赢。

另外，城镇户籍子女可以继承农房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但不能翻建、扩建。

这种“堵疏结合”的方式，既守住了不兼并的底线，又为农村发展留足了空间。

说到底，宅基地不能买卖，本质上是给农民留一条“退路”。

农民靠土地吃饭，宅基地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

一旦放开买卖，万一农民因为一时困难，低价卖掉宅基地，最后无家可归。

这和古代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本质上是一样的风险。

而现在的政策，就是把这条“退路”守住，让农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有地方住、有地种，这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

观察者网：2025-09-16：农业农村部：明确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严禁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