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深夜，叛徒葛海禄突然性瘾大发，想抢几名村妇作乐。

1938年深夜，当了叛徒的葛海禄突然性瘾大发，便偷偷从样子沟下屯来到上屯想抢几名村妇作乐。谁知道，还没走到地方，远处的一点火光就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心里顿时乐开了花，那肯定是自己那帮“老战友”！
冰冷的风卷过样子沟下屯，葛海禄蜷在一堵残旧的土墙后头，呼出的气在空气里化成白雾。他眼里闪着一种久违的躁动。
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跟着抗联满山跑、干净利索的兵了。
在他把一处藏匿点报告给日伪之后，他就吃上了细白的米饭，穿了棉衣，手里还有了枪，他明白，那一刻自己已经“从人变成了狗”。
那个夜晚，他从垂柳河附近转了出来，钻到上屯方向，他心里的盘算很简单，躲开岗哨，寻个没关门的窗户，抢几个女人，哪怕抢不走，也要解点“馋”。
他想得很明白——这个村的人，大多数是支持抗联的，可现在抗联跑得越来越深，没人想为了几个妇女跟带枪的伪军硬拼。
正走着，他突然看到前边林子口有一丝火光，他蹲下身子定睛看，火苗一闪一闪，小得要命，却在他的脑海中炸开片刻。
他见过类似的光，他立马兴奋了，他知道，他盼了很久的机会来了，可他没想到，他踩进的不是机会的前殿，而是民族记忆的埋骨地。
那年秋天，东北抗联已经不是当初的阵仗，十减七八，补不上口，王德泰牺牲、西征部队残破、物资短缺。
生活战和生死战重叠，在深山里熬着一口野汤都算是福份，被逼无奈，不少部队学会了“溜边打”，打一枪走十里，不给敌人还手的机会。
但乌斯浑河北岸那个小火堆极不寻常，火边站着八名妇女，最小的十三岁，最大的不过三十，冷云围坐在她们中间，沉默地把手摊向火光。
从30多人一路到8个，她们经历了数十次清剿，身体在冬夜冻得发紫，依靠剥树皮、煮鞋垫、咽木屑熬过来的。
抗联在北满依旧坚持，只是代价太大了，她们的存在，是为保护正在转移的主力，冷云没告诉她们，自己接到的最后一封电报，是“准备脱身战”。
她们是被编入后勤一支中的“临编排”，可就因为是“女兵”，日伪军更恨她们。
捉到一个，就用鞭子抽三天，然后枪毙；抓两个，半条村的男人都要被一块带走问罪。
可这火堆点燃之后，就再也不会熄灭，它成了一个陷阱的信号，也注定了一场惨烈结局的开始。
葛海禄把火光位置摸准后，顺手拉起两个路过的“密探兵”，低声说：“那儿有窝抗联娘们儿，估计走不了了。”
那语气里，是一丝贪婪和跃跃欲试，他没点人多怕打不过，只点了三人，是想留名字上报，最好把人活着抓回去。
功劳一到，自己就能从“乡勇队”转进正规队，踢掉那些拖他后腿的“老马仔”。
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八名女兵根本不是等饭的草包，而是跟他当年受训时住一间炕的冷云带出来的。
冷云没料到会这么快暴露，那时她手上连一颗完整的子弹都没有。
她只知道，只有自己和身边这七人，能为北去转移争得一点时间，在火把即将被扑灭的一刻，她低声说了句，“准备掩护，我留下。”
“我们也是战士。”十三岁的王惠民握拳，“要留，就一块留。”
她们决定拔出手榴弹，制造爆响织出烟幕，按照冷云的判断，那火光肯定已经被敌人盯上，再不动手就等死，若动手，人也许活不下去，但线索就不会落在敌人手中。
1938年11月3日凌晨三点，一阵骚乱打破乌斯浑河的静夜，几声土制炸药声在山谷中爆开。
试图突围的动作失败后，七位女兵拉着彼此的手，义无反顾地跳进乌斯浑的冰水中。
冷云最后点燃的是残存的一块黑火药，她落水前看了葛海禄一眼，没有愤怒，只有漠然。
葛海禄在河边溜了一夜，什么都没捞出来，从水下捞上来的尸体只剩五具，头发仍湿漉，手臂紧紧攥在一块，没人能拽开她们的指头。
后来，一批新兵在训练时听说此事，不自觉开始在枪托后写上几个字：“乌斯浑不沉。”
周保中后来在战后纪要中写道：“她们的死救活了整编队，并未白死。”
人是会忘的，没亲眼见过那夜河水颜色的人，很难真的记住整件事，可很多人发现，乌斯浑河的流速之后变得更急了，甚至在枯水期也不见干涸。
1971年建墓时，烈士墓的基底石材本应采用统一样式，最终却选用了来自长白山的岩心石，原因只有一个：祖国在她们投身的方向。
那位叫王惠民的十三岁女孩，从未有过照片，她死后连合适的资料也没留下，墓碑上名字最小，也被风吹得最快淡。
但不少参军的女兵都说过自己小时候听过她的事，记得她曾高喊一句话：“人都得死，挑怎么死最重要。”
再往后的几十年，“八女投江”成了很多地方上学、做报告、拍电影的素材，曾有好几位女编剧想用“柔情”处理她们的临死前心理。
其实她们也怕、有犹豫、有留下的渴望，但真正让这段历史不朽的，是在不可想象的时间节点上，人能选择与自己身体相反的方向走——她们不是奔生，而是主动求死以堵敌。
敌人的名字后人多半记不清，背叛者几乎被埋在无名墓，可那八名不愿落入敌手、甚至把遗体扣在一块的女战士，却从未真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