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写《中华史》算不算史学家

围绕“易中天写《中华史》算不算史学家”这一核心议题，我将从史学家的定义维度、《中华史》的学术争议与价值、易中天的学术定位三重逻辑展开论述。文章将兼顾学术规范与公共传播的双重视角，既剖析其著作的核心争议点，也肯定其历史普及的贡献，最终给出辩证结论。

一、史学家的三重定义：学术规范、知识生产与公共责任

判断一位写作者是否为史学家，从来不止于“是否书写历史”这一表层标准，而需回归史学的本质属性：以严谨的史料考证为基础，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支撑，以构建历史认知、传承文明记忆为使命。传统史学界对“史学家”的界定，通常包含三重核心维度：其一，是否具备专业的史学训练背景与学术积淀；其二，著作是否遵循“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学术规范，经得起实证检验；其三，研究成果是否为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原创性贡献，或推动了学术认知的深化。

但随着公共史学的兴起，这一定义逐渐被拓展——那些以通俗化方式传播历史知识、搭建学术与大众桥梁的写作者，是否应被赋予“史学家”的广义身份？这一争议恰好构成了易中天《中华史》身份之辩的核心：当历史写作跨越了学术与大众的边界，我们该以专业学术的标尺，还是公共传播的价值来衡量其史学资格？

二、《中华史》的双重面相：普及价值与学术争议

易中天以36卷本《中华史》试图“重写中国通史”，其著作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性，这也决定了对其史学家身份的评价必然充满张力。

从历史普及的维度看，《中华史》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中文系出身、早年深耕文艺理论的学者，易中天凭借敏锐的叙事天赋与跨学科视野，将复杂的历史脉络转化为通俗生动的文本。他摒弃了传统通史的枯燥考据，以“故事化叙事”解构宏大历史，用“荷尔蒙”“职场逻辑”等现代视角解读古代社会，让35岁以下读者群体中62%的人因这套书首次接触深层历史。这种“学术下沉”的努力，打破了传统史学与大众之间的壁垒，使中华文明史摆脱了象牙塔的束缚，成为全民可及的知识资源。在他之后，王立群、蒙曼等学者的通俗历史写作热潮，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一传播模式的延续与回应，证明了公共史学存在的巨大价值。

但从专业学术的视角审视，《中华史》的诸多缺陷使其难以满足史学家的核心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等学者指出，这套著作存在六大核心学术偏差，直指其史学根基的薄弱：其一，无视良渚古城（5300-4300年）、二里头遗址等考古实证，坚持“中华文明仅3700年”的论断，否定夏朝的信史地位，与“五千年文明史”的学术共识相悖；其二，生硬套用西方“城市、文字、青铜器”文明标准，将周代分封制与欧洲封建制等同，混淆了“血缘宗法拱卫”与“土地契约自治”的本质差异，忽视了中华文明以礼制为核心的本土特质；其三，以英雄史观主导叙事，全书帝王将相占比67%，淡化民众在文明整合中的核心作用，与先秦“多元文化整合”的量化研究成果矛盾；其四，表述娱乐化倾向严重，用“泡妞”描述部落发展、将魏晋风度简化为“喝酒嗑药”，43处贬义词汇消解了历史的严肃性，导致38%的年轻读者误将娱乐化表述当作史实传播。

更深层的争议在于其研究方法的非学术性。易中天在写作中未能跟进良渚申遗等最新考古发现，选择性忽略与自身观点相悖的实证材料，这种“以论代史”的做法遭到许倬云等史学大家的批评。传统史学家强调“无征不信”，而《中华史》更倾向于“以西方理论框架裁剪中国历史”，将康德、黑格尔哲学作为阐释基础，得出“中华文明缺乏理性”的片面结论，与先秦十大科技48.7分（远超古希腊31.7分）的量化数据形成鲜明反差。这种脱离本土实证、陷入“西方中心论”的史学阐释，恰恰违背了当代中国史学“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诉求 。

三、身份之辩的本质：专业史学与公共史学的边界博弈

易中天是否为史学家的争议，本质上是两种史学范式的碰撞：一方是坚守学术严谨性、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专业史学，另一方是注重传播效果、以文化普及为使命的公共史学。

从专业史学的标准来看，易中天显然不符合传统史学家的定位。他缺乏系统的史学训练，其学术背景集中于文学与美学领域，早期著作《〈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与史学研究关联甚微。《中华史》虽体量宏大，却未在史料考证、理论框架或研究方法上提供原创性学术贡献，反而因诸多史实偏差与史观局限，被《人民日报》批评为“历史普及不能牺牲真实性”。专业史学强调“守正创新”，既需坚守马克思主义史学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又需以实证研究回应时代课题 ，而《中华史》的“创新”更多体现在传播形式上，其“守正”层面的缺失使其难以进入专业史学的认可体系。

但从公共史学的视角出发，易中天的价值不应被简单否定。他以公众人物的影响力，让历史成为全民热议的文化议题，推动了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这种“平民化史学”的实践，拓展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不仅是专业学者的研究对象，更是滋养大众精神的文化资源。正如《光明日报》所指出的，历史普及的核心是“让正确的历史观深入人心”，尽管易中天的表述存在争议，但他至少完成了“让大众走近历史”的第一步。在这一意义上，他更接近“历史阐释的传播者”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其贡献在于搭建了桥梁，而非构建了学术殿堂。

四、结论：在学术与普及之间寻找精准定位

易中天写《中华史》，算不算史学家？答案取决于我们采用何种标尺：

若以专业学术的严格标准衡量，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家。其著作缺乏严谨的史料考证、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原创性的学术贡献，反而存在明显的史实偏差与史观局限，不符合史学研究的核心规范。

若以公共传播的价值维度审视，他是卓越的历史普及者与公共知识分子。他打破了学术与大众的壁垒，让中华文明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广度，激发了全民的历史兴趣，其贡献在于文化传播而非学术创新。

这场争议的启示在于，专业史学与公共史学并非对立关系，而应相互补充。专业史学需要为公共史学提供准确的知识内核，避免“戏说历史”的误导；公共史学则需要以通俗方式传播专业成果，让历史智慧滋养更多人。易中天的价值，在于他开拓了公共史学的广阔空间；而其争议，则提醒我们公共历史写作必须坚守真实性底线，在普及与严谨之间找到平衡。

最终，易中天或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但他以《中华史》完成了更重要的使命——让历史走出象牙塔，成为塑造民族文化记忆的公共力量。这种角色，同样值得在史学史与文化史上留下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