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牧凉：隋唐大运河上的国家粮库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炀帝开运河、乘龙舟、游江都（今扬州）的故事，千余年后仍被传为笑谈。不过，晚唐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其二）》中所写的这四句，倒是为隋唐大运河作出了公允的评价。这条总长约2700公里的运河，自隋炀帝之父隋文帝在位时，即开始疏通、修建。它以洛阳为中心，连接大兴城（今西安）、余杭（今杭州）、涿郡（今涿州），为此后五百年乃至更久的中国，搭建起决定国运的血脉版图。

“地下”的大运河

▲ 3号仓窖的发掘场景

位于隋唐洛阳城东北的回洛仓，是隋代都城具有战略储备意义和最终消费功能的大型官仓，储粮规模巨大。回洛仓的仓窖数量在700座左右，每个仓窖犹如掘于地下的大圆缸

漕运，是隋唐大运河的主要功能，所运主要是帝都供给，比如粮食。为了储存、转运粮食，据《隋书·食货志》记载，自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以来，便在卫州置有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等国家粮仓。隋炀帝大业初年(605-606年)，又“新置兴洛及回洛仓”，“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这些分布在运河沿线的国家粮仓，借由漕运，解决了战备物资储存及粮食调运京师等重大问题，以至于有人说“辉煌的隋唐大运河，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这个“地下”，指的就是修建于关洛地区的黎阳仓、洛口仓、回洛仓、河阳仓、太原仓......

为什么叫“地下”?2011-2014年，来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浚县文物旅游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学家，通过对“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的发掘，给出了回答。

▲ 粮仓位置示意图

隋代是我国古代大型国家粮仓建设的顶峰时代，虽国祚不长，却在大运河沿线修筑了一系列官仓，体现了当时地下储粮技术的完备性。通过对河南境内的黎阳仓、回洛仓两处粮食仓储遗址的发掘，考古学者认为，它们展示了隋代大型官仓的不同类型：回洛仓主要为东都洛阳城服务，同时具有战略储备的意义；而黎阳仓则依托黄河和大运河，并具有中转性质

平时是粮仓 战时是碉堡

上世纪60、70年代，在隋唐洛阳城宫城东北，发现了唐代含嘉仓160号仓窖，其间还保留着大半窖颗粒分明的炭化谷子。因此，考古学家对黎阳仓与回洛仓这两座隋朝大型官仓，也抱以极高的期待。

果然，在河南省鹤壁市浚(xùn)县城东大伾(pī)山的北麓，东邻黄河故道、西距永济渠约1.5公里处，考古人员发现了依山而建的黎阳仓。已探明的储粮仓窖，有90多座，窖与窖间隔3.5-10米，排与排间距10米上下，状如阵列、蔚为壮观。而隋洛阳城东北的回洛仓，仓窖据推算更多达700座左右，远远多于史书中记载的“三百窖”，数量位居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古代粮仓遗址之冠。

出于管理与守护的需要，两座官仓皆辅以道路、仓城墙、护城壕和疑似管理机构等配套建筑，形成五脏俱全的“城池”。其中，毗邻洛阳城的回洛仓城，东西长1140米，南北宽355米，城墙厚3米，管理区居中，仓窖区居东西两侧，平时储粮，战时俨然就是一座碉堡，确保了东都粮食日常消费与战略储备平安无虞。

▲ 通往回洛仓管理区的漕渠遗迹

渠道宽20-25米，深6.5米，由此可想象当年漕运粮船的盛况

贮存、转运战备粮，是官仓的一大功能。史载，隋炀帝征辽东时，就曾利用黎阳仓，从江淮地区，经永济渠，向北方调运粮草物资。考古人员在黎阳仓城北中部发现了南北向的漕渠遗迹，口宽约8米、深约4米，应该是当年串联仓城与大运河，实现粮食周密运达的渠道。

这两座仓城各具代表性，为我们展现了隋朝围绕大运河建立起的漕运层级系统的不同类型。细观这些仓窖，大多直径十米左右，外形犹如掘于地下的大圆缸。黎阳仓的仓窖浅，深度2.5-5米，应是基于方便转运粮食的考虑;回洛仓的仓窖则深达6-9.3米，能长期储存更多的粮食。

▲ 黎阳仓6号仓窖正在最后清理中

通过发掘、研究，考古学家们复原了回洛仓的建造过程：先在窖口处挖一个直径13-17米、深1.3-1.7米的圆形基槽，通过分层夯筑，加固窖口膏泥，铺设木板，再垫上3层苇席，并在仓窖上方搭草铺的屋顶。如此一来，粮食的贮藏期限，有望能延长到9年。

只可惜，黎阳仓与回洛仓很快就在隋末起义的乱世中，化作烟云。瓦岗军自举事初期，就采取向民众放粮的策略，待攻至洛阳一带后，又“既得回洛，又取黎阳，天下之仓，尽非隋有”。中央政权丢失了核心战略物资，农民起义军却因得粮而迅速壮大，这直接决定了王朝的存亡。富足一时的两座仓城，就此骤然陨落。

▲ 考古人员在回洛仓3号仓窖窖壁上清理出的蓆痕

为保证仓窖内的粮食安全无虞，窖壁和窖底做足了防护设施，比如铺设木板、苇席

▲ 46号仓窖底部残存的炭化草杆

炭化草杆还基本保持窖顶塌落前的“人”字形屋顶形状，根据目前发现的遗迹遗物，可知回洛仓的废弃不晚于初唐

唐朝吸取了前人教训，启用洛阳城内的含嘉仓，严防死守这座曾在唐玄宗时期吃下全国储粮总量近一半的战略要地。然而，隋唐大运河最终未能敌过“安史之乱”的重击。

在纷乱的局势下，这种设于地下的大规模储粮模式，显然不切实际，更为灵活机动的地上仓屋、临时性转运仓场等设施，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传统的“中国中心”——两京地区开始失势，一座同样得益于漕运、“四水贯都”的城市——汴梁(今开封)，则悄然崛起……

目前，大运河的部分航段尚在服役，每一个国人都知晓，它是中国历史上不亚于长城、故宫的杰作，但对其历史、科技、文化价值熟稔者，却仍不算多。

2014年，“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同年，包括“含嘉仓160号仓窖遗址”、“黎阳仓遗址”、“回洛仓遗址”等58处遗产点的“大运河”项目，加入了世界遗产的大家庭，于是，古人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努力，成为了全世界珍贵的遗产。

▲ 回洛仓47号仓窖发掘现场

来源：《中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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