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火车上，我对面坐着个戴手铐的女子，我壮着胆子喂了她几口水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傍晚，当我哆嗦着拉开旧帆布包的拉链时，里面的东西让我直接瘫软在水泥地上。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滑出来，上面的人是我失踪多年的父亲；还有一封用血写着“别相信他们”的信，折痕里夹着一枚锈蚀的警徽。三天前，在1978年那趟挤满人的绿皮火车上，我对面坐着个戴手铐的女子，我壮着胆子喂了她几口水。下车时，她只是用手指了指我的包，眼神像冰一样刺骨。现在，我盯着照片背面那行小字——“1975年，河口镇”，浑身抖得止不住。

这一切，得从三天前说起。

我叫陈远，那年二十五岁，在滨河市农机厂当仓库管理员。那是1978年深秋，厂里要派人去绥安县对接一批零件，这活儿没人愿意干——路程远，补贴少，还得在火车上熬整整一天一夜。科长拍着我肩膀说：“小陈啊，你年轻，多跑跑腿。”办公室里的人都低头憋着笑，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是个没背景的农村娃，靠顶替父亲名额进的厂，三年了还蹲在仓库里，连个学徒工都能使唤我。我咬了咬牙，接过介绍信和差旅费，总共二十块三毛钱，塞进内兜时感觉那纸币薄得像纸片儿。

火车是凌晨四点半从滨河站发出的。月台上黑压压全是人，裹着棉袄的、扛着麻袋的、拖儿带女的，吵嚷声混着煤烟味呛得人头疼。我攥着那张硬座票，好不容易挤上车厢，找到靠窗的位子时，发现行李架上早已塞满破箱子，我的帆布包没处放，只能抱在怀里。对面座位空着，但很快，两个穿藏蓝色制服的男人押着一个人走了过来。

那是个年轻女子，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短发凌乱地贴在额前，脸色苍白得像张纸。她手上戴着副亮锃锃的手铐，走起路来金属磕碰声细碎又刺耳。押她的男人一高一矮，高的那个方脸阔嘴，矮的满脸麻子，两人把女子按在我对面的座位上，一左一右坐下，像两堵墙把她夹在中间。车厢里瞬间安静了几秒，周围的人都在偷瞄，又赶紧扭过头去。我低下头，把帆布包搁在腿上，手心有点出汗。

火车开动后，那个方脸男人掏出烟盒，叼了一根在嘴上，却没点。矮麻子斜睨着我：“小伙子，哪儿去的？”

我老实回答：“绥安县。”

他嗤笑一声：“穷地方。”

我没吭声，转头看向窗外。天色渐亮，田野和土房子灰蒙蒙地往后倒退，铁轨哐当哐当响个不停。过了约莫个把钟头，乘务员推着小车卖早饭，方脸男人买了两个馒头，自己啃一个，另一个掰成两半，递了一半给那女子。女子没接，只是闭着眼靠在椅背上。矮麻子一把抓过馒头塞她手里：“装什么死？吃！”

女子这才慢慢睁开眼，她的手被铐着，动作笨拙，半天才咬了一小口。

我注意到她的嘴唇干得起了皮，裂了几道细口子。矮麻子自己灌了半壶水，女子看了一眼水壶，喉咙轻轻动了动，却没说话。方脸男人瞥了她一眼，对矮麻子说：“规矩点，路上别出岔子。”

矮麻子哼了声，把水壶收了起来。我心里莫名揪了一下，想起父亲以前说过，人再落魄，一口水总该给。但我没敢动——那两人袖口露出的肌肉疙瘩，还有腰带上挂着的警棍，明摆着不是好惹的。

中午时分，车厢里闷热起来，混杂着汗味和食物味。女子一直没再睁眼，额头渗出细汗，呼吸有些急促。方脸男人似乎在打盹，矮麻子则一直盯着她，眼神像刀子。我借口上厕所，从过道挤过去时，不小心蹭到女子的膝盖，她倏地睁开眼，那双眼睛很黑，深得像井，看得我心里一怵。回到座位后，我从包里掏出自己的铝水壶，里面还有半壶凉白开。犹豫了足足五分钟，我趁那两个男人看向别处时，压低声音对女子说：“你……要喝水吗？”

她没回答，只是盯着我。我壮着胆子拧开水壶盖子，慢慢递过去。她的手铐限制了动作，我便倾斜壶口，小心地凑近她嘴唇。她微微仰头，喉结滚动，咽了几口。水顺着她下巴滴了一滴，矮麻子突然转过头来：“干什么你！”

我一哆嗦，水壶差点脱手。方脸男人也醒了，皱眉看着我。我赶紧缩回手，结结巴巴道：“她、她渴了……”

矮麻子一把夺过我的水壶，晃了晃，又扔回给我：“少多管闲事！”

车厢里不少人望过来，我脸上烧得慌，低下头把水壶塞回包里，再不敢抬眼。

下午，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十分钟。方脸男人和矮麻子轮流下车透气，女子始终被一个人看着。有次矮麻子离开时，方脸男人靠在窗边打哈欠，女子忽然极快地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怀里的帆布包上，然后迅速移开。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警告，又像是哀求。我心脏狂跳，假装看窗外，手心全是汗。

傍晚时分，广播说绥安县快到了。我收拾东西时，女子突然咳嗽起来，咳得弯下腰。方脸男人不耐烦地拍了拍她的背，矮麻子骂了句脏话。车慢慢进站，我拎着包站起来，女子也被人拽起身。就在我侧身准备往车门挤时，她忽然抬起被铐的双手，右手食指伸出，轻轻指了指我腋下夹着的帆布包。动作快得几乎像错觉，但我看清了——她指的就是我的包，指完立刻放下手，眼神恢复成那潭死水。矮麻子推了她一把：“磨蹭什么！”两人押着她下了车，很快消失在人群里。

我站在原地愣了几秒，直到后面的人催我，才踉跄着下车。绥安县的站台又小又破，风卷着沙土往脸上扑。我摸了摸帆布包，外面看毫无异常，还是那个洗得发白的旧包。接站的是县农机所的老王，他骑着辆三轮车把我拉到招待所，路上絮絮叨叨说零件的事儿，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满脑子都是那女子指包的眼神。

那天晚上，我躺在招待所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包里除了几件换洗衣物、介绍信和一点干粮，还能有什么？我爬起来打开灯，把包里东西全倒出来——一件灰褂子、两条裤衩、半包饼干、搪瓷缸子、还有厂里开的证明信。我里外翻了个遍，连夹层都捏了，什么特别的都没有。可她那一眼，像根刺扎在我心里。后半夜，我迷迷糊糊梦见父亲，他站在一条河边朝我招手，我想跑过去，脚却像陷在泥里。

在绥安县的两天，我浑浑噩噩。农机所的人看我年轻，交代事情时口气敷衍，核对零件数量时，那个姓刘的主任甚至当着我的面说：“滨河厂是不是没人了？派个毛头小子来。”我憋着气签完字，拿着回执，一句话没说。回程火车上，我对面坐了个抱孩子的妇女，孩子哭了一路。我抱着帆布包，眼睛盯着行李架，总觉得暗处有眼睛在看我。

回到滨河市是第三天下午。我没直接回厂，先回了自己那间租在城西的平房。屋子不到十平米，一张床、一个木桌、一个煤炉子，墙上贴着旧年画。我把帆布包搁在桌上，看着它发愣。天色渐渐暗了，窗外传来邻居炒菜的滋啦声。我想起父亲——他1975年说是去河口镇出差，之后就再没回来。厂里给的说法是“因公失踪”，母亲哭瞎了眼，前年也病逝了。我顶了他的职，却顶不了他留下的空。

也许那女子只是随便一指？也许她精神不太正常？我脑子里乱糟糟的。但鬼使神差地，我还是拉开了帆布包的拉链。然后，就是开头那一幕——照片和血书滑出来，我瘫倒在地，浑身冰冷。

照片是父亲的标准照，穿着中山装，笑容很僵。背面那行“1975年，河口镇”的字迹歪扭，像是匆忙写下的。血书只有四个字：“别相信他们”，纸已经发脆，折痕里那枚警徽锈得看不清编号。我坐在地上喘了半晌，才爬起身，把东西塞回包里。窗外彻底黑了，风拍打着破窗户纸。我盯着帆布包，忽然想起火车上那两个男人的制服——藏蓝色，袖口有暗纹，不像普通警察。还有女子指包时，眼神里那种决绝的暗示。

这一夜，我没合眼。第二天一早，我把照片和血书藏进床板底下，照常去厂里上班。科长见到我，劈头就问：“零件单子呢？没出错吧？”我递上回执，他扫了一眼，摆摆手：“行了，忙你的去。”仓库里灰扑扑的，我蹲在角落里清点螺丝，手却在抖。中午吃饭时，听见两个老工人闲聊，说河口镇那边前些年闹过事，后来压下去了，具体啥事没人敢提。我扒拉着饭粒，食不知味。

下班后，我去厂档案室，借口查旧零件编号，翻了一下1975年的出差记录。父亲的名字确实在册，目的地写着“河口镇物资调运”，同行人一栏是空的。管档案的老头眯着眼看我：“小陈，查这个干啥？”我赶紧说：“随便看看。”转身走了。走到厂门口，忽然有人从后面拍我肩膀，我吓得一哆嗦。回头一看，是保卫科的赵干事，他笑眯眯地问：“听说你去绥安县出差了？路上没啥事儿吧？”我摇头说没有。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点点头走了。

那天晚上，我又把照片和血书拿出来看。血书上的“他们”是谁？父亲在河口镇到底遇到了什么？那个戴手铐的女子，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我想起她干裂的嘴唇和那双深井似的眼睛，心里一阵发毛。也许我该把东西交上去？可交给谁？厂里？公安局？我想起赵干事那眼神，莫名打了个寒战。

最后，我把东西重新藏好，决定先不动声色。我是陈远，一个仓库管理员，没人在意的小角色。但这只帆布包，已经成了滚烫的山芋，扔不掉，也捂不住。窗外，1978年的秋风吹过电线杆，呜咽得像谁在哭。我躺在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回不去了。

我把照片和血书用油纸包了三层，塞进床脚下那块松动的砖头底下。干这些时，手是稳的，可脊梁骨那儿一阵阵发凉，好像有双眼睛正贴着后窗的破缝往里瞅。第二天我去上班，特意绕远路，从菜市场穿过去，在拥挤的人流里几次猛回头，只看见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和跑来跑去的孩子。疑心生暗鬼，我对自己说。

仓库里还是老样子，铁锈味和机油味混在一起。我拿着清单核对新到的一批轴承，圆珠笔尖在纸上划拉，脑子里却全是那行血字——“别相信他们”。他们是谁？押送那女人的两个穿制服的男人？还是厂里那些对我爱搭不理的领导和同事？抑或是……更上面，我看不见的什么人？

晌午，我去食堂打饭。队伍排得老长，轮到我的时候，红烧肉只剩点油汤。打菜的刘婶舀了满满一勺白菜土豆扣在我饭盆里，瞥我一眼，压低声说：“小陈，这两天脸色咋这么差？”我含糊应了一声，端着饭盆想找个角落。路过保卫科那桌时，赵干事正和几个人边吃边说笑，声音很大。我低下头加快脚步，却听见他好像“啧”了一声，不轻不重，刚好钻进我耳朵。

下午，科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端着搪瓷缸子，吹开面上的茶叶沫，呷了一口，才慢悠悠地说：“远子啊，这趟去绥安，辛苦了吧？”

“不辛苦，科长，应该的。”我站在他办公桌前，手贴着裤缝。

“嗯。”他又喝口水，眼睛看着墙上那张“工业学大庆”的宣传画，“回来这两天，还适应吧？没……碰上什么难处？”

我心里咯噔一下。“没，都挺好。”

“那就好。”他放下缸子，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年轻人，心思要放在工作上。你父亲当年……唉，就是太实诚。有些事，不该打听的别打听，不该管的别管，平平安安才是福。懂吗？”

我后背的凉气嗖地蹿到了头顶。他知道了？还是仅仅在敲打我？

“懂，科长，我明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

“明白就好。哦，对了，”他像是刚想起来，“下个月区里要搞安全大检查，咱们厂历年的人员档案都得重新整理一遍，尤其是那些……哦，就是所有职工的。档案室老周年纪大了，忙不过来，你晚上要是没什么事，去帮帮忙，也算给厂里做贡献。晚上去，清净。”

让我去整理档案？晚上？

“怎么，不乐意？”科长撩起眼皮看我。

“乐意，乐意。”我赶紧点头。

从办公室出来，我手心里全是冷汗。科长最后那眼神，不像平时吩咐干活的样子。整理档案，晚上……这是给我机会，还是给我设的套？我想起父亲的名字就在那些发黄的卷宗里。血书上“别相信他们”几个字，在我眼前直跳。

我没直接回仓库，拐到厂子后面的锅炉房，靠着滚烫的砖墙点了根烟。烟雾辣喉咙，却让我稍微定了定神。去，还是不去？去了，可能是个陷阱；不去，更显得心里有鬼。也许，这是个机会，能发现点什么。那女子把东西塞给我，总不会是为了让我把它永远藏在床底下。

晚上八点，厂区里除了几盏路灯，黑黢黢一片。只有办公楼二层档案室亮着灯，像只独眼。我摸黑上了楼，走廊里回响着我自己的脚步声。档案室的门虚掩着，老周果然不在，只有桌上一盏绿罩子台灯亮着，映着一摞高高的档案袋。

桌上压着张纸条，是科长的字迹：“小陈，把75年至78年所有出差、调动、奖惩记录单独理出来，明早我要看。老周家中有事，你辛苦下。”纸条旁边，放着半包烟，像是故意留的。

我坐下，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档案袋，深吸一口气，开始动手。灰尘在台灯的光柱里飞舞。我按照年份，一袋一袋地翻找、归类。手指划过那些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有的已经退休，有的调走了，有的……像我父亲一样，消失了。翻到1975年那一摞时，我的心跳开始加快。手指有些发颤，我稳了稳，才抽出标着“出差登记”的厚册子。

一页一页翻过去。四月，没有。五月，没有。六月……找到了。“陈志国，1975年6月17日，赴河口镇，事由：物资调运协调，预计行程：5天。批准人：李……”后面的签名有些潦草，像是“李卫国”，但厂里前几年并没有一个叫李卫国的领导。我仔细看，那“卫”字写得别扭。我继续往后翻，后面几页是其他人的记录，再往后，是七月、八月……一直翻到年底，都没有看到父亲回来的登记，也没有任何后续说明。一次普通的出差，人就这么没了，记录就这么突兀地断在那里。

这不正常。就算人失踪了，也该有个备注，或者调查报告什么的。我又去翻“人事变动”和“重大事件”的记录册，1975年到1976年那几本格外厚，但关于父亲陈志国，一个字都没有。好像这个人从未在厂里存在过，又或者，关于他的一切，被一只无形的手仔细地抹掉了。

夜越来越深，走廊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我点了一支科长留下的烟，辛辣的烟雾冲进肺里。不对，肯定还有别的。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偶尔会带回来一些盖着红色公章的文件副本，说是工作参考。他说重要的东西，有时反而不会放在明面的档案里。我的目光落在档案室角落那几个老旧的红木柜子上，柜子上了锁。

锁是那种老式的黄铜锁，看起来有些年头了。我看了看门的方向，听着外面的动静，只有风声。我走到柜子前，蹲下身。锁孔有些锈迹。我身上没有钥匙，但……我环顾四周，看到窗台上有个生锈的铁夹子，可能是夹文件用的。我拿过来，试着伸进锁孔，别了几下，不得要领，手心却出了汗。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心跳得像打鼓。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锁孔里传来“咔哒”一声轻响。我一愣，再轻轻一拧，锁舌居然弹开了。是锁本来就坏了，还是……有人故意没锁死？我来不及细想，轻轻拉开柜门。里面没有文件袋，只有几个牛皮纸包裹，落满厚厚的灰。我拿起最上面一个，吹开灰，解开缠着的细绳。

里面是一叠用麻线装订的笔录纸，纸边发黄卷曲。我翻开第一页，上面的字迹很工整，是问答形式。

“问：1975年6月20日，你在河口镇码头看见了什么？

答：我看见……看见陈保管员，就是陈志国，和两个人往船上搬箱子。箱子很沉。

问：那两个人你认识吗？

答：不……不认识，穿着像是铁路上的制服，但没戴帽子，脸看不清。

问：箱子里是什么？

答：我……我不知道。陈保管员让我帮忙搭把手，我摸了一下，箱子角有点湿，好像……好像是油。”

“问：后来呢？

答：后来陈保管员让我先回去，说剩下的他们来。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听说……听说陈保管员没回来。”

笔录到这里中断了，后面几页被撕掉了。落款处有一个红色手印，没有签名。我往下翻，第二个包裹里是一些零散的票据存根，有运输单，有仓库领取单，时间集中在1975年春夏，物资名称多是“五金零件”、“标准件”，但数量和规格有些对不上。我手指发冷，继续翻第三个包裹，里面只有一张对折的信纸，上面用钢笔写了几行字，字迹力透纸背：“河口事，捂盖。知情者，已处理。陈踪，勿再追。归档备。”

“归档备”——归档备查？这几个字像冰锥扎进我眼里。我猛地合上包裹，把它们按原样塞回去，锁上柜门。锁扣“咔嗒”合上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我瘫坐在椅子上，台灯的光晕在我眼前晃动。父亲不是简单失踪，他卷进了什么事里，什么事需要“捂盖”？“知情者，已处理”是什么意思？那列火车上的女人，和这些有关吗？她把父亲的照片和这封血书给我，是想让我知道什么？还是想警告我什么？

“吱呀——”

档案室的门被推开了。

我浑身汗毛倒竖，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门口站着一个人，是赵干事。他手里提着一个铁皮手电，光柱在我脸上晃了一下，随即移开，照了照凌乱的桌面和摊开的档案。

“哟，小陈，还在忙呢？”他笑眯眯地走进来，随手带上门，“科长让我来看看你弄得怎么样了，怕你一个人害怕。这地方晚上是有点瘆人。”

我喉咙发紧，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把手里正看着的一本普通奖惩记录合上。“快了，赵干事，马上就整理完了。”

“嗯，不着急。”他踱到桌边，拿起科长留的那半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喷向满是灰尘的空气。“怎么样，翻这些老古董，发现什么有意思的没？”

他问得随意，眼睛却像钩子一样盯着我。

“没，都是些旧报表和记录，挺枯燥的。”我低头继续整理，把几本册子摞好。

“是吧。”赵干事拖长了声音，走到那个红木柜子旁，用手电照了照锁。“这些老柜子，多少年没人开了。里面估计全是老鼠屎。”

我没接话，手心里又湿又冷。

“你父亲，”他忽然说，“陈志国老师傅，是个老实人啊。当年在仓库，是一把好手。可惜了。”

我动作一顿，没抬头。“嗯。”

“听说他最后是去河口镇出差？”赵干事像是在闲聊。

“……厂里是这么说的。”

“唉，那地方，当年有点乱。”赵干事弹了弹烟灰，“不过都过去了。人呐，得往前看。有些老账，翻起来对谁都没好处，你说是不是，小陈？”

我捏着档案册子的手指节发白。“赵干事，我不太明白……”

“不明白最好。”他打断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行了，你也忙得差不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这些档案，明天我会让老周来收拾。科长那里，我会说……你弄得挺仔细。”

他最后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了平时的笑意，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审视。然后，他转身走了出去，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台灯的光圈里，灰尘还在不知疲倦地飞舞。刚才柜子里的那些东西，是真的吗？赵干事的突然出现，是巧合，还是他一直就在附近？他那番话，是警告，还是……提醒？

我知道，我已经踏进了一片看不见的淤泥里。那女子给我的，不是希望，而是一个滚烫的、可能把我烧成灰烬的秘密。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上下班。但夜里我开始失眠，一点动静就能把我惊醒。我尝试用更隐蔽的方式打听。我找到厂里一个退休多年的老保管员，姓孙，住在城东的旧胡同里。父亲以前和他喝过酒。我提着一包点心登门，说是代父亲来看看老前辈。

孙老头很瘦，眼睛有点浑浊，但看到我，还是愣了一下。“你是……志国家的？”

“是我，孙伯，我叫陈远。”

他把我让进屋，屋子很小，有股霉味。我寒暄了几句，拐弯抹角提起父亲。孙老头起初还说着“可惜了”、“好人”之类的话，等我试着问“我爹当年去河口镇，到底是调运什么物资，您还有印象吗”时，他端着茶缸的手明显抖了一下，热水溅到他手上，他都没觉出烫似的。

“那么久的事，谁还记得清。”他放下茶缸，眼神开始躲闪，“我老了，耳朵背，记性也不行了。你啊，好好在厂里干，别想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

“孙伯，我就想弄明白我爹到底……”

“不明白！”他突然提高声音，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有些事，弄明白了是祸！你爹就是……”他猛地刹住话头，胸口剧烈起伏，指着我带来的点心，“拿走，你拿走！以后别再来了！”

我被半赶了出来，点心也没拿。站在昏暗的胡同里，我浑身发冷。孙老头的恐惧是真的，他在害怕什么？

第二个星期，麻烦开始找上门。先是仓库盘点，发现少了两个新轴承。东西不值什么钱，但以往从没出过这种差错。科长在早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有些人工作懈怠，心思不正”。接着是我交上去的物料清单被打回来三次，不是说格式不对，就是说数字有误，可我反复核对，明明没问题。管后勤的刘大姐，平时见面还点点头，现在看见我就当没看见，匆匆走过去。

压力像一张无形的网，慢慢收紧。我走在厂区里，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去食堂吃饭，原本坐满人的桌子，我一坐下，旁边的人很快就把饭吃完了。连看门的老头，以前总会和我扯两句天气，现在也只是默默拉开小门让我进去。

我知道，这是某种信号。让我闭嘴，让我停止，让我像其他人一样，把疑问烂在肚子里。

我没听。我把床底下砖缝里的油纸包又拿了出来，趁着天黑，去了市图书馆。图书馆很旧，里面没几个人。我在落满灰尘的地方志书架前翻了很久，找到一本《绥安地区简史（1970-1978）》，又找到一本《河口镇水文地理变迁》。在河口镇那一章，只有干巴巴的数字和“农业生产稳步发展”、“社队企业初见成效”之类的套话。我一行一行仔细看，在1975年6月的一段记述里，看到一句语焉不详的话：“当月曾因连降暴雨，部分地区发生洪涝，造成一定物资损失，在上级关怀下，干部群众积极抢险，恢复生产。”

物资损失？什么物资？我往前翻，没有更具体的记载。又往后翻，在1976年初的一段总结里，提到“妥善处理了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了不稳定因素”。

我把书放回原处，走出图书馆时，天已经黑了。街上行人稀少，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走着走着，忽然觉得不对劲。身后似乎一直有个脚步声，不紧不慢地跟着。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我拐进一条小巷，那脚步声也跟了进来。巷子很窄，没有灯。我猛地回头，巷口空荡荡的，只有风吹动地上的废纸。

是错觉吗？我靠在冰凉的砖墙上，心跳如雷。不是错觉。我真的被盯上了。

又过了几天，下班时，赵干事在厂门口叫住我。“小陈，等等。”

我停下脚步。他从兜里掏出一包没开封的烟，塞进我手里。“拿着，别人给的，我不抽这牌子。”

我没接。“赵干事，我不……”

“让你拿着就拿着。”他硬塞进我工作服口袋，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有些重。“远子，听哥一句劝。有些路，走不通，别硬走。有些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你爹肯定也希望你好好过日子，别卷进不该卷的是非里。这厂子，这工作，得来不易，对吧？”

他看着我的眼睛，语气堪称推心置腹，可每一个字都像石头压在我心上。

“我……知道了，赵干事。”我哑声说。

“知道就好。回去吧，晚上凉，多穿点。”他笑了笑，转身走了。

我摸着口袋里那盒坚硬的烟，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厂门拐角。这不是烟，这是最后通牒。

那天晚上，我回到冰冷的出租屋，没有开灯。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出一块惨白。我坐在床沿，一动不动。父亲模糊的脸，火车上女子深井似的眼睛，档案柜里发黄的笔录，孙老头惊惧的表情，赵干事拍在我肩上的手……所有画面在我脑子里翻滚。

我走到墙角，撬开那块松动的砖，拿出油纸包。打开，父亲的照片在月光下泛着冷白的光。我看了很久，然后，划亮一根火柴，抖着手，将那张写着血字的纸，凑到火焰上。

蜷曲，焦黑，化为一小撮灰烬，落在冰冷的地面上。

血书没了。但灰烬的气味钻进我的鼻孔，刻进我的脑子里。

我把它扫起来，从窗户撒了出去，看着它们散在夜风里。

然后，我把父亲的照片，重新用油纸包好，塞进砖下。这一次，我把砖块推回原处，用脚把边缘的尘土踩实，看起来和旁边别无二致。

我躺回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屋顶模糊的檩条。

反抗？我连对手是谁，到底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我刚想探一探头，四周的墙壁就合拢过来，无声地挤压我，警告我。他们甚至不需要动手，只需要流露出一点意思，我的世界就开始坍塌。

可我忘不了火车上，那女子干裂的嘴唇触到水壶边沿时的细微颤抖，忘不了她最后指向我背包时，眼里那一抹决绝的亮光，像濒死的火星。她把这份滚烫的危险递给我，不是为了让我把它埋进土里。

夜很深了。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凄清，穿过1978年沉重的夜幕。我闭上眼。

风从窗缝钻进来，卷走了地上最后一点纸灰的痕迹。屋子里空空荡荡，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有床脚下那块砖，严丝合缝，沉默地压着一个刚刚开始，就被迫沉入地底的秘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我知道，有些东西，烧掉了纸，烧不掉痕。它已经钉进了我的命里，只是暂时，沉睡着。

烧掉血书后的一个星期，我像只受惊的麻雀，在厂区和出租屋两点之间缩着脖子来回。赵干事没再单独找过我，科长见了我也是平常模样，仓库盘点不了了之，物料清单也终于被通过了。一切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沉闷的轨道，除了我枕头底下那把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弹簧刀，冰凉的铁壳贴着草席，夜夜提醒我那不是梦。

可我脑子里那根弦，松不下来。照片还在，河口镇这个名字，像根鱼刺卡在喉咙里。父亲当年到底搬了什么“箱子”？那“有点湿，像是油”的描述，总让我心惊肉跳。还有火车上那个女人，她是谁？为什么选中我？她指我的包，难道只是让我发现父亲的照片？照片背面“河口镇”三个字，是父亲写的，还是她写的？

我不能再问孙伯那样的人，风险太大。我想到一个地方——铁路。

那女人是被两个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男人押送的。父亲当年出差，也可能乘坐火车。火车站，也许是个能闻到点气味的缝隙。

我开始利用休息日，往滨河市火车站跑。不是坐车，就是晃悠。候车室、月台、货运场外围。我穿着最普通的工装，揣一包便宜烟，看见穿着旧铁路制服、年纪大些的职工，就凑上去递一根，搭两句话。起初就是瞎聊，天气、粮票、跑车辛苦。混个脸熟后，才敢小心翼翼地往想打听的方向偏。

“老师傅，跑车见识多啊，听说前些年有些地方挺乱？”

“唉，哪里不乱？都那个样。”

“也是。听说……西边河口镇那边，早几年是不是出过什么事？洪水冲了啥的？”

多半是摆摆手，警惕地看我一眼，转身就走。也有喝多了酒，话多的。“河口？那鬼地方，穷山恶水……七五年？记不清喽，跑车那么多年，哪里记得清。”

一个在货运场看门的老头，姓胡，干瘦，爱喝酒。我连着给他递了三天“大前门”，第四天，他眯着醉眼瞅我：“你小子，老打听河口镇，干啥？”

我心里一紧，脸上赔笑：“没啥，胡师傅，就听说那儿以前……嗯，有点特别，好奇。”

“特别？”老头嗤笑一声，灌了口散装白酒，“死过人的地方，当然特别。”

我后背一凉，赶紧又递上一根烟，帮他点上。“死过人？事故？”

老头吐着烟圈，浑浊的眼睛看着远处生锈的铁轨。“是不是事故，谁说得清。反正……没了就是没了。箱子……嘿嘿，黑箱子……”他嘟囔着，声音渐低，头一歪，靠着墙根打起了呼噜。

黑箱子！我心里一炸。笔录里提到过“箱子”！还想再问，老头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这零碎的信息，像散落的珠子，我需要一根线。我想起那女子苍白的脸，她当时的状态，不像是重刑犯，倒像是……受了很大折磨，或者生了重病。押送她的人，不像普通警察，那种做派，更像……保卫干部，或者更特殊部门的人。

我又去了两次图书馆，在那些蒙尘的旧报纸合订本里翻找。1975年夏秋的《滨河日报》，关于河口镇的报道只有一条简讯，表彰当地干部群众抗洪抢险。但在不起眼的角落，一则“地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报道里，提到一句“……特别是针对特殊物资的运输与保管，必须严格执行规程，杜绝河口镇类似隐患。”隐患？什么隐患？报道语焉不详。

线索似乎又断了。直到那个星期天，我在火车站广场，看到一个卖煮玉米的老太太，摊子边挂着个旧水壶，铝制的，和我当年在火车上用的那个很像。我愣了一下，突然想起一个细节：那女人喝水时，嘴唇碰到壶嘴，她的手腕从袖口露出了一小截，上面除了手铐的勒痕，似乎还有一小块深色的……像是烫伤？还是胎记？记不清了。但那个铝水壶，是厂里发的劳保用品，上面通常用红漆写着厂名缩写。

我的水壶早就不知丢哪儿了。但如果押送她的人，用的是类似的水壶呢？他们会不会也是某个厂的保卫科人员？滨河市有铁路相关的大厂吗？我立刻想到“红星机车配件厂”，那是部属大厂，规模很大，有自己的保卫科甚至内保系统。父亲所在的农机厂和它比，就是小虾米。

这个念头让我坐立难安。周一上班，我魂不守舍，搬一箱螺丝差点砸到脚。下午，我瞅准仓库门口收发室的老王头去厕所的空档，溜了进去。收发室有全市各大厂矿的内部电话簿，厚厚的，落了灰。我手忙脚乱地翻到“红星厂”那页，保卫科的电话号码赫然在目。我的心砰砰直跳，没敢抄，死死记在脑子里。

光有电话没用。我需要一个进去看看的理由，或者，一个认识里面人、能套点话的契机。这太难了。我只是农机厂一个最底层的小仓库员。

转机出现在三天后。厂里要处理一批报废的旧机床，联系了红星厂的废料回收站。科长派我跟车去对接，因为“你认识路，跑过绥安”。这理由牵强，但我没吱声。我知道，这可能是个机会，也可能是个试探。

红星厂果然气派，高墙大院，门口有持枪的民兵站岗。我们的卡车从侧门进去，直接开到废料场。废料场很大，堆满锈蚀的钢铁，空气里一股铁腥味。我跟红星厂一个姓吴的调度员办手续，眼睛却像不够用似的四处瞟。远处的厂房高大整齐，更远处有几栋独立的红砖小楼，看起来像办公楼或者宿舍。保卫科在哪栋楼？

手续办得慢，吴调度爱聊天，问我农机厂效益咋样。我随口应付着，递了根烟。他接了，话更多起来。聊着聊着，我装作不经意地问：“吴师傅，你们厂子大，保卫科也厉害吧？听说管得特严。”

“那可不！”吴调度吐着烟圈，“咱这儿是重点单位，保卫科那些人，横着呢。尤其是前几年，更是……”他忽然刹住话头，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尤其是林科长在的时候。”

“林科长？”

“啊，调走啦，早调走了。”吴调度摆摆手，似乎不想多说。

林科长？我心念急转。押送那女子的两个人里，方脸那个，气质更像头儿。他会不会就是这位林科长？调走了？调哪儿去了？

我还想再问，吴调度已经不耐烦了，催着卸货。我只好帮忙。卸货时，我看到废料场角落有个老头在分拣废铁，穿着脏兮兮的旧工装，背影有点眼熟。等那老头直起腰擦汗，侧脸对着我时，我脑子“嗡”的一声——是火车上那个矮个子、满脸麻子的押送人！虽然他现在穿着普通工装，没穿那身藏蓝制服，但那张麻脸，我绝不会认错！

他怎么会在这里？在废料场干活？他不是保卫科的人吗？还是被下放了？我的心跳得像擂鼓，手心瞬间冒汗。我强迫自己低头干活，用余光死死盯住他。

麻脸老头动作有些迟缓，看起来境遇不怎么样。中间他停下喝水，用的正是一个掉了漆的铝水壶，壶身上隐约能看到红色的“红星”字样。红星厂！果然是他们！

我必须接近他。怎么接近？直接问火车上的事？不可能，那是找死。我焦急地想着借口。眼看货快卸完了，吴调度在喊我签字。我一咬牙，搬起一小块废铁，故意脚下一绊，“哎呀”一声，连人带铁朝麻脸老头附近摔去。废铁砸在地上，发出哐当巨响。

麻脸老头吓了一跳，扭头看过来。我龇牙咧嘴地爬起来，一瘸一拐，苦着脸对他道：“老师傅，对不住对不住，没吓着您吧？这地太滑了……”

他皱了皱眉，没说话，只是摆摆手，示意没事，继续低头干活，但眼神里的警惕和冷漠，和火车上如出一辙。

我讪讪地走到一边，知道这招不行。他戒备心太重。怎么办？眼看就要离开，我不甘心。忽然，我瞥见他脚边那个铝水壶，壶嘴有点瘪了。我脑子里灵光一闪。

我快步走向我们的卡车，从驾驶室里拿出我自己的旧军用水壶（我特意带上的），然后走到麻脸老头不远处，拧开壶盖，假装很渴，大口喝水，喝完还“哈”地舒了口气，自言自语：“这天真热，还是凉白开解渴。” 说着，我目光扫过他的瘪嘴水壶，用一种随意又带点同病相怜的语气说：“老师傅，您这壶嘴都瘪了，喝水不得劲儿吧？我这儿还有个旧壶，厂里发的，没用过几次，您要是不嫌弃……” 我把我的军用水壶往前递了递。

他再次抬起头，那双浑浊的眼睛盯着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壶，脸上麻子似乎都绷紧了。他没接壶，而是用沙哑的嗓子，冷冷地问：“你是哪个厂的？我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我心脏骤停一拍。他起疑了！我强迫自己稳住，露出一个尽量老实巴交的笑容：“我是市农机厂的，过来送废料。我长得大众脸，可能您瞅着眼熟。我就是看您这壶坏了，我那儿还有个多的……” 我晃了晃水壶。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五秒钟，那眼神像刀子一样刮过我的脸。然后，他嘴角扯动了一下，似笑非笑，声音压得更低，却带着一股寒意：“农机厂的？姓陈，对吧？”

我浑身的血好像一下子冲到了头顶，又瞬间褪得干干净净。他认得我！他果然记得火车上的事！

“我……” 我喉咙发干，说不出话。

“小子，” 他往前凑了半步，身上那股铁锈和汗味冲进我的鼻子，“有些事，忘了对你好。有些人，不见了对你更好。别再打听，别再往不该去的地方凑。拿着你的壶，滚回你的农机厂去。”

他的语气并不凶狠，甚至有点疲惫，但每个字都像冰锥，扎得我骨头缝发冷。他知道我是谁，他知道我在打听！他甚至可能知道我父亲的事！恐惧攥紧了我的心脏，但我心底那股压了很久的火，还有对父亲下落的揪心，猛地窜了上来。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

我非但没有后退，反而也压低声音，迎着他不耐烦的目光，语速极快地问：“1975年，河口镇，运箱子的船，还有火车上那个女人——她是谁？你们为什么抓她？我父亲陈志国，是不是因为看到了不该看的？”

麻脸老头的脸，在听到“河口镇”和“箱子”时，猛地抽搐了一下。听到我父亲的名字和最后那句问话，他的眼神瞬间变了，那里面闪过极其复杂的情绪——震惊、恐惧，还有一丝……来不及掩饰的慌乱。他下意识地左右看了一眼，废料场空旷，只有远处的吴调度在抽烟。

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将我猛地拽到一堆高大的废铁后面，挡住了远处的视线。他的脸逼近我，麻点因为激动而发红，呼吸粗重，压低的声音带着颤抖和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急促：

“你……你真是不知死活！你爹就是知道得太多才……”他猛地刹住，眼神惊恐地飘向远处那几栋红砖小楼，仿佛那里有眼睛在盯着我们。“那女的是个祸害！她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查！林崇山就是为了堵她的嘴才……”

就在这时，“嘀——嘀——” 尖锐的汽车喇叭声在废料场入口响起。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卷着尘土开了进来，直接朝着我们这边驶来。麻脸老头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松开我，脸上瞬间恢复了那种麻木和冷漠，甚至带上了一丝畏惧。他看都不再看我，转身拿起他的工具，低头开始用力敲打一块废铁，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吉普车在我们不远处停下。车门打开，先下来一个年轻的保卫干事，然后，后座下来一个人。

藏蓝色的制服，熨烫得笔挺，方脸，阔嘴，眼神像鹰一样扫过废料场，最后落在了我和麻脸老头这边。

是火车上那个方脸男人！

他朝我们走了过来，皮鞋踩在碎石上，发出清晰的咔咔声。年轻的干事跟在他身后半步。麻脸老头敲打废铁的动作更用力了，头埋得更低。

方脸男人走到近前，先看了一眼麻脸老头，没什么表情，然后目光转向我。他的眼神在我脸上停留了两秒，平静无波，却让我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

“你是农机厂来送货的？” 他开口，声音沉稳，听不出情绪。

“是……是的，领导。”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发飘。

“手续办完了？”

“办……办完了。”

“嗯。” 他点点头，像是随口一问，“刚才看你们在这边说话，认识？”

我头皮发麻，赶紧摇头：“不、不认识。就是……就是我差点摔着，跟这位老师傅道个歉。”

“哦。” 方脸男人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似乎能穿透我。然后，他转向麻脸老头，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老金，这边废铁分类的标准，我跟你说过吧？怎么还有混杂的？重新分一遍。分不完，今天别下班。”

麻脸老头——老金，手里的榔头停了一下，闷声应道：“是，林科长。”

林科长！他就是那个调走的林崇山！他没调走！他还在红星厂，还是科长！

林崇山不再看我们，对身后的年轻干事吩咐：“盯着点，按标准来。” 说完，转身朝吉普车走去。

年轻干事留了下来，抱着胳膊，冷冷地看着老金干活。

我知道我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对着年轻干事和麻木的老金点了点头，转身，尽量让脚步不显得慌乱，走向我们的卡车。吴调度已经在车上催促了。

坐上副驾驶，卡车驶出红星厂大门。我回头，从车窗望去，巨大的厂区渐渐缩小。废料场里，老金佝偻着身子，在年轻干事的监视下，机械地敲打着废铁。那辆绿色吉普车，还停在原地。

林崇山最后那个眼神，老金那句没说完的“你爹就是知道得太多才……”，还有他提到的“堵她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