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没当上兵团司令，去野司要说法：其实另两位名将都还没讲话

1949年开春，仗打到这个份上，整个中原野战军（很快就要叫第二野战军了）上下都憋着一股劲。

淮海那一仗打完，队伍从大别山出来时的那股子疲敝劲儿一扫而光，兵强马壮，枪炮锃亮，几十万大军就等着一声令下，冲过长江去，把老蒋最后的家底给掀了。

大军要渡江，就得重新整编。

原来的“纵队”番号太乱，得改成正规的“兵团”。

这兵团司令的位置，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统领十几万人的帅印。

消息一传出来，底下的人都在悄悄议论，看这几顶万众瞩目的帅盔，最后会落到谁的头上。

没过多久，野战军司令部（简称“野司”）的任命下来了：第四兵团司令陈赓，第三兵团司令陈锡联，第五兵团司令杨勇。

这名单一公布，大部分人都觉得理所应当。

陈赓老爷子，黄埔一期，资历摆在那儿，谁都得叫声老大哥；陈锡联是刘邓的心腹爱将，年轻能打，脑子活；杨勇稳重，指挥一纵也是战功累累。

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不服气。

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将，直愣愣地就冲进了野司，点名要找刘伯承司令和邓小平政委，他要当面问个明白。

这个人，就是六纵司令员，人送外号“王疯子”的王近山。

要说王近山这人，那是浑身长满了胆。

敢这么干，不是愣，是他觉着自己腰杆子硬。

硬在哪儿？

战功。

解放战争这几年，他手底下那支中野六纵，是公认的野战军头号主力，一把最锋利的尖刀。

从定陶战役硬顶着压力吃掉国民党整三师，到后来千里跃进大别山，再到襄樊战役掏了康泽的老窝，哪一场硬仗、险仗，少得了他王近山的身影？

他打仗那股子疯劲，一旦上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但也正是这股疯劲，让敌人听到“六纵”两个字就腿肚子发软。

在王近山自个儿看来，论战场上见真章的本事，他对着杨勇，心里是一百个不怵。

他觉得自己的六纵和杨勇的一纵都是王牌，打的仗不相上下，甚至自己的部队在攻坚拔寨上更有特点。

既然打仗的能耐差不多，凭啥杨勇能当兵团正职司令，自己就只能当个兵团副司令？

这口气，他咽不下去。

他风风火火地闯进刘邓首长的办公室，把心里的想法竹筒倒豆子一样全说了出来。

刘伯承和邓小平听完，没发火，也没批评他。

两位首长反倒是和风细雨地给他做工作，说兵团副司令的岗位也很重要，你的勇猛是全军的财富，要继续发扬。

王近山虽然一肚子话，但在两位老首长面前，也发作不出来。

谈话结束，他准备走的时候，邓小平政委叫住了他，不轻不重地说了一句：“近山同志，以后在团结同志方面，要多向杨勇同志学习。”

就这么一句话，像冷水浇头，让王近山心里咯噔一下。

他这才品出点味儿来：原来问题不出在打仗上。

刘邓首长考虑的，早就不是一场战斗的输赢了。

1949年，战争的性质变了。

以前是生存之战，是怎么在敌人的围剿中活下来，打赢一场仗就能喘口气。

现在是决胜之战，是摧枯拉朽，是接收和管理一个国家。

兵团司令，不光是要会打仗的“将才”，更得是能统筹全局、团结各方、处理复杂问题的“帅才”。

我们把这三个新任命的兵团司令掰开来看看：

陈赓，第四兵团司令。

他的位置几乎是铁定的。

黄埔军校出来的，根正苗红；红军时期就是高级干部；解放战争里，他带着陈谢兵团是长期独立作战的，兵团架子本来就完整，战斗力强悍得没话说。

论资历、论战功、论手下部队的实力，这个兵团司令，他不当谁当？

陈锡联，第三兵团司令。

他是刘邓大军一手栽培起来的嫡系，从红四方面军时期就跟着部队。

他不仅敢打敢冲，而且对上级的战略意图领会得特别快，执行得特别坚决。

让他当司令，能确保整个兵团像一根手指一样，指向哪儿打到哪儿，绝不含糊。

当时还有个热门人选是陈再道，但最后还是选了更年轻、大局观更好的陈锡联。

杨勇，第五兵团司令。

这就是解开王近山心结的关键了。

杨勇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稳”。

他指挥的一纵，作风顽强，纪律性极强，打仗从不冒进，但一旦咬住敌人，就绝对不松口。

更关键的是，杨勇的性格。

他为人谦和，不张扬，顾全大局，跟谁都能合作得来。

一个兵团下面好几个军，军长们个个都是身经百战、脾气不小的战将，要让这帮人服你，光靠打仗厉害是不够的。

你得让他们从心里敬你，愿意听你的。

这种捏合队伍的本事，就是邓小平说的“团结同志”，是一种看不见的战斗力。

王近山是矛，锋利无比，锐不可当。

而杨勇呢，既是能攻坚的矛，也是能稳住阵脚的盾。

接下来要渡江，要进军大西南，面对的是全新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社会情况，一个稳健、团结的领导班子，比一个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猛将要重要得多。

刘邓的意思很明白：近山啊，你的勇猛是宝，但要当一个统帅十几万人的“大家长”，你身上那些个人英雄主义的棱角，还得再磨磨。

其实，王近山这趟“请缨”，从一开始就没可能成功。

因为就在二野的将领序列里，有两个人的沉默，已经替刘邓首长回答了他的问题。

这两个人，论资历、论战功，都排在王近山前面，这次同样没当上兵团司令，可人家一句话都没说。

第一个，是王宏坤将军。

这可是王近山的老领导、老上级。

王近山打出赫赫威名的六纵，其前身部队的首任司令就是王宏坤。

时间倒回1946年，中原部队刚组建，正是王宏坤主动向刘邓建议，说王近山年轻，打仗有股冲劲，比自己更适合指挥这支主力部队。

他自己呢，甘愿退下来，负责后方根据地和部队整训的工作。

论资历，1933年王宏坤在红四方面军当军长的时候，王近山还只是个师级干部。

无论是革命履历，还是对王近山个人的提携之恩，王宏坤的分量都远不是王近山能比的。

这次整编，这位老将军被任命为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他二话不说，欣然领命。

老领导都没说话，你王近山还有什么可不平的？

第二个，是陈再道将军。

陈再道也是红四方面军杀出来的名将。

1935年，他接替许世友当红四军军长，那可是红军的主力军。

整个解放战争，陈再道几乎打满全场，从中原突围到挺进大别山，功劳簿上写得满满当当。

在第三兵团司令的人选上，陈再道本来呼声很高。

可最后，上级选了他的老部下陈锡联，理由是陈锡联更全面，更有发展潜力。

面对这个决定，陈再道心里就算有想法，也完全服从了组织安排，高高兴兴地去当了河南军区司令员，负责巩固新解放区的后方。

王宏坤和陈再道，这两位红军时期的老军长，用自己的行动给全二野的将领上了一课，也等于间接告诉了王近山：什么是大局，什么是纪律。

跟他们比，王近山的资历确实还差着一截。

这场“请缨”风波，对王近山来说，不是一次丢人的事，反倒是一次重要的成长。

他是个纯粹的军人，心里想的就是打仗、立功。

而刘邓首长和那些老将军们，想的已经是战争胜利之后的事情了。

一个人的勇猛能打赢一场仗，但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集体，才能赢得整个天下。

1955年全军大授衔，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杨勇、陈锡联、王宏坤、陈再道皆是上将。

王近山，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