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另一面，被正史唾骂的乱臣，却是河东民众的“圣人”

说起安禄山，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那个拖垮盛唐的叛贼，是那个三百斤的胡人胖子，还是正史里祸乱天下，罪不容诛的千古罪人。

但在唐朝的河北大地，故事却完全颠倒。

安史之乱平定后，当朝廷在长安庆祝平叛胜利，将安、史二人鞭尸唾骂时，他们起兵的核心地区——河北的民间，却悄悄立起了他们的祠庙、尊他为“圣人”“神明”，香火断断续续，竟延续了好几代。

这就奇了怪了，河北百姓难道是被安禄山骗傻了？放着平定叛乱、保住大唐的忠臣不拜，偏偏去供奉一个颠覆王朝的叛将。

答案绝非河北人“是非不分”。

这反差背后，埋藏着一场从北魏到盛唐，持续了四百年的集团恩怨。

安禄山的造反，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陇与关东两大集团

要读懂河北百姓为啥拥护安禄山，得先搞明白关陇集团和关东集团这两大势力。

西魏权臣宇文泰创建的关陇集团，本质上是一个融合鲜卑军事贵族与关中本土豪族的利益共同体。

这个以 "西魏八柱国二十四大将军" 为核心班底的权力网络，在此后四百年间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走向 —— 北周宇文、隋杨、唐李三代皇族均出自这个封闭圈子。

“关东集团”的“关东”指函谷关以东的广阔地区，核心就是河北、山东、河南。这里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世家大族多，普通百姓也相对富足。

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痛点：政治话语权太弱。在关陇贵族眼里，关东人再有钱、再有文化，也是“外人”和“被管理者”。

毕竟从宇文泰时期开始，西魏与占据华北平原的东魏 - 北齐形成对峙，河北作为北齐核心腹地，其豪族势力从一开始就被关陇集团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到了隋朝，出身关陇的杨坚建立隋朝，定都长安（关陇老巢），关东地区彻底沦为“钱袋子”和“粮仓”，交最重的税，却换不来相应的政治地位。

隋炀帝虽看穿关陇集团的垄断本质，试图通过迁都洛阳、疏通大运河等措施挣脱束缚，却因操之过急，引得反噬，最终身死国灭。

李渊能在四个月内从太原打到长安，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是关陇集团重新选的代言人，而非后世渲染的 "军事奇迹"。

李渊建立唐朝，看似是改朝换代，其实换汤不换药，李唐王朝依然是关陇集团说了算。

李唐的“偏心”

李唐王朝自建立之初就带着关陇集团的 "基因偏见"，将关东地区尤其是河北视为被征服的 "二等公民"。

这种歧视在统一战争中就表现得比较明显。李世民平定河北窦建德政权后，不仅下令处决窦建德，更对其旧部采取极端报复政策，几乎将河北豪族势力犁庭扫穴。

李唐皇室天然信任和重用“自己人”。整个唐朝前期，宰相、大将军这些顶级官职，几乎被关陇出身的人垄断。关东的才俊，想挤进权力核心，难如登天。

政治上的排斥很快转化为制度性的压迫。贞观十年，唐太宗在全国增置折冲府时，明确下令 "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赤裸裸地暴露了对河北武勇的忌惮。

矛盾的是，朝廷又频繁在河北以北地区用兵，将河北作为后勤保障基地。

贞观十九年征讨高句丽时，河北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粮草转运任务，地方官员借机肆意盘剥，导致 "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 的悲惨景象。

河北是唐朝的经济重心之一，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商业也很繁荣，按理说，百姓应该能过上好日子。

可事实恰恰相反，朝廷把最繁重的赋税，都压在了河北百姓身上，河北的赋税，比关陇核心区高出两倍还多。

唐朝在河北常年驻扎重兵。表面说是防御北方的契丹、奚人，实则有一层心照不宣的作用：监视和镇压本地的关东势力。

养这些军队的粮饷，还得河北本地出。这就等于，百姓出钱养军队来看管自己。

由于地缘上河北士族集团与契丹人犬牙交错，必定会形成了很深的利益关系。武周时期契丹起兵后，武则天派侄子武懿宗出兵。

好家伙，这人将河北杀的是一片血雨腥风，与契丹有点关系的，都被他以“卖国贼”的大义给虐杀了，所杀害的河北百姓，数量竟然超过了契丹人。甚至还向武则天建议，杀光所有的河北人！

要不是狄仁杰从中周旋，河北百姓当时就要起兵反唐了。

本该是应该繁荣的地方，因为几百年来的打压，竟然成了 "愁苦之地，不乐其生"。关东集团从士族到百姓，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凭什么我们出钱出力养活帝国，却永远低人一等，要被你们骑在头上？

当然，他们不满的，不是“唐朝”这个国号，而是那个被关陇集团把持、不断压榨歧视他们的“长安朝廷”。

安禄山的出现，恰好给了他们一个反抗的机会。

安禄山的“顺势而为”

安禄山是个聪明人。他出身西域，不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圈人。他长期在河北当节度使，深切感受到了关东集团受到的不公和怨气，具有很大的潜力，很快就经营起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其实安禄山不是很想反叛，只想做一个富贵安稳之人，他临到头都在退缩，但是他手下招揽了一大批河北群雄，这些人的反抗精神很强烈，让安禄山感觉自己不带头，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会被换了。于是他才顺势而为，决意起兵时。

他打出的旗号非常巧妙。他没有喊“我要当皇帝”，而是喊出了“诛杀奸相杨国忠，清君侧”！杨国忠是谁？他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更是关陇集团利益的最新代表。这个口号，精准地戳中了所有关东人的心。

更重要的是，安禄山作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其权力合法性最初来自朝廷，这使他的反叛在河北获得了某种 "替天行道" 的色彩。

当安禄山的渔阳鼙鼓响起时，对于河北的豪强军阀来说，安禄山是摆脱朝廷打压、夺取话语权的机会。他们纷纷带兵投靠。

对于河北的普通百姓而言，看到的可能不是叛逆，而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安禄山的军队，打的是“欺压我们的长安朝廷”。

他们未必懂高层斗争，但他们知道，他要去铲除朝中的奸佞，只有这样我们的日子才会好过。因此安禄山大军过境时，不少百姓并不抵抗，甚至提供支持。

因此在香积寺大战时，两军都认为是正统，是正义的一方，才死战不退，硬是互砍了几个时辰。

死后”封神“

安史之乱最终失败了。但河北的困局改变了吗？并没有。

战后，朝廷对河北进行了严厉清算和报复，赋税压迫更重，监控更严。

关陇集团对关东的警惕和打压，丝毫未减。河北百姓发现，苦日子不仅没结束，反而变本加厉了。

希望彻底破灭之后，便是沉默而固执的怀念。

于是，民间开始秘密地为安禄山、史思明立祠祭祀，称他们为“二圣”、“泰山老父”。

官府屡禁不止。在百姓朴素的认识里，祭祀的不是“叛国者”，而是曾经敢为他们出头、反抗不公的“自己人英雄”。

那袅袅香火，祭奠的是安、史二人，更是祭奠关东地区几百年来被压抑的自主渴望，是一种无声而持久的抗议。

就像一句话说的：“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香火由生存者点燃”，河北百姓的香火，点燃的不是对叛将的崇拜，而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望。

总结

安史之乱的本质，远不止一场军阀叛乱。它是关陇与关东两大集团，四百年积累的矛盾总爆发。

矛盾总有爆发的一日，没有安禄山，也有别人。

安禄山，恰好是风口上的”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