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拒绝蒋介石，提出要去延安，毛主席回电：先答应3个条件

“1938年初冬，老师，真要离开武汉？”罗汉捧着一杯微凉的茶，声音低沉。陈独秀环顾四壁，轻叹：“此间太闷，我想去延安。”

1932年被捕、1937年再获自由，这位六十岁的老革命似乎一次次被命运推到十字路口。走出监狱那天，他瘦削却昂首，说得最多的仍是抗战。蒋介石递来橄榄枝，劳动部长的头衔摆在桌上，外带十万元经费，消息一出，友人惊呼“翻篇了”。然而陈独秀撇嘴：“给我官帽只为粉饰太平，我若点头，岂不自污？”

蒋系招安碰壁的同时，托派标签却越贴越紧。出狱第二周，他公开声明“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语气斩钉截铁，可外界并不买账。南京街头的小报连篇累牍，既夸他是“启蒙巨擘”，又骂他“思想摇摆”。陈独秀索性闭门读书，每天抄古诗自遣。

真正让他动念的是延安。罗汉奔走于南京和西安之间，托叶剑英带话给林伯渠。林伯渠当即电告中央，请示“老陈愿来延安，可否接纳”。延安窑洞里的夜灯亮到深更，毛泽东与张闻天商量这件“棘手又不忍拒绝”的事。张闻天说：“蒋介石我们都合作了，只要他真心抗日，何不可？”毛泽东沉吟良久，执笔回电，列出三条：一、公开否认托派理论；二、表态支持统一战线；三、用行动证明诚意。末尾加一句：“三条落实，其余日后商议。”

罗汉在西安等回信，接电报时天边正起晨雾。他皱着眉读完，对林伯渠说：“第一个条件，怕是难。”林伯渠摆手：“先带去看。”于是他又赶赴武汉。

武汉会面已是十月。日军飞机轰鸣，江面浮尸随波而下。寒夜里，罗汉将毛泽东的三条逐句念给老师听。第二条、第三条，陈独秀点头；念到“承认加入托派之错误”时，他的手停在桌面，良久不语。屋外爆炸声隐约传来，他终于抬头：“我可以不谈托派，也可以不再提昔日之争，但承认‘错误’二字，我说不出口。若我自认无罪，又何来悔改？”

罗汉劝了几句，陈独秀挥手：“我被捕五回，心志无改。今日要我道歉，只为进延安，那不是我。”他的倔强在暗灯下格外清晰。罗汉知再劝无益，只能带着遗憾离开。

不久王明自莫斯科回延安，他对接纳陈独秀大为反对，更放出“汉奸津贴三百元”的流言。此言一出，南京重庆的报纸热炒，连普通茶摊都在议论“陈先生拿日资”。陈独秀听闻大怒，拍案而起：“我宁肯穷死，也不受敌寇一分！”然而风声已起，延安方面的热情逐渐冷却。

1938年夏，他避战火，随妻子潘兰珍移居四川江津。邻里只知来了一位白发书生，清晨挑水，夜晚伏案。事实上，他的衣食仅靠友人接济，国民政府发来的两万元稿费被他原封退回，理由是“我写字不为卖身”。张国焘寄来五千块，他也推却，快递员带着钱原路返还。缺米少盐的日子，他却自嘲“越穷越能读书”。

周恩来仍不死心。1939年仲春，周总理冒险来到江津石墙院，推门时只见陈独秀躺在藤椅上咳嗽。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轻声：“中央还是盼您去延安。”陈独秀摇头：“润之、恩来之情，我懂。但我年事已高，坐会开不动，况且我若去，只怕惹出旧是非。”两人相对无语。临别，周恩来留下百银元，被陈独秀坚决退回：“互济会的钱，只能救难中同志，我不合规矩。”

此后，他几乎与政治切断联系。白天注校《楚辞》《老子》，夜里写《宋元戏曲考》。邻居记得，他常对着昏暗煤油灯自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42年5月27日清晨，川江雾重，他因哮喘再发而去，留下满桌手稿。潘兰珍遵嘱，将那笔未动的稿费悉数交还教育部，一如丈夫生前坚持。

试想一位昔日总司令、今日落魄书生，面对权位不低头，面对旧友也不阿谀，固执到近乎苛刻。有人说他错失时代，也有人叹他高风亮节。历史或许难下绝对评语，但那年延安电报上的“三个条件”与武汉夜色中的摇头，恰恰刻画出一种少见的纯粹——不肯为自己认为对的理想退半步，这便是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