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长闺女递来一碗水，问我要不要娶她，我盯着麦田想了很久

那碗水递过来时，正午的日头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

我脖子上搭着湿透的毛巾，手里的镰刀刚割倒一垄麦子。汗珠子顺着眉骨往下淌，蛰得眼睛发疼。

乡长家的麦田阔得望不到边，金黄一片。

孙海安穿过麦茬地走过来，白底蓝花的衬衫被风吹得贴在身上。她手里端着一碗晾凉的白开水，碗边还凝着水珠。

我以为是寻常的递水。

直到她站定在我面前，碗往前送了送。我伸手去接，她的手指却轻轻避开了。

四周突然安静下来，连知了都噤了声。

她看着我，嘴角弯起一点笑，那笑容里有些东西让我脊背发凉。然后她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钻进我耳朵里。

“听我爸说，你家就差个会做饭的。”

碗又往前递了半寸。

“今天要不要先尝尝我手艺？”她顿了顿，眼睛直直看进我眼里，“再考虑要不要娶我。”

我的手指僵在半空。

麦浪在身后翻滚，远处传来打谷机的轰鸣。乡长郑兴华站在地头，背着手朝这边望。他的影子被太阳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我的脚边。

孙海安的手稳稳端着那碗水。

碗里的水轻轻晃了一下。

01

电报是傍晚送到餐馆的。

老板老张从柜台后面探出身子，手里捏着那张黄底黑字的纸页。我正在后厨剥蒜，满手都是呛人的味道。

“志远，你老家来的。”

老张的声音穿过喧闹的传菜声。我擦了擦手，接过电报时指尖有点抖。纸上的字很简短：父病危，速归。

四个字，像四根钉子。

我盯着看了很久，直到那些笔画开始模糊。灶台上的火还旺着，油锅滋滋响。杨怡萱端着一摞盘子经过，停了一步。

“怎么了？”

我把电报折起来，塞进裤兜。“家里有事，得回去。”

她还想问什么，前头已经在催菜了。我转身继续剥蒜，指甲缝里嵌满蒜皮，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辞工比想象中容易。老张没多问，数了三百二十块钱给我，其中二百是这个月的工钱，剩下的是他添的。

“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他把钱推过来时叹了口气。我在收据上按了手印，红印泥黏糊糊的。

杨怡萱送我去的车站。她穿了件碎花裙子，头发扎成马尾，额角沁着细汗。我们站在售票窗口旁边的阴影里，人群从身边挤过去。

“还回来吗？”她问。

我没法回答。汽车发动时，她从车窗塞进来一包饼干，用旧报纸包着，还温热。

车开出去很久，我才打开报纸。里面除了饼干，还有一张五块钱的票子，折成小小的方块。

路越来越颠簸。窗外的楼房渐渐矮下去，换成连绵的稻田和村庄。我靠着车窗睡觉，梦里有父亲在麦田里挥舞镰刀的身影，阳光照在他黝黑的脊背上，汗水亮晶晶的。

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枝桠在夜色里张牙舞爪。我提着行李往家走，路两旁的麦子都黄了头，沉甸甸地垂着。空气里有股熟透的麦香，混着泥土的味道。

家门虚掩着，透出昏黄的煤油灯光。

我推门进去，母亲正蹲在灶前烧火。她转过头，手里的柴火掉在地上。

“志远……”

她站起来时晃了一下。我扶住她，感觉到她手臂瘦得只剩骨头。灶上的药罐咕嘟咕嘟响，满屋子都是苦味。

里屋传来含糊的呜咽声。

母亲抹了把脸，拉着我往里走。父亲躺在床上，半边身子盖着薄被，另半边瘫着，手指蜷缩成奇怪的形状。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看见我时，嘴唇剧烈地抖动起来。

“啊……啊……”

他只能发出单音。口水从嘴角流下来，浸湿了枕头。

我站在床前，行李还拎在手里。母亲小声说着发病那天的情形，麦收前夜，父亲起夜时突然栽倒在院子里。送卫生所，打针，吃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医生说，是脑血栓。”母亲的声音很轻，“得去县里治，可是钱……”

她没说完。药罐沸了，药汁溢出来浇在火上，发出刺啦一声响。

那天夜里，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盯着房梁上结的蜘蛛网。窗外有月光，照在斑驳的土墙上。父亲的呜咽声时断时续，像受伤的动物。

后半夜，我听见母亲在院子里压低的哭声。

哭声很闷，像是捂在被子里。我坐起来，透过窗缝看见她蹲在井台边，肩膀一耸一耸的。月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落了一层霜。

我躺回去，睁着眼睛到天亮。

02

七亩麦田在村东头，紧挨着河滩。

我站在地头时，麦浪正随着风起伏，金黄色的穗子沉甸甸地压弯了秆。母亲跟在我身后，手里拿着两把镰刀，刀口已经磨得发亮。

“你爸倒下前，说今年麦子长得好。”

她把镰刀递给我一把。我接过来，掂了掂分量。铁器的冰凉从掌心传到胳膊。

“能收多少？”我问。

母亲摇摇头。“往年都是你爸主镰，我打捆。今年……”她看向麦田，眼神空空的，“能收多少是多少吧。”

我弯腰割下第一把麦子。

镰刀划过麦秆时发出清脆的嚓嚓声。麦茬留在土里，整齐得像尺子量过。汗水很快就浸透了背心，黏糊糊地贴在身上。

母亲在我身后打捆。她把割倒的麦子拢在一起，用麦秆拧成绳，捆扎实。动作很熟练，但速度慢了许多。

干到晌午，只割了不到半亩。

太阳毒辣辣地晒着，地里的热气蒸上来，混着麦芒的碎屑，沾在皮肤上又刺又痒。我直起腰，眼前一阵发黑。母亲递过来水壶，壶里的水已经温热。

“歇会儿吧。”

我们坐在田埂的树荫下。母亲从布包里掏出两个馒头，还有一小碟咸菜。馒头又干又硬，得就着水才能咽下去。

河对岸就是乡长家的地。我望过去，那边已经收了一大片，麦捆堆得像小山。几个人影在地里忙碌，还有一台手扶拖拉机突突地响。

“郑乡长家今年又添了机器。”母亲小声说。

我没接话。馒头嚼在嘴里像木屑。

下午继续割麦。腰越来越酸，手上的水泡磨破了，沾上汗水火辣辣地疼。我咬着牙往下干，镰刀挥动的节奏渐渐机械。

天擦黑时，我们收了不到一亩。

回家的路上，母亲走得很慢。她背着一捆麦子，腰弯得很低。我跟在后面，肩膀被扁担压得生疼。

晚饭是稀饭和中午剩下的馒头。我给父亲喂饭，他只能咽下流食。米汤从嘴角漏出来，我拿毛巾擦，擦完他又流。

母亲坐在门口择菜，忽然抬起头。

“志远，有件事……”

她欲言又止。我等她说下去。

“郑乡长家缺人手收麦。”她的声音越来越低，“说是可以按天算工钱，或者抵咱家欠的提留款。”

我放下碗。“咱家欠多少？”

母亲报了个数。我愣了下，比想象中多。

“你爸生病前就欠着了。”她低下头，继续择菜，“今年麦子就算全卖了，也不够还。”

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

“我去。”我说。

母亲猛地抬头。“可是……”

“总得把欠款还上。”我打断她，“明天我就去问问。”

夜里我给父亲擦身子。毛巾擦过他萎缩的腿时，他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眼睛死死盯着我。我停下手，等那阵痉挛过去。

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像是有话要说。但最终只是眨了眨眼，浑浊的泪水顺着眼角流进鬓发。

擦完身子，我端着水盆出去倒。月光很亮，照得院子里白花花的。井台边的石板上，放着母亲磨好的镰刀。

两把刀并排躺着，刀刃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我蹲下来，用手指试了试刀锋。很利，轻轻一碰就留下白印子。

远处传来狗叫声，一声接一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

03

乡长家在村西头，是栋两层小楼。

红砖墙，水泥抹的院子，铁门漆成深绿色。我站在门外时，能听见里头电视机的声音，还有炒菜的动静。

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

“找谁？”

“郑乡长。”我说，“来问收麦的事。”

她上下打量我一眼，朝屋里喊：“老郑，有人找！”

郑兴华从屋里出来时，穿着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头发梳得整齐，脸上带着笑。

“是志远吧？”他先开了口，“进来坐。”

我跟着他走进堂屋。地上铺着瓷砖，亮得能照见人影。靠墙摆着一组木沙发，茶几上放着烟灰缸和茶杯。

“你妈昨天来找过我。”郑兴华递过来一支烟。我摆手说不会，他自己点上，深吸了一口。“家里的事我听说了，不容易。”

烟雾在空气里慢慢散开。

“地里缺人手，正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他弹了弹烟灰，“一天十块钱，管两顿饭。要是想抵提留款，也行。”

“抵款吧。”我说。

他点点头，像是早就料到了。“明天就来上工。早上五点，带着镰刀。”

事情说完，我起身要走。他送我到门口，忽然问：“在省城做什么工？”

“餐馆。”

“见识过世面。”他笑了笑，“回来也好，老家安稳。”

走出院子时，我回头看了一眼。二楼窗户开着，白色的窗帘被风吹得飘起来。有个人影在窗边一晃而过。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出了门。

镰刀扛在肩上，布包里装着母亲烙的饼。走到乡长家地头时，已经有三四个人在等着了。都是村里的壮劳力，看见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志远也来了。”说话的是李老四，以前跟我爸一起干过活。

“李叔。”

他拍拍我肩膀，没多说。

郑兴华是骑着自行车来的。他下车，看了看天色，又看了看地。“今天把东头那片收完。中午饭有人送来。”

大家散开干活。我选了一垄，弯腰开割。

乡长家的麦子长得密，秆子粗，割起来费劲。我闷头往前赶，镰刀挥动的频率很快。汗水滴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干到太阳升高，身后已经倒下一片。

送水的人来时，我正坐在麦捆上歇气。是个年轻姑娘，提着两个暖水瓶，胳膊上还挎着竹篮。

她挨个给大家倒水。走到我面前时，水碗递过来。

“谢谢。”

我接过来，抬头看了她一眼。是昨天窗户边那个人影。她大概二十出头，皮肤很白，眼睛又黑又亮。头发扎成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

“你是赵志远？”她问。

我点点头。

“我爸提过你。”她笑了笑，转身去给下一个人倒水。

她走路的样子很轻快，白底蓝花的衬衫在麦田里很显眼。李老四凑过来，压低声音说：“乡长闺女，孙海安。在邮电所上班。”

我又往那边看了一眼。她已经走远了，背影瘦削。

中午饭是郑兴华老婆送来的。大铝锅里装着白菜炖粉条，还有一篮子馒头。大家围坐在地头吃，筷子碰碗的声音很响。

孙海安也来了，坐在她母亲身边，小口小口地吃着。

郑兴华端着碗过来，坐在我对面。“干得不错，一上午割了一亩多。”

我没说话，埋头吃饭。

“年轻有力气。”他继续说，“以后有什么打算？就守着家里那几亩地？”

“先把我爸的病治好。”

“孝心可嘉。”他点点头，“县医院我有熟人，需要帮忙就说。”

下午继续干活。孙海安没再来，倒是郑兴华又巡视了几趟。他背着手在地头走，不时停下来看看麦捆，或者跟谁聊两句。

经过我身边时，他停了很久。

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像尺子在量什么。但我没抬头，手里的镰刀一刻不停。

太阳偏西时，东头那片地终于收完了。麦捆堆成十几个垛，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

郑兴华给大家结当天的工钱。轮到我的时候，他说：“抵款的话，月底一起算。到时候把欠条销了。”

“好。”

我收拾东西准备走。他忽然叫住我：“明天还来吗？”

“来。”

“那就好。”他笑了笑，“好好干。”

走出麦田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郑兴华还站在地头，正跟李老四说着什么。他的身影在暮色里显得很高大。

风刮过来，带着麦秸的味道。

04

父亲的状况没有好转。

夜里他的呜咽声更大了，有时会突然尖叫，声音嘶哑可怖。母亲整夜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一遍遍说“没事了，没事了”。

但有事。

有天夜里我起夜，看见母亲在灶房里翻东西。她从柜子最底下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些零碎的钱票。

她把钱数了三遍，又原样包好放回去。

转身看见我时，她愣了一下，随即低下头。“吵醒你了？”

“妈，钱不够是不是？”

她没说话，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光映着她的脸，皱纹又深了些。

“你爸的药快吃完了。”她终于开口，“得去卫生所再开点。还有……”

“还有什么？”

“提留款。”她的声音很轻，“郑乡长虽然让你去干活抵债，可那得干到什么时候。村里催了几次了。”

我靠着门框，灶房的烟火气呛得眼睛发酸。

“明天我去乡长家，问问能不能先预支点工钱。”

母亲猛地抬头。“别！别去麻烦人家。咱已经欠人情了。”

“那怎么办？”

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爆出几点火星。

第二天我去上工前，母亲往我布包里塞了两个鸡蛋。“干活累，补补。”

鸡蛋还是温的。

乡长家的麦田已经收了一大半。今天要收的是靠河滩的那片，地势低，土湿，麦秆长得特别高。

孙海安又来送水。

这次她直接走到我面前，递碗的时候手指碰到了我的。很凉，带着井水的寒气。

“听我爸说，你在省城待过两年。”她没马上走，站在旁边看着我喝水。

“嗯。”

“省城什么样？”她的眼睛亮晶晶的，“是不是到处都是楼房，汽车？”

我回想了一下。“差不多。”

“那你怎么回来了？”

问题很直接。我顿了顿，说：“家里需要人。”

她点点头，像是明白了。“也是。外面再好，终究不是家。”

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有点奇怪。但我没多想，把空碗还给她。她接过碗，指尖又碰了一下。

“明天还送水。”她说，转身走了。

中午休息时，李老四凑过来抽烟。“志远，乡长闺女是不是老找你说话？”

“就送个水。”

“不止吧。”他吐出一口烟雾，“我瞅着她这两天老往你这边瞅。”

我没接话，低头啃馒头。

“不过也是好事。”李老四继续说，“要是能跟乡长家攀上亲，你家的难处不就解决了？”

我猛地抬头。“李叔，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就随口一说。”他讪讪地笑了，把烟掐灭。

但这话像种子，落进土里就生了根。下午干活时，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回头看，又只有金黄的麦浪。

收工时，郑兴华照例来巡视。他站在我割的那片地前，看了很久。

“干净利落。”他评价，“比你爸当年不差。”

“我爸教得好。”

“是啊。”他叹口气，“满囤是个老实人。当年要不是他……”

话说到一半停了。他摆摆手，“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好好干，不会亏待你。”

回家路上，天色已经暗了。路过村口小卖部时，听见里面有人在议论。

“……听说郑乡长在给闺女找人家呢。”

“条件那么好，咋还愁嫁？”

“不是愁，是要找个合适的。你想想，独生女，以后家业给谁？”

声音压低了，听不真切。我快步走过去，心跳得有点快。

晚饭时，母亲熬了小米粥。她给父亲喂粥时，动作很轻，一边喂一边跟他说话，虽然知道得不到回应。

“满囤啊，今天志远去乡长家干活了。郑乡长夸他呢，说干得好……”

父亲的眼睛转动着，看向我。他的嘴唇在颤抖，发出“啊……啊……”的声音。

“爸，你想说什么？”

我凑近些。他的眼睛瞪得很大，里面全是焦急。右手能动的几根手指在床单上划拉着，像是要写什么。

但最终，他只是无力地垂下手，闭上眼睛。

夜里，母亲来我屋里。她坐在床边，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

“志远，有件事妈得跟你说。”

“当年你爸救过郑兴华。”她的声音很轻，“在河里。郑兴华那会儿还不是乡长，在水利站干活，失足掉水里了。你爸正好在，把他捞上来了。”

我静静听着。

“为这事，郑兴华一直记着情。”母亲继续说，“后来他当上乡长，明里暗里帮过咱家几次。这次让你去干活抵债，也是……”

她停住了。

“也是什么？”

“也是他还人情。”母亲抬起头，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光，“但志远，人情这东西，用一次少一次。妈怕……”

怕什么，她没说。但我听懂了。

窗外有猫头鹰在叫，一声一声，凄厉得很。

05

连着干了五天，乡长家的麦子全收完了。

最后一捆麦子打上结时，郑兴华让人抬来一箱啤酒。“大家辛苦了，今天加菜。”

午饭是在地头吃的。除了平时的白菜炖粉条，还加了红烧肉和炒鸡蛋。肉切得很大块，油汪汪的。

李老四喝得脸红脖子粗，拍着我肩膀说：“志远这小子行，干活实在。郑乡长，你得给他找个好差事。”

郑兴华端着酒杯，笑了笑。“那是自然。”

孙海安也来了，坐在她母亲旁边。她今天穿了件浅黄色的衬衫，头发放下来披在肩上。吃饭时，她时不时往我这边看。

我低下头，专心扒饭。

吃完饭，大家各自散了。我收拾镰刀准备走，郑兴华叫住我。

“志远，来家里一趟，把账算了。”

我跟在他后面往家走。他推着自行车，车轮压过土路，发出沙沙的声音。

“这几天干得不错。”他说，“抵完提留款，还能剩下点。”

“谢谢乡长。”

“谢什么，你应得的。”

进了院子，他让我在堂屋等着，自己上了楼。我坐在木沙发上，背挺得笔直。茶几上放着一本《半月谈》，封面有些卷边。

孙海安从里屋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

“算账？”

她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拿起那本《半月谈》翻看。翻了几页，又放下。

“你以后还出去吗？”她问，“去省城。”

“看情况。”

“我觉得你不会走了。”她说得很肯定，“家里需要你，你走不了。”

我没反驳。她说的是事实。

郑兴华下楼时，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和算盘。他在我对面坐下，翻开本子。

“你家欠提留款一百八十四块三毛。你干了六天，按一天十块，六十块。还欠一百二十四块三毛。”

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

“但我看你家困难，这样——”他抬起头，“你再帮我家干点别的活。院子要翻修，猪圈要加固。干完这些，欠款一笔勾销。”

我看着他。他的表情很诚恳，但眼睛深处有东西在闪。

“什么活都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他合上本子，“明天开始吧，先修猪圈。”

事情说完，我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孙海安追出来。

“等等。”

她递过来一个小布袋。“我妈让给你的，说是感谢你这几天辛苦。”

我打开一看，是十几个鸡蛋，还有一小包白糖。

“这……”

“拿着吧。”她说，“不然我妈该说我不会办事了。”

我接过布袋，沉甸甸的。她的手指又在交接时碰到了我的，这次停留的时间长了些。

“明天见。”她说。

走出院子好远，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门口，身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晚上母亲看见鸡蛋和白糖，愣了很久。

“郑乡长家给的？”

“孙海安说是她妈让给的。”

母亲把鸡蛋一个个捡出来，放在篮子里。动作很慢，像在琢磨什么。

“志远。”她忽然开口，“你觉得海安那闺女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人样，性子。”母亲看着我，“妈打听过，她在邮电所上班，临时工。性子开朗，手脚也勤快。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太有主意。”母亲叹口气，“她妈说她从小就倔，认准的事谁劝也不听。”

我没接话，舀水洗脸。井水冰凉，泼在脸上清醒了些。

夜里睡不着，我起身到院子里。月光很亮，照得一切都泛着清辉。父亲那屋传来平稳的呼吸声，今晚他没哭闹。

我蹲在井台边，看着水里自己的倒影。

水波晃动，倒影碎了又聚。恍惚间，好像看见杨怡萱的脸。她站在餐馆后门，手里端着泔水桶，回头冲我笑。

“赵志远，发什么呆呢？”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餐馆后巷有棵梧桐树，知了叫得震天响。她把泔水倒进桶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她的布鞋。

“鞋湿了。”我说。

“没事，天热，一会儿就干了。”她甩甩脚，水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

后来我们坐在后巷的台阶上休息。她递给我半个西瓜，用勺子挖着吃。西瓜很甜，籽是黑的。

“你以后想干啥？”她问。

“攒点钱，回去把家里的房子修修。”

“然后呢？”

“然后……”我没想那么远，“再看看。”

她挖了一大勺西瓜，塞进嘴里。汁水从嘴角流下来，她用手背擦掉。

“我想开个小店。”她说，“卖早点也行，卖杂货也行。不用太大，够过日子就行。”

“在省城开？”

“哪儿都行。”她笑了，“有人的地方就能活。”

那段对话后来被我反复回想。每次想起来，心里都空落落的。

井水里的倒影又碎了。我站起来，腿有点麻。

第二天我去乡长家修猪圈。猪圈在院子后面，是红砖砌的，顶棚漏了雨，需要换新瓦。

孙海安也在家。她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屋檐下，手里在织毛衣。线是浅灰色的，针脚很细密。

“你会修瓦？”她问。

“跟村里的王瓦匠学过。”

“手艺还挺多。”

我没接话，爬上梯子。瓦片被太阳晒得烫手，得戴着手套才能拿。一片片拆下来，堆在墙角。

她在下面递瓦片，我接。配合得很默契，话不多，但效率高。

干到中午，顶棚拆完了。她母亲喊吃饭，是手擀面，浇了西红柿鸡蛋卤。

吃饭时，郑兴华问起我父亲的情况。

“还是老样子。”

“县医院有个专家，下个月来坐诊。”他说，“我可以帮忙打个招呼，带去看看。”

“那得花多少钱？”

“钱的事再说。”他摆摆手，“先把病看好要紧。”

吃完面，我继续干活。孙海安也爬上梯子，说要帮忙递瓦片。

“你下去吧，危险。”

“小看我？”她不服气，接过一片新瓦递上来。

梯子有点晃。我伸手扶了她一把，手指碰到她的胳膊，很细，能摸到骨头。

她站稳了，冲我笑了笑。阳光照在她脸上，鼻尖沁出汗珠。

瓦片一片片铺上去，新瓦在太阳下泛着青灰色的光。猪圈顶棚渐渐完整了，严丝合缝。

干完活下来，她递给我毛巾擦汗。

“明天还来吗？”

“来，修院子。”

她点点头，把毛巾收回去。转身时，我听见她轻轻哼起了歌，调子很欢快。

那天晚上，母亲给父亲擦完身子，坐在床边发呆。

“妈，怎么了？”

“今天你王婶来串门。”她的声音很轻，“说村里都在传，郑乡长相中你了。”

我的心一沉。

“说想招你做女婿。”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志远，你说这是真的吗？”

06

谣言传得很快。

第二天我去乡长家修院子，路上遇见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李老四蹲在村口抽烟，看见我，招招手让我过去。

“志远，问你个事。”

“李叔你说。”

“郑乡长真想把闺女许给你？”他压低声音，“我听说他都托人去你家提亲了。”

“没有的事。”我语气生硬。

“没有就好。”他吐出一口烟，“不是叔多嘴，那闺女……性子太强，你降不住。”

我没再说话，快步往前走。

乡长家的院子要铺水泥地。昨天已经拌好了沙子和水泥，堆在墙角。今天要摊平、抹光。

郑兴华不在家，说是去乡里开会。只有孙海安和她母亲在。

她母亲在屋里做饭，孙海安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屋檐下，继续织那件毛衣。今天织到袖子了，针飞快地动着。

“早。”她抬起头。

“早。”

我开始干活。水泥要兑水拌匀，然后用铁锨铲到地上摊开。活很重，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

她织一会儿毛衣，就看一会儿我干活。

“你一直这么闷吗？”她忽然问。

我停下铁锨。“什么？”

“不怎么说话。”她把毛衣放下，“在省城也这样？”

“干活的时候不说话。”

“那什么时候说？”

我想了想。“该说的时候说。”

她笑了，笑声很清脆。“你这人真有意思。”

我没接话，继续拌水泥。水泥灰扬起来，呛得咳嗽了几声。

她起身进了屋，过了一会儿端出来一碗水。“歇会儿吧，喝口水。”

我接过碗，蹲在墙根喝。水是凉的，加了点白糖，甜丝丝的。

她在我旁边蹲下，捡了根树枝在地上画。

“你知道吗，我特别想离开这儿。”

我转头看她。她的侧脸很认真，睫毛很长。

“去哪儿？”

“哪儿都行。”她用树枝画了个圈，“县城，省城，或者更远的地方。只要不是这儿。”

“为什么？”

“这儿太小了。”她抬起头，眼睛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谁的女儿，每个人都在说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连以后要嫁什么样的人，都有人替你打算好了。”

树枝在地上划出深深的痕迹。

“你呢？”她看向我，“你想离开吗？”

这个问题杨怡萱也问过。那时我说要回家修房子。现在房子还没修，人已经回来了。

“有时候想。”我说。

“但你不能走。”她接得很快，“家里需要你。所以你和我一样，都被困在这儿了。”

她说得对。但不一样的是，我是心甘情愿被困住的，而她不是。

中午饭很丰盛。红烧鱼、炒青菜，还有一盆鸡蛋汤。她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碗里堆得冒尖。

“多吃点，干活累。”

“谢谢婶。”

孙海安小口吃着饭，时不时看她母亲一眼。母女俩的眼神有交流，但没说话。

吃完饭，我继续铺院子。水泥地要抹平，得用长木板刮。我弯着腰，一点一点往前推。

太阳越来越毒，地面蒸腾起热浪。

孙海安又出来看了一会儿，然后进了屋。再出来时，手里端着一碗水。

那时我正抹到院子中间。汗水顺着下巴滴到水泥地上，瞬间就被吸干了。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腰像要断了似的。

她穿过刚抹好的水泥地边缘，小心翼翼地走过来。

站定在我面前时，她手里的碗往前送了送。

我伸手去接——这几天已经习惯了她的递水。但这次，她的手指轻轻避开了我的。

我愣住了，手僵在半空。

四周突然安静下来。厨房里的炒菜声停了，远处的狗叫声也停了。只有知了还在拼命地叫，一声比一声刺耳。

她看着我，嘴角弯起一点笑。那笑容和平时不一样，有点刻意，又有点挑衅。

然后她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的呼吸停了一拍。

碗又往前递了半寸，几乎碰到我的手指。

风刮过来，吹动了她的头发。几根发丝粘在汗湿的额头上。

我盯着那碗水。水很清，能看见碗底的花纹。水面微微晃动着，映出我扭曲的倒影。

时间好像静止了。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敲鼓。汗从额角流下来，滑过眼皮，有点涩。

她的手很稳，碗端得平平稳稳。但仔细看，能看见她指尖在微微发抖。

厨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她母亲探出头，朝这边望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远处的打谷机又开始轰鸣，突突突的，像在催促什么。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干。

07

“我……”

声音卡在喉咙里。我咳了一声，又试了一次。“水要洒了。”

孙海安的手抖了一下，碗里的水晃出来一点，洒在她手背上。她没动，眼睛还盯着我。

我把碗接过来，一饮而尽。水很凉，顺着喉咙滑下去，激得胃一阵紧缩。

“谢谢。”我把空碗还给她。

她接过碗，指尖冰凉。我们站得很近，近到能闻到她身上肥皂的香味，混着淡淡的汗味。

“你还没回答。”她说。

“我需要想想。”

“想什么？”她的语气有点急，“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一句话的事。”

厨房里传来她母亲的声音：“海安，进来帮忙！”

她咬了咬嘴唇，转身走了。背影绷得很直，脚步很快。

我站在原地，手里的抹子还在滴水。水泥地上留下几个脚印，有我的，也有她的。

下午继续干活时，她没再出来。

院子铺到一半，郑兴华回来了。他推着自行车进门，看见我，点点头。

“进度不慢。”

“明天能完。”

他绕着院子走了一圈，检查水泥地的平整度。走到我身边时，停下脚步。

“海安那丫头，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

我手上的动作没停。“说了些话。”

“她性子直，说话不经脑子。”他掏出烟点上，“要是说了什么不得体的，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接话。抹子刮过水泥，发出沙沙的声音。

他吸了几口烟，忽然说：“晚上留下吃饭吧，咱爷俩聊聊。”

晚饭很丰盛，四个菜一个汤。孙海安也在桌上，但一直低着头吃饭，没说话。

她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问我家里的情况。父亲怎么样了，母亲身体好不好，地里的麦子收完了没。

我都一一回答了。

吃完饭，孙海安收拾碗筷进了厨房。郑兴华领我进了堂屋，关上门。

他在沙发上坐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我坐下，背挺得笔直。

“志远，咱们开门见山。”他把烟灰缸推过来，“你觉得海安怎么样？”

问题来得直接。我沉默了几秒，说：“挺好的。”

“哪里好？”

“勤快，懂事。”

他笑了，但笑意没到眼睛。“那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

堂屋里的灯是白炽灯，光线很亮。我能看清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每一点表情。

“郑乡长，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很简单。”他身体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海安今年二十了，该找人家了。我看你人本分，踏实，家里也知根知底。你要是愿意，这门亲事就定了。”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秤砣，沉甸甸地压下来。

“你家的难处我都知道。你爸的病，欠的债，还有以后的日子。”他顿了顿，“只要成了这门亲，这些都不是问题。你爸可以去县里治病，欠款一笔勾销。我还能安排你进乡农机站，虽然是临时工，但以后有机会转正。”

条件开出来了，明码标价。

堂屋里很静，能听见厨房传来的洗碗声，哗啦哗啦的。还有孙海安和她母亲低声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清内容。

“你不用马上回答。”郑兴华靠回沙发，“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这是大事，考虑清楚。”

他站起来，表示谈话结束。我跟着起身，腿有点软。

走到门口时，他又叫住我。

“志远，我跟你爸是老交情了。我不会害你。”他的声音温和了些，“这年头，年轻人想闯荡是好事。但现实摆在这儿，你爸那样子，你妈年纪也大了。找个依靠，不是坏事。”

我点点头，推门出去。

院子里已经黑了。水泥地还没干透，在月光下泛着湿漉漉的光。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外走，脑子像被塞了一团乱麻。

走出院子很远，我回头看了一眼。

二楼窗户亮着灯。窗帘没拉，能看见孙海安的身影在窗前晃动。她站在那儿，像是在看什么，又像在等什么。

夜风很凉，吹在汗湿的背上，激起一层鸡皮疙瘩。

回家路上，我走得很慢。路过村口小卖部时，里面还亮着灯。王瘸子坐在柜台后面听收音机，咿咿呀呀的戏曲声飘出来。

“志远，才回啊？”他探出头。

“吃饭没？没吃我这儿还有俩馒头。”

“吃过了，谢谢王叔。”

他点点头，缩回去了。收音机里的戏还在唱，是《铡美案》，包公的声音洪亮：“驸马爷近前看端详——”

我继续往前走。

快到家时，看见屋里有光。不是煤油灯的光，是手电筒的光，在院子里晃来晃去。

我加快脚步。推开院门时，母亲正拿着手电筒照什么东西。地上摊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些零碎。

她抬起头，手电筒的光照在她脸上，眼睛红红的。“你爸……你爸把药吐了。”

我冲进屋里。父亲侧躺在床上，枕头上全是呕吐物，混着没消化的米汤和药渣。他的脸憋得发紫，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

“爸！”

我把他扶起来，拍他的背。他咳了几下，又吐出一口。吐出来的东西里有暗红色的血丝。

“得送卫生所！”我朝外喊。

母亲已经跑出去了，大概是去借平板车。我扶着父亲，他的手死死抓着我的胳膊，指甲嵌进肉里。

“爸，坚持住，咱去医院。”

他的眼睛瞪得很大，里面全是恐惧。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

母亲借来了平板车，还在上面铺了被褥。我们合力把父亲抬上去，盖好被子。

“志远，钱……”母亲的声音发抖。

我想起郑兴华开的条件。只要点头，父亲就能去县里治病。

“先送卫生所。”我说，“钱的事我想办法。”

推着平板车往外跑时，夜空中的星星很亮，一颗一颗，冷冷地看着人间。

08

卫生所的值班医生姓刘，戴着厚厚的眼镜。他检查了父亲的情况，摇摇头。

“得送县医院。这儿条件有限，查不出具体问题。”

“现在能送吗？”

“能是能，但你们……”刘医生看了看我们身上的旧衣服，“县医院花费不小，先交押金就得二百。”

母亲的脸白了。

“我回去拿钱。”我说，“妈，你先在这儿陪着爸。”

跑回家的路上，我的腿像灌了铅。院门还开着，堂屋的煤油灯还亮着。我冲进屋里，翻箱倒柜地找钱。

母亲藏钱的地方我知道。柜子最底下的瓦罐里，用油布包着。我掏出来数，一共八十七块三毛。

不够。

我蹲在地上，盯着那沓皱巴巴的票子。最大面额是十块的，一共四张。剩下的都是五块、两块、一块，还有毛票。

屋外传来脚步声。我猛地抬头，以为是母亲回来了。

但进来的是王瘸子。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

“志远，你妈刚来借车时，我看见你爸那样子。”他把布包放在桌上，“这里是五十块钱，你先用着。”

我愣住了。“王叔，这……”

“拿着。”他把钱推过来，“救人要紧。不够再说，我再去凑。”

布包里的钱有整有零，一看就是攒了很久的。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

“快去吧。”他拍拍我肩膀，“你爸是个好人，不该受这罪。”

我攥着钱，深深鞠了一躬。“王叔，这钱我一定还。”

“说这些干啥，快去。”

回到卫生所时，父亲的情况稳定了些。刘医生给他打了针，他睡着了，呼吸平稳。

“凑了多少钱？”刘医生问。

我把钱全掏出来，一共一百三十七块三毛。

“先交一百二吧，剩下的路上用。”刘医生开了转院单，“我联系了县医院的救护车，大概一个小时能到。”

母亲坐在父亲床边，握着他的手。她的背佝偻着，头发全白了。才几个月，她老了十岁。

“妈，救护车一会儿就来。”

她点点头，没说话，只是更紧地握着父亲的手。

等待的时间里，卫生所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在走，嘀嗒，嘀嗒，嘀嗒。每一声都敲在心上。

我想起郑兴华的话。只要点头，父亲就能去县里治病。不用凑钱，不用求人。

可是那碗水端过来时，孙海安眼里的东西，我看不懂。那不像喜欢，也不像算计。更像是一种……绝望的试探。

救护车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父亲抬上车。母亲跟着上去，我坐在副驾驶。

车开起来时，我看着窗外。村庄在晨雾里渐渐远去，麦田，房屋，树木，都变成了模糊的影子。

县医院很大，白色的楼，很多窗户。父亲被推进急诊室，我和母亲守在门外。

走廊里人来人往，有哭的，有喊的，有默默流泪的。消毒水的味道很浓，混着各种奇怪的气味。

等了很久，医生出来了。

“脑血栓后遗症，加上肺部感染。”他摘下口罩，“需要住院治疗。先去交费吧，一千块押金。”

母亲腿一软，我扶住她。

“医生，我们没带那么多钱……”

“能交多少交多少，先办住院。”医生的语气很疲惫，“这种病人我们见多了，理解你们的难处。但医院有规定，我没办法。”

我去缴费处，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了。一共一百五十七块三毛，包括王瘸子那五十块。

收费员给了我收据。“先住三天，三天后要补交费用。”

回到病房，父亲已经输上液了。他躺在白色的病床上，显得更瘦小。仪器在旁边滴滴地响，屏幕上跳动着线条和数字。

母亲坐在床边，眼睛盯着那些线条，好像能看懂似的。

“妈，你在这儿陪着，我回去筹钱。”

她转过头，眼睛红红的。“去哪儿筹？”

“总有办法。”

走出医院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街道上车来人往，自行车铃铛响成一片。我站在医院门口，忽然不知道往哪儿去。

回村的路要经过乡政府。我走到那儿时，正好看见郑兴华从里面出来。他骑着自行车，看见我，刹住了。

“志远？你怎么在这儿？”

“我爸住院了，在县医院。”

他的表情严肃起来。“严重吗？”

“需要钱。”

他沉默了几秒，从自行车上下来。“走，找个地方说话。”

我们进了旁边的茶馆。他要了一壶茶，两个杯子。倒茶的时候，水声很响。

“需要多少？”

“押金一千，后续治疗还不知道。”

他吹了吹茶沫，喝了一口。“昨天跟你说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没说话。

“我知道这时候提这个不合适。”他放下茶杯，“但你爸的病等不起。县医院的院长我熟，我可以打个招呼，费用先欠着，治好了再说。”

茶水的热气升腾起来，模糊了他的脸。

“只要你点个头，我下午就去医院安排。”他的声音很平稳，“你爸能住最好的病房，用最好的药。你妈也不用再为钱发愁。”

茶馆里人不多，角落里有两个老头在下棋。棋子落在棋盘上，啪，啪，啪。

“海安知道你的想法吗？”我问。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丫头就是小孩子脾气，说什么娶不娶的。婚姻大事，父母做主，她懂什么。”

“如果她不愿意呢？”

“她会愿意的。”他的语气很肯定，“我是她爸，我了解她。”

我没再问。茶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

“给我一天时间。”我说，“明天给你答复。”

他点点头。“行。但志远，机会不等人。你爸的病，拖一天就重一天。”

走出茶馆，阳光刺得眼睛疼。我眯着眼往前走，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吵。

一个说：答应吧，为了父亲。

另一个说：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

路过邮电所时，我停了一下。透过玻璃窗，能看见里面的人在忙碌。孙海安坐在柜台后面，正在整理信件。

她低着头，头发垂下来遮住了侧脸。手指飞快地分拣着，动作很熟练。

看了一会儿，我转身走了。

回村的路上，我在河滩地那儿停了很久。那是我家的地，位置很偏，但紧挨着河道。地里的麦子已经收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麦茬。

父亲倒下前说过，这块地今年要种玉米。他说河滩地肥沃，玉米能长一人高。

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的腥气。

09

筹钱的办法不多。

我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翻出来：两只母鸡，一袋没磨的麦子，父亲那辆老式自行车。加起来能卖一百多块，杯水车薪。

母亲从医院回来了，说父亲的情况暂时稳定了，但医生催着交钱。

“志远，实在不行，把那块河滩地卖了吧。”

她说这话时，眼睛看着别处。那块地是父亲当年开荒开出来的，种了二十年。

“有人买吗？”

“有。”她的声音很轻，“郑乡长前阵子问过，说想买下来，给的价格还行。”

下午，我去找老支书杨义薄。他在村里德高望重，什么事都清楚。

老支书家在村东头，院子很干净，种着几棵枣树。我去时，他正坐在树下喝茶，手里摇着蒲扇。

“志远来了？坐。”

我坐下，不知道怎么开口。

“是为钱的事吧。”他先说了，“你爸住院，需要钱。村里人都知道了。”

“杨爷爷，我想问问，郑乡长买地的事。”

老支书的手停了一下，蒲扇悬在半空。他看着我，眼睛很浑浊，但眼神很锐利。

“你妈跟你说了？”

“只说有人想买，没细说。”

他沉默了很久，慢慢摇起扇子。枣树的影子在地上晃动，斑斑驳驳的。

“那块河滩地啊……”他叹了口气，“当年你爸开荒的时候，多少人劝他别费劲。说那是河道改道冲出来的地，指不定哪天又被水淹了。可你爸倔，硬是开了三年，把石头一块块捡出来，土一担担挑上去。”

我静静听着。这些事父亲说过，但没说得这么细。

“地开好了，种啥长啥。村里人眼红，可没人敢动歪心思。”老支书喝了口茶，“因为那块地，说起来，算是你爸拿命换来的。”

他放下茶杯，看着我。

“志远，有些事你爸没跟你说过。当年郑兴华掉河里，不是意外。”

我的背脊一下子绷直了。

“那会儿乡里要修水渠，规划要从你家河滩地那儿过。”老支书的声音压得很低，“郑兴华是水利站的，负责测量。他为了省事，想把水渠路线往你家地里偏，这样就不用动别人家的好地了。”

院子里很静，只有知了在叫。

“你爸不同意，去水利站闹了几次。后来有一天，郑兴华来重新测量，你爸跟着。两人在河边吵起来，郑兴华脚下一滑掉下去了。”老支书顿了顿，“你爸虽然恨他，但还是跳下去把他捞上来了。”

蒲扇摇得越来越慢。

“这事没几个人知道。郑兴华后来当上乡长，明里暗里帮过你家，算是还人情。”老支书看着我，“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那块地。现在乡里要搞规划，听说河滩地那边要建个什么厂。地价一下子涨上去了。”

我脑子嗡嗡作响。

“他想买地，为什么还要……”我没说完，但老支书懂了。

“买地是一回事，招婿是另一回事。”他摇着头，“但他可能觉得，如果成了亲家，地就不用买了，反正以后都是他家的。就算要买，价格也好谈。”

太阳偏西了，树影拉得很长。

“杨爷爷，我该怎么办？”

老支书没直接回答。他站起来，走到枣树下，摘了一颗青枣，在手里搓了搓。

“志远啊，人这辈子会碰到很多选择。”他把青枣递给我，“有些选择看着容易，走进去才发现是坑。有些看着难，但走过去了，心里踏实。”

青枣很硬，硌手。

“你爸虽然现在说不了话，但他要是能说，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老支书拍拍我的肩膀，“回家问问你妈吧，有些事她也知道。”

我攥着那颗青枣往家走。

路上碰见了孙海安。她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包，像是刚下班。

看见我，她停下来。

“你爸怎么样了？”

“还在医院。”

她点点头，没说话。我们站在路中间，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

“那天的话……”她忽然开口，“我不是随便说的。”

我看着她。

“但我爸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她的声音很轻，“他想招婿，是因为那块地。我想嫁人，是因为我想离开。”

风吹过来，吹乱了她的头发。她伸手拨开，手指在发抖。

“我知道这不对，利用你。”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但我没别的办法。我爸不会让我离开这儿，除非我嫁人，嫁个他控制得住的人。”

“所以你选了我。”

“因为你老实。”她笑了，笑容很苦，“老实到不会骗人，不会欺负我。等结了婚，我就能想办法出去，去省城，去哪儿都行。”

真相摊开了，血淋淋的。

“那你想过我的感受吗？”我问。

她愣住了。

“你想离开，所以要利用我。你爸想要地，所以要招赘我。”我的声音很平静，“那我的感受呢？我爸的病呢？我们家的日子呢？”

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孙海安，你爸说得对，你还是个孩子。”我转过身，“只想着自己要什么，不管别人死活。”

“我不是……”

我没再听，继续往前走。她在后面叫了我一声，但我没回头。

青枣在手里攥出了汁水，黏糊糊的。

10

母亲坐在堂屋里等我。

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把她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深。我走进屋，把青枣放在桌上。

“去见杨爷爷了？”她问。

“他都跟你说了？”

“说了。”

母亲叹了口气，拿起那颗青枣。“你爸当年捡石头的时候，手都磨出血了。我说算了吧，他不听，说这是给子孙后代留的基业。”

青枣在她手里转着。

“可基业再好，也得有人守得住。”她抬起头，“志远，你想答应郑乡长吗？”

“如果我答应，爸就能治病，家里债务全清。”

“是。”

“如果我答应，我就能进农机站，以后有个铁饭碗。”

“如果我答应，村里人都会羡慕我，说我攀上高枝了。”

母亲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但我不会答应。”我说。

煤油灯噼啪响了一声。

“为什么？”母亲的声音很轻。

“因为那块地是爸用命开出来的。”我顿了顿，“因为我不能为了钱，把自己卖了。”

母亲的眼睛红了。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手摸了摸我的脸。她的手很粗糙，像砂纸。

“你长大了。”她说，“跟你爸一样倔。”

那天夜里，我给父亲擦身时，格外仔细。毛巾擦过他萎缩的腿，擦过他嶙峋的肋骨，擦过他干枯的手臂。

他的眼睛一直跟着我，眨也不眨。

“爸。”我凑近他耳边，“那块河滩地，我可能要卖了。卖了给你治病。”

他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

“但我不娶孙海安。”我继续说，“我不当别人手里的棋子。你教过我，人活着要有骨气。”

他的手指动了动，轻轻碰了碰我的手。

擦完身子，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凉，但还有力气，能回握。

握得很紧。

第二天，我去乡政府找郑兴华。

他正在开会，我在走廊里等。墙上贴着各种标语和图表，玻璃柜里放着奖状和锦旗。

等了半个小时，他出来了。看见我，点点头，示意我进办公室。

办公室很大，有办公桌，有文件柜，有长条沙发。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示意我坐对面。

“想好了？”

“想好了。”我说，“那块河滩地，可以卖给你。但婚事，我不同意。”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因为我想靠自己。”我看着他的眼睛，“我爸的病，我会想办法治。欠的债，我会慢慢还。日子再难，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他沉默了很久，手指在桌面上敲着。笃，笃，笃。

“志远，你还年轻，不懂事。”他的声音冷了下来，“有些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

“我懂。”我说，“但有些路，走错了就回不了头了。”

他盯着我，眼神很复杂。有失望，有恼怒，还有别的什么。

“那块地，我买。”他终于说，“按市价，一分不少。但你爸的病，你自己想办法。”

他拉开抽屉，拿出纸笔，开始写合同。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写完，推过来。

“签字吧。”

我看了看合同，条款很清楚。地价按上等地算，一共三千块。签字，按手印。

印泥很红，像血。

他数了钱。三十张一百的，崭新，连号。我接过钱，厚厚一沓，沉甸甸的。

“志远。”他叫住我，“出了这个门，咱俩两清了。你爸当年救我的情，我还了。”

走廊里很亮，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刺得眼睛疼。

我直接去了县医院。交了一千块押金，又预交了一千块医药费。收费员看着我手里的钱，眼神有点惊讶。

回到病房，父亲正在做理疗。医生掰着他的腿，一点一点活动关节。他疼得额头上都是汗，但咬着牙没出声。

母亲在旁边帮忙，动作很轻。

“妈，钱交上了。”我把收据递给她。

她接过来，看了很久，眼泪掉下来，滴在纸上，晕开了字迹。

“地卖了？”

“卖了。”

她没再问，只是握住了父亲的手。

父亲的治疗很顺利。住了半个月院，能坐起来了。虽然还不能说话，但右手能动了，可以慢慢写字。

他写的第一行字是：地没了？

我把纸笔递给他，他在下面写：人还在。

字很歪，但能认出来。

出院那天，天气很好。我雇了辆三轮车，把父亲接回家。路上经过河滩地时，父亲一直盯着看。

地里已经有人在测量了，拉着皮尺，插着木桩。

父亲看了很久，直到看不见了，才闭上眼睛。

日子慢慢回到正轨。我白天在自家地里干活，晚上照顾父亲。母亲轻松了些，脸上有了笑容。

债还清了，还剩下一点钱。我买了一辆二手拖拉机，农忙时帮别人耕地，挣点外快。

郑兴华后来见过几次，但都没说话。他调去了县里，据说升了职。

孙海安在第二年春天结婚了，嫁给了县里一个干部的儿子。婚礼办得很排场，村里人都去了，我没去。

听说她结婚后不久就去了省城，再没回来。

杨怡萱来找过我一次。那是父亲出院后第二个月，她突然出现在村口，提着一个小包。

“听说你爸病了，我来看看。”她说。

我领她回家。她给父亲带了水果，给母亲带了点心。坐在堂屋里，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你变了。”她说。

“人都会变。”

“但你变得……”她顿了顿，“更沉了。像块石头。”

她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送她到村口，她回头说：“我要结婚了，在省城。对象是开餐馆的，比我大十岁。”

“恭喜。”

“赵志远。”她忽然叫我的全名，“如果当年你没回来，我们会在一起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风吹过来，吹乱了她的头发。

“算了。”她笑了，笑容很淡，“没有如果。我走了，你保重。”

她转身离开，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站在村口，站了很久。

麦收又到了。我开着拖拉机给人耕地，一天能挣三十块。父亲已经能拄着拐杖走路了，虽然很慢，但能走。

母亲在院子里养了几只鸡，每天都能捡两个蛋。

日子很平淡，但踏实。

有天傍晚，我从地里回来，看见父亲坐在院门口。他拄着拐杖，望着村口的方向。

“爸，看什么呢？”

他转过头，慢慢地，在泥地上写：海安。

我愣了愣。他已经很久不提这个名字了。

“她走了，去省城了。”

父亲又写：她来找过你。

“什么时候？”

父亲想了想，写：卖地后三天。在村口，等了一下午。

我记起来了。那天我去县里买拖拉机零件，很晚才回来。

父亲继续写：她哭了。

字写得很用力，拐杖尖在泥地上戳出深深的痕迹。

我问为什么哭。父亲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他慢慢站起来，拄着拐杖往院里走。夕阳照在他背上，影子拉得很长。

我站在院门口，望向村口。

那里空荡荡的，只有老槐树在风里摇晃。树下有块大石头，被坐得光滑发亮。很多年前，孙海安坐在那儿等过我。很多年后，杨怡萱也在那儿跟我告别。

现在那儿什么都没有。

风吹过来，带着麦秸的味道，混着泥土的气息。远处有拖拉机在耕地，突突突的响声时断时续。

我转身进院，关上了门。

门轴吱呀一声，很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