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明消亡”：美国正在亲手埋葬西方文明

特朗普对国家权力的扩张破坏了西方的核心成就：对权力的限制。

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面墙上张贴着描绘亚历克斯·普雷蒂和蕾妮·古德的海报。（凯雷姆·于塞尔/明尼苏达公共广播电台通过美联社）

唐纳德·特朗普、JD·万斯和其他“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领军人物经常宣称，西方面临的严重危险是“文明的消亡”，他们声称这种情况正在欧洲发生：欧洲在身份认同和移民问题上采取了危险的错误做法，正在摧毁西方独特的文化遗产。

但西方的核心特征并非部落或宗教认同——这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存在。西方珍贵且近乎独有的成就，在于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自1215年《大宪章》颁布以来，西方通过公民权利、独立法院、独立教会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制度，逐步约束统治者。正是这份遗产造就了西方的民主与繁荣，也维系了其稳定：公民得以表达异议，企业能够投资经营，公民社会得以蓬勃发展——因为权力始终受到法律的约束。

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则采取了激进的措施来侵蚀这些传统。

在明尼阿波利斯，两名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的人士被枪杀。在那里以及其他地方，联邦执法人员经常蒙面行动，驾驶无标识车辆，在没有司法逮捕令的情况下进行逮捕。这种做法在公众眼中——以及人们实际感受到的——是一种专制执法，一种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

这绝非表面现象。本届政府以令人震惊的咄咄逼人的方式滥用权力，常常拖延执行法院裁决，有时甚至公然违抗裁决。

特朗普政府已向公民社会宣战——包括媒体、大学、非政府组织、律师事务所，甚至私营企业。司法部计划调查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等组织——总统称之为敲诈勒索——预示着某种阴暗的趋势：将不受欢迎的群体定为罪犯。这是匈牙利和俄罗斯的逻辑被移植到美国政治：你不反驳批评者，而是调查他们。

再看看法律界。当政府威胁律师事务所——通过安全许可、进入联邦大楼的权限以及暗示代理“错误”的客户会带来后果——它实际上是在悄悄地但明确地告诉全国人民，如果你选择了一家政府不喜欢的律师事务所，正当程序的保护是有条件的。

大学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正面攻击和调查。即使你不热爱现代大学，也能看出其中的危险。国家正利用资金迫使独立机构做出政治让步。

新闻媒体——自由社会的早期预警系统——正面临着无情的恐吓。媒体机构遭到起诉，监管权力被公开滥用，显然是为了胁迫媒体所有者屈从于党派路线。今年8月，一位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左翼组织“媒体事务”（Media Matters）的调查可能侵犯了该组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而且看起来像是政治报复，而非中立的监管。

本届政府正在扩大其在经济领域的国家权力，但与其说是规则制定者，不如说是交易撮合者和纪律执行者。通过公开标准和竞争性拨款来实施的产业政策，与将首席执行官召至白宫、对其进行惩罚、奖励或“鼓励”以使其合规的体系，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当监管机构暗示，例行审批、续签或审查可能取决于公司是否采纳（或放弃）某些政策时，资本主义就不再是一个竞争的舞台，而开始类似于一个庇护体系。

此外，笼罩这一切的，是本届政府热衷于动用国家安全工具，但并非针对极端分子，而是针对异见人士。例如，他们试图将一些“反法西斯主义运动”（Antifa）团体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这个概念如此模糊不清，以至于连国家安全专家都警告说，它可能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标签。根据现行法律，明知故犯地向被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而“支持”一词的解释范围非常广泛，甚至包括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民主制度的衰落正是如此：不是通过宣布异议非法，而是通过将异议重新归类为其他事物。

本届政府谈论“西方”时，仿佛它是一个文化遗产博物馆——充斥着符号、口号、身份认同。但西方真正的精髓在于制度：法律约束所有人，无论强弱；自由并非由仁慈的领导人守护，而是由受到约束的领导人维护；一个足够强大的公民社会，能够反对国家，而不必担心反对会被视为犯罪行为。

西方并非血统，而是一种契约：权力受到制约，权利受到保护，强制行为受到问责。西方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在于其变得过于宽容或过于关注个人权利，而在于国家权力的扩张，使西方沦为强者统治弱者的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文明的消亡”确实正在发生。但这并非发生在欧洲，而是发生在美国——美国政府对不受限制的权力习以为常，而美国民众也逐渐习惯了这种权力。

刊载：华盛顿邮报

作者：Fareed Zakaria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6/01/30/europe-civilization-west-authoritarianism-tr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