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喜欢讨论正义？

为什么中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喜欢讨论正义？

左大司马右军师

比如我们的很多中学，早上到校要翻书包翻口袋，看是不是装了火机、零食。老师开会时，有思政课老师说，课上教学生公民的各项权利，到校翻口袋，这不是搜身吗，学生要是提出来怎么办？实际上。学生没有提出来，也不会去讨论到校翻口袋是否正义。学生都很忙，得中考高考，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讨论正义。

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属于实践智慧。他的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大概相当于修身、齐家、治国。中学是教育场所，教育一定是不对等的，学生如果不承认自己要向老师学，就没有办法学了。也就是说，教育相当于齐家，听家长老师的，双方不对等。治国不一样，家长会上的家长老师一定是对等的，家长不是来学校受教育的。校长可以要求学生到校翻口袋，也许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不得不要求学生到校翻口袋，但是校长绝对不会要求老师到校翻口袋。

齐家不是治国，孩子和大人的世界不是大人和大人的世界。无论在哪里，大人的世界都是多元的。进入近代社会，有了社会科学以后，我们有了和亚里士多德不一样的经济学、政治学，还有了社会学。自己的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想买就不买，这是经济。学校给老师排了课，老师不能想不上就不上，因为签了岗聘合同，这是政治。学生听老师的，不只是因为听老师的能加分，也不只是因为老师能让自己挂科，也是因为老师扮演的是老师的角色，这是社会。

美国政治哲学家高斯（Gerald Gaus）曾经写过一本书，副标题叫多元社会的正义（Justice in a Diverse Society）。为什么不叫多元正义的社会？因为高斯认为苏联是一元社会，美国才是多元社会，这本书的主标题就叫理念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Ideal）。

高斯说他解决了在多元社会找到正义的问题，说他不像罗尔斯或者阿马蒂亚森，为了找到正义滑向一元社会。高斯混同在博弈中找到的规矩和参加博弈的规矩，把社会上所有的人强按在牌桌上。洛克早已指出，宗教宽容不能宽容不宽容宗教的人，要打牌就不能让掀桌子的人上牌桌。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不过是逻辑过程，不是历史过程。告诉人们为什么规矩是规矩，不是教人们怎么定规矩。阿马蒂亚森告诉我们，历史过程中的人要先活着才能定规矩，如果是像大英帝国的自由主义在爱尔兰或者孟加拉那样，让人没法活的规矩，讨论什么样的规矩更符合正义原则就毫无意义了。

罗尔斯讨论的是为什么要上牌桌，阿马蒂亚森讨论的是怎么才能上牌桌，高斯混同上不上牌桌的规矩和上牌桌定的规矩，不仅不考虑历史过程，在逻辑过程上也是错的；不仅不如罗尔斯或者阿马蒂亚森，甚至要倒退回洛克之前了。

马克思指出，不是鲁滨逊创造了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创造了鲁滨逊。维特根斯坦指出，包含所有可能的逻辑的逻辑总体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因为讨论的前提是有逻辑。哈耶克指出，为实现目的而制定的规矩（thesis）不过是政策，作为我们制定政策前提的规矩（nomos）才是法。哈耶克作为问题的不是苏联，是五十步笑百步的美国。就是说像高斯这样，用thesis取代nomos的人。文化是人创造的，人要有文化才能创造。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恩格斯不懂汉语，他作为问题的是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前史。从古希腊开始，人就开始讨论思维（一、同）和存在（多、异）。在生活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问题，思维或者说本质就是存在。我们说“猫”没有人会理解成狗，说“恩格斯”没有人会理解成马克思。哲人们谈的问题是，存在为什么存在，也就是说本质后面的本质是什么。既然我们可以把猫都叫做“猫”，统一了猫的多和一，异和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统一“猫”和“狗”？显然是可以的，“食肉目”。通过类比（mimesis），也就产生了对终极真理的爱，哲人们想找到终极的一，也就是一元论。莱布尼茨说，奇怪的不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为什么有这个世界，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就像后来的海德格尔说的，把多当成自然而然，直奔背后的一的哲人们忘记了存在。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否定了眼见为实的朴素唯物论，能看见太阳东升西落不一定说明太阳在转，也可能说明我们自己在转。能看见多不能说明多的存在。没有对视力的视力，眼睛不能看见眼睛本身，康德以来的二元论使得人的局限成为问题，界限的两边就是二元。问题是哲学从一开始追求的就是一，多不需要追求。二元论显然避免不了“第三人”问题，或者说无穷回溯。就像弗雷格他们为数学建立逻辑学基础时做的工作，只要能定义0和1，而不是只有0或1，3以上的其他数就都可以演绎出来了。

如果说规矩需要规矩背后的规矩，我们就可以把“规矩背后的规矩”代入“规矩”，得出规矩背后的规矩需要规矩背后的规矩背后的规矩，并且无限重复这个过程。尽管如此，无视规矩和规矩背后的规矩的区别，并不能解决无穷回溯的问题，而只是回到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前，回到一元论。相信眼见为实的人并不是不用眼睛就能看到世界，是不知道用眼睛才能看到世界。战后苏联阵营的旗号是“民主”，让落后地区从宗主国独立出来，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美国阵营要更新全球殖民体系，到处扶植独裁政权，只好打出“自由”的旗号。“自由”就是多元社会的正义。

高斯的特色在于引进了X轴，这样，什么是我们要追求的“好”用Y轴表示。在高斯那里，我们不是仰望星空就可以了，脚下走的是路，也就是说，成为“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不可能是全世界优秀的孩子，离得太远就看不到了，高斯管这个叫“邻域限制”。比起大卫哈维读《资本论》，加加林出访更能激发共产主义理想；比起哈耶克的宣讲，麦当劳更能说明美国的优越。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不会念“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咒语，会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像忙着上课考试的孩子一样，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苏联，老百姓忙着干活养家。高斯说，不要光看邻域后面的乌托邦，仰头看星空可能会掉沟里。鬼故事不只能吓孩子，也能吓老百姓。孩子不会写故事，老百姓没空写故事。所以，只要做局调整老百姓看到的邻域就可以了。做局的人不会说自己在做局，不然就不是在做局。高斯隐藏在界限背后，当然不能承认界限的存在，或者把幕后搬到前台。有了高斯“别人家的孩子”理论，我们有了研究柏林墙成效的办法，限制了邻域还是没能限制邻域；同样，我们也可以去研究现在有形空间和无形空间的墙。

在哈耶克那里文化是讨论正义的前提，高斯那里也一样，只不过他不能承认他在安排讨论正义的前提。马克思管这种有意安排的文化叫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