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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对华人的排斥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时期。1740年,在巴达维亚发生红溪惨案,荷兰当局散布华人叛乱谣言,煽动当地居民和士兵参与屠杀。结果约一万华人丧生,房屋被焚毁,幸存者被迫逃亡或隐藏。这场事件加深了土著对华人的敌意,荷兰随后将华人隔离在指定区域,并征收高额税费。华人社区从此陷入贫困,社会地位低下,无法自由活动。这种殖民策略利用华人作为中间商,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
二战后,印尼独立战争中华人又成受害者。1946年在丹格朗,土著武装指责华人支持荷兰,进行抢掠和杀戮,至少数百华人遇害。社区被迫迁往城市边缘。1947年,马朗地区类似暴力爆发,华人商店被焚烧,数十人死亡。领袖被绑架,幸存者携带少量财物逃离。这些事件源于华人被视为殖民残余,独立派借此发泄不满。华人财产损失巨大,生活陷入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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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1959年政府颁布第十号总统令,禁止华人在乡村从事零售贸易。约四十万华人被迫关闭商店,迁往城市。迁移途中常遭抢劫,抵达后就业困难,许多人贫困潦倒。政策还扩展到教育,华人学校关闭,上万儿童失学。这项法令旨在限制华人经济影响力,但实际加剧了他们的边缘化。华人社区经济基础被削弱,社会融入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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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在万隆,反华情绪引发抢掠,数百华人受伤,财产损毁。警察反应迟缓,暴徒多未受罚。1973年万隆再次发生砸毁华人车辆和住宅的事件,造成多人死亡。华人被迫加强内部防护,减少外出。这些零星暴力反映了经济竞争的紧张,土著视华人垄断贸易。冷战背景下,华人忠诚度受疑,排斥升级。
1965年9月30日事件后,苏哈托上台,1965至1966年进行反共清剿。华人因经济地位和部分政治背景被针对,军队和民兵搜捕,许多人被关押或处决。约五十万人丧生,包括大量华人。幸存者被迫改印尼姓名,放弃传统习俗,节日只能私下庆祝。华人护照被没收,出行受限。这段时期华人社区孤立,生活低调以避风险。
1967年印尼与中国断交,加剧华人隔离。政府监控华人活动,要求证明忠诚。企业面临额外税费,财产部分被征用。社区互助转为地下化,应对日常歧视。子女教育机会减少,许多家庭选择隐忍。1980年,中爪哇和东爪哇爆发反华浪潮,华人商店、银行和房屋成目标,暴力持续数日。这反映了社会不稳时华人常被当替罪羊。
1998年5月,亚洲金融危机引发暴乱,在雅加达、棉兰和梭罗等地爆发。暴徒焚烧华人房屋和商店,约一千两百人死亡,多为华人。另有一百五十名华人妇女遭性侵。警察多袖手旁观,军方涉嫌纵容。事件持续几天,导致二十万华人外流。但多数选择留守。这场暴行源于经济不满,转嫁到华人身上。
印尼排斥华人的根源在于经济差距。华人从17世纪迁入,从事贸易和农业,积累财富,控制零售和制造业部分。土著视之为竞争对手,指责垄断资源。殖民时荷兰用华人管理贸易,加深怨恨。独立后,政府将通胀、失业等问题归咎华人,华人成政治替罪羊。冷战期,华人被标签为外来者,忠诚受疑。这种结构性矛盾持续引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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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是经济机会。印尼市场潜力大,华人掌握金融和制造业技能,能抓住增长点。尽管歧视存在,华人控制约70%私营经济,这让他们在危机中快速恢复。商会提供重建支持,组织培训适应法规。许多人投资教育,子女双语学习,提升竞争力。留守反映了对未来的评估,改革后环境改善,机会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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