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js_title_inner">故事，该如何讲给年轻人听？

近日， 北京朝阳区建外大街的益起映创书店内座无虚席。由 凡影、《综艺报》、 益起映创 书店 联合主办的创作分享会 如期 举行，凡影咨询项目总监崔骁带来 了 一场题为《2026年了，你的故事该怎么讲？》的深度分享。

拥有 15年影视调研与数据洞察经验、参与过超100个影视项目的崔骁，曾服务《流浪地球》《你好，李焕英》《我不是药神》等爆款代表作。这一次，他将凡影近年来对青年文化娱乐消费趋势的扎实研究，转化为对当下内容创作者的真诚建议。现场聚集众多编剧、导演、制片人、策划与内容创作者，在三个小时 的分享中 ，共同思考一个核心命题：面对新一代观众，我们的故事，究竟该如何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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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年轻观众，

为何对剧情与人物如此“挑剔”？

今天的年轻观众，主要 是 “95后 — 05后”出生的“ Z世代 ”年轻人，他们是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成长伴随 着信息 的极大丰富与极易获取，这从根本上重塑 了他们 的内容消费逻辑。

崔骁

凡影咨询项目总监

调研发现，这一代年轻人日常被高浓度、快节奏的短视频、游戏等“短内容”包围，无形中提高了他们对娱乐强度阈值的要求。崔骁形容，“当免费内容随时随地能满足日常娱乐时，花40块钱、坐2小时看一场电影，或者花一个月追一部剧，就需要非常明确的‘消费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指向更强烈的感官刺激、更聪明的叙事技巧，以及更值得投入时间的“意义感”。

因此，他们变得“挑剔”。这种挑剔并非负面，而是他们作为成熟消费者的本能筛选——他们无法忍受逻辑的漏洞、动机的苍白和角色的“愚蠢”。他们要求人物的行为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情感或逻辑基础上，故事的起承转合必须自成一体、严谨可信。他们甚至会自发为喜欢的剧集制作“拉线”表格，梳理每条故事线的逻辑。这不是没耐心，而是用更高的标准要求入戏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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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

让年轻观众沉浸的“故事世界”？

面对这样的观众，创作者该如何构建能让他们沉浸其中的世界？崔骁基于凡影的调研数据，提出三个关键维度：理想自我、理想关系、理想世界观。

首先，是“理想自我”投射的变迁。年轻人不再崇拜遥不可及的超级英雄，也不再以俯视视角怜悯“苦难中的小人物”。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与我一样的普通人”。

这一代年轻人出生在国家蒸蒸日上、民族情感迸发的当下，具备着“生而强大”的自信和“恐弱厌蠢”的特质。这里的“强大”，不再是传统的武力或权力，而是智力至上、情商出众。他们喜欢那种“能用聪明才智解决问题，能通过高效沟通掌控局面”的人物。而对弱者仅保持道德上的同情，却并不喜欢在影视作品中看到。

同时，他们拒绝由角色自身懒惰或软弱造成的困境，更喜欢看到角色应对外部结构性压力，并希望看到破局的可能性。正如年轻观众对某些角色的反馈：“你的困境是自己胖或者懒惰造成的？那减肥不就好了？勤快点不就行了？”角色这些由自身问题带来的纠结，已很难引发他们的共情。

其次，是“理想关系”连接方式的改变。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年轻人的交友模式。上一代人是“先有关系，再找共同点”，而这代年轻人是“先找共同点，再决定是否建立关系”。标签（兴趣、身份、态度）成为划分圈层、寻找同好的首要过滤器。

因此，影视作品中的情感建立，也从传统的“慢慢磨合、产生化学反应”，转变为“双向奔赴、快速组队、一致对外”。他们讨厌影视剧里角色“长嘴不说”的误会，渴望看到因共同目标或标签而迅速集结的团队，内部和谐，共同对抗外部挑战。那种需要几十集来磨合人际关系的叙事，已很难吸引这一代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

最后，是“理想世界观”构建的偏好变化。在当下，年轻人对纯粹的“现实题材”兴趣缺乏，因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够没劲了”。

研究发现，这一代年轻人更渴望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两种世界观：一种是“简化或美化”的世界，即强逻辑合理性的悬疑类型，或过滤掉现实黑暗、充满日常美好的“乌托邦”式治愈系作品；另一种则是“彻底重构”的世界，即建立一套全新的规则与机制（如穿越、系统、科幻、特定历史规则），并在此规则下解决问题、获得爽感。崔骁强调，重构的核心不在于背景是否架空，而在于规则是否新颖、自洽且被认真对待。即便是历史题材，只要其社会运行规则与当代截然不同，并能清晰展现角色如何利用或挑战该规则，就同样能构成吸引年轻人的“重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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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故事，

点燃普遍的情感共鸣？

这代年轻观众对于文化娱乐作品，既追求娱乐性，也渴望意义感。这里的“意义感”不再是创作者强加的说教或沉重的苦难展示，而更多是观众在获得娱乐体验后，自发寻找的社会连接与身份认同。

研究发现，这代年轻人的“爱国”情感表达更具体、更贴近自身。他们可能对宏大的历史叙事感到遥远，但却会为“非遗复兴”“中式美学”“电竞夺冠”“航天突破”等具体的文化实力展现而由衷自豪。他们的社会关怀从对“边缘群体”的悲悯，转向对“普遍困境”的关注。他们不愿一味凝视受害者的惨状，更希望看到问题成因、结构性不公及普通人面对共同时代压力的应对。比如，相较于一个具体的“网络暴力”事件，他们更能共鸣于“造谣”这一更普遍的社会行为所带来的伤害。

因此，影视作品点燃共鸣的关键在于——用极强的类型化娱乐体验吸引观众进场，并赋予故事能与普通人生命经验相连的普遍困境或时代情绪。

崔骁用四象限图分析影视项目：最成功的是“娱乐性强+意义自寻”（如《浪浪山小妖怪》，创作者初衷一定不是为打工人创作一部动画，是观众自己从中解读“牛马的辛苦”）。其次是，“娱乐性强+意义感弱”同样可行（如《捕风捉影》里的群戏和打戏，观众大呼“好看过瘾”）。而最需警惕的，是“娱乐性不足+意义感生硬”的组合，因为“没有人想花40块钱进电影院上一堂无趣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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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在确定性中寻找共鸣

分享的最后，崔骁为创作者给出务实的建议：强化类型。

在信息过载的当下，一个明确、强势的类型信号（喜剧、悬疑、科幻等），是吸引观众做出消费决策最有效的“抓手”。片名、海报、预告片，都应在最短时间内传递清晰的类型，才能快速吸引精准受众。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大家就具体创作中如何平衡商业与表达、如何获取有效的用户洞察等问题，进行热烈而深入的交流。

这场分享虽已结束，但它抛出的问题将持续回响：当我们试图向新一代讲述故事时，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他们的语境、他们的喜好、他们评判世界的标尺？凡影的Z世代趋势研究提供一幅详尽的“观众地图”，而如何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仍是每一位创作者需要亲身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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