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罪大恶极的徐远举病逝，周总理下令彻查原因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所有还在蹲大牢的战犯，不管是谁，通通释放。

这时候，新中国这棵大树已经长了二十六年，这帮人在战犯管理所的高墙里，也整整熬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可你要是拿着放大镜仔细瞅瞅这份皆大欢喜的名单，会发现缺了一角。

有个名字如果不早死两年，哪怕是多撑一年，大概率会排在名单最显眼的那几行里。

这人叫徐远举。

提起他在重庆那是能止小儿夜啼的主儿，军统里的“西南王”，让地下党恨得牙痒痒。

就是他，一手策划了屠杀杨虎城全家，连八岁的娃娃都没放过。

1973年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夜，他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冰冷的地板上咽了气。

周恩来总理接到报告时，当场愣住了：“前阵子不是好好的吗？

咋说没就没了？”

总理立马拍板要查个水落石出。

没别的，这人死得太蹊跷，不合常理。

在高墙里面，徐远举那是出了名的“干活狂魔”。

没日没夜地劳动，写交代材料比谁都勤快。

照理说，这么想重获自由的人，应该最把自己的命当回事。

偏偏就是这个最该惜命的主儿，硬是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

这事儿往根子上刨，其实是他心里的算盘珠子拨乱了。

把时钟拨回1973年那个冬天的晚上。

那天，徐远举负责检验的产品出了岔子，质量没过关，管理人员给他退了回来，让他返工。

这要是搁平时，返工就返工呗，多大点事。

可那天徐远举跟吃了枪药似的，反应大得吓人。

他当场就炸了庙，觉得这是故意整他。

同屋的狱友凑过来想劝两句，徐远举张嘴就是一句：“猫哭耗子假慈悲！”

发完这通邪火，徐远举干了一件在那鬼天气里跟自杀没两样的事：跑去冲凉水澡。

那时候北京的冬夜，冷得能冻掉下巴。

徐远举眼瞅着快六十了，还顶着一身严重的高血压。

狱友在旁边提醒，水太凉，别把身子骨弄坏了。

徐远举气呼呼地怼回去：“老子正上火呢，冲个凉水降降温！”

这一澡洗完，当天晚上人就不行了。

脑袋疼得像要裂开，在床上翻来滚去，最后疼得拿头咣咣撞墙。

就听“咚”的一声闷响，他从二层铺位上狠狠摔了下来。

屋里人惊醒后冲过去一看，那模样惨透了：七窍流血，眼珠子往外凸，气儿都快断了。

没过多久，人就彻底凉了。

后来医院尸检报告说得很明白：高血压底子，情绪大起大落，再加上冷水一激，脑溢血发作。

摔下床那是结果，不是原因。

乍一看，这就是个暴脾气老头把自己气死的故事。

但你要把时间线拉长了看，那天晚上的凉水澡，其实是徐远举当了一辈子赌徒，最后一次把老本赔光的崩盘。

要想把这笔账算利索，得回到1949年的重庆。

那时候的徐远举，站在了人生最血腥的岔路口上。

身为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一把手，他手里攥着生杀大权。

上头压下来的任务是：处理杨虎城。

怎么个处理法？

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

路子A：光杀杨虎城一个。

这事儿办起来最省心。

路子B：斩草除根，连带身边的随从和家里人，一个不留。

徐远举毫不犹豫选了B。

甚至这个B选项，还是他主动跟毛人凤提出来的。

当时毛人凤还在犯嘀咕：“办完了要是走漏风声咋整？”

徐远举那回答冷血得让人发指，透着股“专业劲儿”。

他分析道，杨虎城跟秘书宋琦云一家关在一块儿，光杀老的，秘书一家就是活口，还得费劲堵嘴。

为了保密，为了把活儿干得“漂亮”，徐远举支了一招：把杨虎城、宋琦云，连同他们的家眷，全弄到重庆，找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集体灭口。

这笔血债里，就包括宋琦云八岁的儿子宋振中——咱们熟知的“小萝卜头”，还有杨虎城八岁的女儿杨拯贵。

动手杀人的时候，有些特务看着孩子都下不去手。

徐远举当时啥反应？

他指着手下的鼻子骂：“你们今天不杀，明天他们长大了就得杀你们报仇！

少废话，赶紧动手！

野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这番话，把徐远举的骨子里的东西抖搂了个干净：这是个极其怕担风险、极其唯利是图的主儿。

在他眼里，只要能把任务办得“滴水不漏”，死多少人那都不是事儿。

人命对他来说，就是账本上的一个数字。

那回，他赌赢了。

活儿干得“干净利索”，领了赏。

但他没想到，这笔血债的利息，高得让他还不起。

1949年底，徐远举在云南落了网。

刚蹲大牢那会儿，徐远举心如死灰。

他心里明镜似的：自己手上沾了那么多血，连娃娃都没放过，共产党能饶得了他？

按他那一套你死我活的逻辑，进了对头的局子，那就是个死，无非是早死晚死的区别。

于是这人就开始“破罐子破摔”。

在白公馆（后来改成了战犯管理所），他跟改造对着干，骂看守，骂“叛徒”，甚至荒唐地嚷嚷要“撤了哨兵，让我随便进出”。

这会儿的他，就是在等死。

可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脑回路。

他在号子里得了一身严重的红疹，流脓流得那个臭啊，谁见了都躲。

按他以前在军统的做派，这种犯人直接扔出去喂狗是标准流程。

可共产党这边不光送医送药，还派了六个战士轮班倒地伺候他。

这一救，把徐远举那套“逻辑闭环”给敲碎了。

他猛然发现，对手不按套路出牌。

共产党讲究“给出路”，讲究“改造”。

既然不用死了，徐远举那个精明算计的大脑瓜子又开始飞速转动了。

他给自己琢磨出一套新的活法：拿“表现”换“特赦”。

这就解释了为啥后来的徐远举变成了个狂热的“改造标兵”。

他主动竹筒倒豆子，写了一堆又一堆的回忆录，把军统那点黑幕全抖了出来。

这哪是悔罪啊，这分明是纳“投名状”。

他学缝纫、学剃头、下地干活，那劲头比谁都足。

他还好几次给中央写信，主动要求加活儿。

信里说是因为“心里有罪，想赎罪”。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急眼了。

他急啥？

他急着把手里的“刑期”变现。

1959年，头一批特赦名单下来。

徐远举把脖子伸得老长，结果没他。

这也正常，毕竟他是“军统三剑客”之一，罪孽深重。

他跑去问被特赦的沈醉：“外头啥情况？

老百姓能原谅咱们吗？”

沈醉告诉他，只要好好干，就有盼头。

这句话，成了徐远举的强心针。

打那以后他更拼了。

从1959年熬到1973年，这十四年里，徐远举的表现简直挑不出刺儿。

回忆录写得详实，干活从不偷懒。

但他忘了个核心问题：改造，修的是那颗“心”，他修的却是“术”。

在徐远举看来，这就是场买卖：我干了这么多活，交代了这么多事，你就得给我特赦。

可特赦名单一年年发，始终没他的名字。

岁数越来越大，看着身边的狱友一个个收拾铺盖卷走人，徐远举的心态崩了。

他觉得这笔“投资”，迟迟见不到回头钱。

这种焦虑在1973年顶到了脑门子上。

那年他快六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那天晚上，因为产品质量被退回返工，这点芝麻绿豆大的事，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旁人眼里，这就是工作失误。

但在敏感多疑、急功近利的徐远举眼里，这不光是找茬，更是一个信号——这说明他的“表现”人家不买账，特赦更是遥遥无期。

这种绝望感一下子点炸了他的情绪药桶。

那个冬夜的凉水澡，压根不是为了降温，纯粹是自暴自弃的发泄。

就像当年他在军统杀人如麻一样，极端、偏执、不计后果。

只不过这回，刀口对准了自己。

就在他死后仅仅两年，1975年，所有在押战犯全部获得特赦。

更讽刺的是，根据后来的档案解密，因为徐远举这些年表现积极，党中央其实已经把他列进了考察名单。

也就是说，他倒在了终点线前头。

徐远举这一辈子，都在算计。

年轻时算计官位，不惜把屠刀挥向八岁的孩子；老了算计刑期，把改造当成一种交易。

他以为只要算盘打得精，命运就能被他捏在手里。

但他忘了，有些债，是必须得用心去还的。

如果只是把改造当成一场功利性的表演，那么当这场戏得不到立马兑现的报酬时，崩溃就是注定的结局。

那个寒冬深夜的“意外”，看似是高血压惹的祸，说到底，是他那颗从来没真正平静过、始终在算计和焦虑里煎熬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

信息来源：

《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公安机关档案馆-群众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徐远举最后的结局》重庆出版集团-2011年6月出版

《快咨询-战犯徐远举，一直没有等到特赦，他的最终结局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