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国欲引进米格19遭苏联顾问强烈反对

1957年9月5日，莫斯科秋意正浓。

一家不起眼的旅馆房间里，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

门开了，来人手里拎着个掉瓷的搪瓷缸子，满脸灰白的络腮胡子乱蓬蓬的。

这人是沈阳112厂的老相识，阿·季·卡列夫。

可这回，他不是来叙旧的，他是来透底的。

那是中国代表团熬红了眼做出来的方案，核心想法就一个：把苏联米格-19战斗机连同生产线全套搬回去。

一看见“米格-19”这几个字，老头的眉头立马拧成了疙瘩。

翻译刚张嘴要解释，就被卡列夫挥手拦住了。

紧接着，他扔出一句让满屋子人心里发凉的大实话：

“别惦记这玩意儿了，米格-21都已经上天了。”

屋里瞬间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后人看这段往事，容易贴上“苏联援助”或者“闹翻了”这两个简单的标签。

可要是凑近了看，这其实是一场跟时间赛跑的精明算计。

这事儿得从一年前的北京南苑机场说起。

1956年10月，为了庆祝歼-5验收，天上搞了一场热闹的飞行表演。

前一天，刘亚楼司令员的办公桌上才刚放上工程部的报告。

地面上的人群乐得找不着北，觉得咱航空工业腰杆子硬了。

可上面的决策层心里清楚得很，急得甚至有点睡不着觉。

因为海峡对面，国民党空军的F-100“超级佩刀”已经满天飞了。

F-100是啥概念？

那是头一款能实战的超音速家伙。

这就意味着，当咱的歼-5还在音速下面爬呢，人家一脚油门已经破了音障。

屁股后面喷出的火苗子仿佛在嘲笑大陆：你们刚及格，人家都拿满分了。

在这种巨大的技术鸿沟面前，光靠不怕死没用，物理定律不讲情面。

米格-15和17在朝鲜是厉害，可到了超音速时代，连人家的尾气都闻不着。

咋整？

买呗。

眼光自然瞅向了莫斯科。

当时摆在明面上的好货色，就是米格-19。

纸面数据看着挺美：1.2倍音速，爬升率也是顶呱呱的。

对当年的中国空军来说，这就是心头好。

于是，1957年8月代表团出发的时候，任务简单粗暴：拿下米格-19，而且必须全是现成的生产技术。

走之前，沈飞厂长高方启还在连夜背数据，嘴里念叨：“手里有数，谈起来腰杆才硬。”

直到卡列夫敲开那扇门。

他带来的消息，直接把桌子掀了。

同年6月，苏联航空节上亮了一款代号E-5的新机，也就是后来的米格-21。

三角翼布局，设计速度接近两倍音速。

2对2.0，这哪是差别，这是代差。

如果这时候砸锅卖铁搞米格-19，生产线铺开得两三年，等飞机造出来，面对两倍音速的米格-21或者西方同类货色，出门就得挨打。

这笔账，卡列夫算得明白，中国代表团听完心里也跟明镜似的。

可问题是，毛子肯给吗？

第二天的谈判桌，变成了一场斗智斗勇的牌局。

中方换了打法，先谈米格-19，然后话锋一拐，提了个“小要求”：能不能搞几架米格-21样机看看？

苏联代表脸上的表情很精彩。

先是愣神，没料到中国人耳朵这么长，紧接着就开始打哈哈：“哪有米格-21这种型号，没听说过。”

翻译在小本子上狠狠划了一道杠：没戏。

僵局耗了一礼拜。

苏联人为啥咬死不松口？

原因很骨感。

头一个，这是压箱底的宝贝，刚首飞就送人，谁都舍不得；再一个，中苏那时候面和心不和，赫鲁晓夫防着北京呢。

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得做个两难的选择：

是死磕那个不知道能不能拿到手的米格-21，搞不好鸡飞蛋打？

还是退一步，先把米格-19吃到嘴里？

最后签字是10月19日。

合同上写的还是米格-19。

这叫怂吗？

不，这叫“狡兔三窟”。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F-100的威胁就在眼皮子底下。

米格-21是天边的月亮，看着馋人；米格-19是手里的馒头，能顶饿。

先填饱肚子，再想上天的事。

回国后，沈飞立马动了起来。

1958年底，代号“东风103”的仿制机从沈阳大东机场起飞。

这14分钟，说明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超音速战机。

这玩意儿后来叫歼-6。

歼-6的量产，算是让国土防空喘了口气。

但卡列夫那句话，像根刺一样扎在大家心头——“要米格-21”。

大伙心里都明镜似的，歼-6只是个垫脚石，真家伙还在后头。

转机来得莫名其妙。

1961年2月，赫鲁晓夫突然发电报，说愿意卖米格-21和导弹。

这信让人摸不着头脑。

那时候两国都要吵翻天了，专家也撤了，这时候送大礼，图啥？

说白了，还是政治账。

苏联在东欧碰了一鼻子灰，孤立无援。

赫鲁晓夫急着拉拢中国，哪怕是表面上的，也不能让中国彻底翻脸。

米格-21，就是他扔出来的骨头。

既然给了，那就赶紧接住。

刘亚楼带着团火速去了莫斯科。

大伙心里都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过了这村没这店。

谈判桌上，苏联人还是那副半推半就的死样。

样机给，但技术资料藏着掖着。

“图纸一张不能少”、“材料清单必须全”。

中方咬死了不松口。

双方语速越来越快，唾沫星子横飞，火药味十足。

就在这时候，刘亚楼冷不丁冒出一句：“既然是合作，就别留个尾巴。”

这话分量极重。

意思就是：既然想拿飞机换交情，就别在那抠抠搜搜，搞个半吊子工程，大家都丢人。

磨了几轮嘴皮子，苏联终于签了字，答应给特许权和散件。

事实证明，刘亚楼没看走眼。

协议刚签完，政治气候立马变天。

说好的专家没来，配套也没影了。

这批米格-21的资料，成了苏联军事援助的绝唱。

拿到了图纸，离造出飞机还差十万八千里。

1962年，沈飞技术员摊开图纸一看，傻眼了：关键数据缺胳膊少腿，材料清单里的合金国内压根造不出来。

特别是发动机，那个耐高温的部件，成了拦路虎。

这时候，没别的招，只能硬啃。

也就是所谓的“反向工程”。

沈飞把能用的人都拉来了，国内搞材料的也被逼上了梁山。

没老师教，就对着样机一点点测；没合金，就从基础配方开始试。

这过程苦得掉渣。

从1962年开始“消化”，一直折腾到1964年，原型机才算弄出来。

1966年1月17日，这架后来叫歼-7的战机终于上天了。

虽然比苏联晚了快十年，但这事儿意义太大了——两倍音速的家伙，咱终于能自己造了。

回头再看1957年那个决定，真是惊出冷汗。

要是当时听了卡列夫的，非要米格-21不可，那从1957到1966这近十年空窗期，中国空军就得光着屁股打仗，大门敞开任人把玩。

要是没拿下米格-19，沈飞就不可能攒下造超音速飞机的经验。

没有歼-6这个台阶，想一步登天造歼-7，估计得摔个半死。

所以说，引进米格-19，是稳扎稳打的过渡；而引进米格-21，是抓住了稍纵即逝的突围机会。

在沈飞老厂区，至今还流传着那个搪瓷缸子的传说。

那个苏联老头当年的摇头和泄密，不管是出于技术良心还是私人交情，客观上都帮中国空军指了条明路。

但最后走完这条路的，还是咱们中国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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