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js_title_inner">为商人鸣不平的王阳明：成为儒商，就能不被皇权困住和羞辱？

#罗益明

成为儒商不仅仅是儒家道德伦理上的理想追求，也是现实生活之中的实际理性抉择，最起码，你给皇帝或者朝廷的感觉是，你济世利民，仁民爱物，没有反动之心，也无反动的能力，相反还能在关键时刻，如天灾之时，挺身而出，救济灾民，帮助皇帝巩固统治秩序。

文 | 罗益明

在之前的文章《》之中，个人谈到了王阳明心学思想在当下部分企业家群体里边的活跃以及异化情况，并且遗留了三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那这篇文章就首先来探讨遗留的第一个问题，阳明心学塑造下的现代儒商。

对于儒商，在学界的定义也是非常复杂多元，有的是一罗锅打包，只要奉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都可以被定义为儒商，那如果如此定义的话，那什么信奉道家思想或者佛家思想的，都可以划到这里边来了。

还有的是追求伦理道德普遍性，比如讲守法诚信、宽容博爱之类的，那问题在于，这如何呈现儒的特殊性呢？难道不是儒商就不讲究这些了么？因此，在定义上，既然身份角色被定义为儒商，那必须凸显儒的特殊性。

在这里，个人在翻看了几十篇论文过程中，发现张传兵&范巧所撰写的《现代儒商新概念、中国式管理与现代化》一文，对儒商从儒术、儒行、儒时三个维度定义的方式，较为妥当。

个人在此基础上，稍微进行一些修改。从儒典，儒行，儒治，儒时，四个维度建构儒商的定义。儒典，指的是具体以传统儒家经典作为自己思想理论来源以及行事方式的准则。在这个层面上而言，现代儒商区别于其它商人的基本点在于，在个人修身——齐家——治企——平天下（社会）层面，以儒家核心经典（四书五经等）以及儒家通俗大众读物作为自己日常生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从这个层面上而言，读王阳明的心学著作《传习录》之类的，也是可以纳入这个范围体系里边。那是不是所有传统儒家经典以及通俗大众读物都可以纳入到这个学习范围呢？在个人看来，也并非如此。但有的企业不管那么多，就是纳入进来，你也没辙。

比如此前通俗的蒙学读物《弟子规》、《女四书》之类的。具体参看个人所撰写的《》、《》文章。

另外，即便是传统儒家经典读物，我们也须带着批判性思维切入，将之进行所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由此，才能契合一个现代人的日常，不过一些儒商，似乎认为这些并不重要，那也没辙。

从儒行角度而言，儒行指的是商人在伦理道德践行方面契合儒家伦理道德原则。无论是从自身道德修养，还是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都能以儒家系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自己“修己安人”的第一要务。

譬如，在五伦关系之中，对父母儿女，重孝道，对夫/妻（义/顺；爱/敬）；对朋友诚信等等。

从儒治角度而言，儒治指的是商人在经营企业这件事情上，以儒家思想或者行为作为企业的战略思想、文化理念、制度规范，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践行。譬如，东莞泰威公司。据他们公司官网资料介绍：

“东莞泰威创始人，董事长李文良介绍，企业的愿景是：“成为践行儒家思想的学校型企业。”全体员工，从门卫到董事长，每一位同仁都在主动或被动学习国学经典。新员工入职时，要接受企业内部培训，培训内容除专业技能外，还进行国学文化培训。

泰威在企业内部长期举办传统文化学习班，开设幸福人生讲座课程。每周一至周五，诵读经典是员工每天的必修课。早上五点半起床洗漱完毕后，六点整全体员工在食堂集中诵读国学经典。

先后读过的经典有：《弟子规》，《孝经》，《礼记·学记》，《朱子治家格言》，《群书治要360》《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化性谈》，《大医精诚》等。”

从儒时的角度而言，儒时指的是现代商人秉持的儒家伦理道德原则与当下社会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知识理念、管理流程等现代要素相契合，儒家的一些终极理想关怀，“经世致用”、“光宗耀祖”、“内圣外王”也应与现代社会相契合。

譬如方太企业，主张“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这里边的西学优术，指的是学习西方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竞争战略、精益生产、颠覆式创新等。

可以说，以上四个维度基本上是一个现代儒商的呈现状态与模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并不是说，我作为一个商人，闲的没事儿，读了一本论语或者王阳明的心学，有点启发，就能界定说自己是儒商了。

实际上，儒商在历史上发展演变也极为曲折，尤其是两汉至宋代之前，基本上连史料记录都没多少。直到明清之际，所谓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儒商这个概念才出现以及以儒商作为人生价值追求的同质化模板路径才成为相当多一部分人的选择。

一般而言，早在商周时期，商人就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开始成为一项职业活动，在商代，商人相对还比较受重视，有所谓“殷人重商”一说，到周朝，虽出现了官营工商，但私营工商也还能正常发展，待到春秋中后期，商人势力进一步扩大，以至于出现了《管子》所言：“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就必定会出现拥有一万金资产的大商人；拥有一千辆兵车的中等国家，也必定会出现拥有一千金资产的大商人（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的景象。

到战国初期李悝提出“重农抑奢禁技巧”的观点，由此开始慢慢出现“重农抑商”的根苗，再到战国中后期，商鞅、管子、荀况、韩非等人的弘扬和发展，由此建构起了“重农抑商”政策。

在商鞅看来，“国家依靠农业和战争（相结合的政策）才能获得安定，君主依靠农业和战争（相结合的政策）才能赢得尊崇（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全力从事根本之业（农耕与纺织），通过耕种纺织收获粮食布帛多的人，便恢复其自由民的身份（免除徭役赋税）。从事末端之利（工商业）以及因懈怠而贫困的人，则将其本人连同妻子儿女全部没收为官府奴婢（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收为孥）”。

因此，他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更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使商人无法卖出粮食，农民无法买入粮食（通过禁止粮食买卖，旨在切断商人的粮食贸易渠道，将粮食生产与消费完全束缚于农耕体系之内）；

加重关卡和市场的赋税（大幅度提高商品通过关卡和在市场交易时的税率，是典型的抑商手段，旨在增加商业成本，抑制其利润与活动）；

让粮食价格昂贵，从而使购买粮食变得不利（此为上述政策（禁止粮食买卖、加重商税）导致的直接经济后果。粮价成本高，使任何需要购买粮食的行为（包括商人、手工业者乃至懈怠的农民）都处于不利境地，从而迫使民众为获得生存资料而专心务农。）；

使农民（因专心务本而）安逸，使商人（因经营受阻而）劳苦（农民在国家全力保护与奖励下，地位稳固，生计有保障；商人在重重限制与打压下，经营困难，处境艰险）；

由国家统一管制山林湖泽之利等（禁止私人开发利用，将一切自然资源及其产生的利益收归国家垄断。这既断绝了民众通过经营山泽之利而逃避农耕的出路，也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国家统制经济的核心措施）。

因此，他的政策推行逻辑是：禁绝粮食贸易（使民依附于土地）→ 重征商业税（压缩非农利润空间）→ 制造粮价高压（惩罚一切非农消费者）→ 垄断自然资源（堵死所有其他生计门路）。

最终目的，是将全国的人力、物力最大限度地驱赶到 “耕” 与 “战” 这两条唯一受国家奖赏的轨道上来，从而实现彻底的农战一体化，为兼并战争积累绝对的物质与人力优势。

（第一，"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第二，“重关市之赋”；第三，“农逸而商劳”；第四，"食贵，籴食不利”；第五，"壹山泽”等）。

管子则认为商人会透过市场剥削农民，进而与君王争夺利益，因此，主张重农抑商。譬如管子说：

“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百姓就无法游荡求食（从事非农行业），就必须去务农。百姓务农则田地开垦，粮食增多，国家富强……反之，如果舍弃农业而致力于工商业，就会导致田地荒芜、国家贫困。”

（末作(工商业)文巧(华而不实)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舍本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那管子使用的手段也是别具一格，颇具新意，他主张：第一，国君垄断货币发行权（今君铸钱立币）；第二，一方面，抬高粮食价格重农，另外一方面利用政治强权剥削商人，譬如管子说：

“当粮食价格昂贵时，其他各种商品的价格就显得低廉；当粮食价格低廉时，其他各种商品的价格就显得昂贵。这两者的价格是不能平衡并立的。

因此，要削减（或规范）商人的利润，增加对农夫耕作的益处，就请允许将粮食的价格提高到每釜（计量单位）三百钱。如果能这样，那么田野就会被大量开垦，农夫也会努力勤勉地从事农耕了。”

（管子对曰：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贾金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

再比如，管子说：“请下令，规定所有要向君主朝贺献礼的人，都必须使用一种名为 “鐻枝兰鼓”（国家垄断的）的美石（玉璧） 作为贡礼，这样一来，它的价格必然会上涨十倍于其成本。您（君主）库藏的这种美石，价值也随之上涨十倍。”

（请以令贺献者，皆以鐻枝兰鼓……则必坐长什倍其本矣。君之栈台之织，亦坐长什倍。）

荀子倒相对好些，毕竟算是儒法兼修者，没那么犀利，在他看来：“手工业者和商人过多，国家就会贫困。所以，农田耕地与地方生产，是财富的根本；而城墙地窖、粮仓府库，只是财富的末梢；减少（省）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数量，增加（众）农夫的人数……这才是用以生养百姓（保障国家生存与繁衍）的根本办法。

（工商众则国贫，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省工贾，众农夫…是所以生养之也。）

再到韩非，则认为商人乃是五蠹之一，（蛀虫，侵蚀危害国家的五种社会职业角色之一），譬如他说：“那些手工业者和商人，加工制造粗劣的器具，积聚奢侈浮华的财物，囤积起来等待时机（牟取暴利），以此谋取农夫应得的利益。”

（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

与此对比，孔子则认为以义制利，秉“道”而行，追求富贵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他说：“财富与显贵，这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如果不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君子是不会接受的。贫穷与卑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通过正当的途径摆脱，君子是不会逃避的”；

“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与我无关，不值得追求）。”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再比如，他对经商弟子子贡评价：“颜回（回）的德行修养大概已经接近完美了吧，可是却常常陷于贫困匮乏。端木赐（子贡）不安守本分（不遵循当时士人通过仕途获取俸禄的常规路径），而去从事经商营利，他对于市场行情的推测却常常能够准确命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到孟子，则对商人商业活动比较持正面支持态度，譬如孟子与农家学派的人争论时便说：“您（如果）不使各行各业的劳动成果互相流通，不拿多余的去弥补不足的，那么农夫就会有剩余的粮食，妇女就会有剩余的布匹。

您如果能使它们流通，那么木匠、车匠就都能从您这里获得食物。”

他对社会分工以及正常商品流动持肯定态度，但这也是有前提的，即以道义作为第一判断标准：“如果不合于道义，那么即便一筐饭食也不可以接受他人的馈赠；如果合于道义，那么像舜那样接受尧禅让的天下，也不算过分。”

（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为泰。）

但很可惜的是，原始儒家这一脉思想并未成为后世主流对商人商业的看法，相反，法家的观点，倒一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历朝历代统治者总体上对商人经商活动的认知。

可以说，儒——法认知框架是统治者认识商业经营活动的两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再到封建帝制结束，重农抑商系列政策（限制工商业活动从业者数量以及种类，避免大批量小农背离农业，从事工商业）的思想理论来源以及指导思想就已然成型，后世的帝制王朝是加深加重或者放宽，基本上也是在儒——法认知框架内局部动态来调整，而非超越或者完全打碎这一理论模型框架。

譬如在秦朝，秦之前采用商鞅变法，待始皇统一后，便琅琊刻石，昭告天下曰：“皇帝的功业，在于鼓励并督责关乎国家根本的农业生产。推崇农业，抑制工商业，使百姓因此而富足。”并且还有过把商人发配至边远荒凉地区的行为。

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当然，也有的指出，秦始皇尊崇一些大商人，比如什么寡妇清、乌氏倮之类的，但他尊崇这些人是有前提限制的，即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言：“那些身为平民百姓的人，能做到不损害国家政令，不侵扰黎民生计，根据时节与时机进行收购与卖出，从而增长财富，他们的智慧是值得采纳取法的。富有而又具备贤德的人的“富而贤（有德行）者”。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只要他们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秩序，是可以允许在经济上，让他们在一定程度范围内经营集聚大量财富，但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是遭到抑制的。

到汉代，汉承秦制，总体上还是抑制商人，只不过手段更加高明和丰富。譬如西汉初年：（商人）不得穿着丝绸衣物、乘坐马车，（官府）还通过加重赋税来使他们陷于困境；

即便是市场商贩的子孙，也不得担任官职成为官吏。

到汉武帝时，一方面任用大商人桑弘羊等大搞盐铁官营，另外一方面继续打压商人，譬如商人不能做官，不能占据田地等，

待到东汉时期皇帝，也曾颁布诏令称：“商贾与平民之中，有人忘记法律禁令，制作、流通奇技淫巧与奢侈货物，这些行为公然盛行、积弊成风。对于那些身居官职却触犯此法的人，应当首先举报并纠正”。

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也不例外，他也曾颁布对应的诏令称：“向各郡、封国的财政官员、郡守、国相、县令县长申明告诫，务必使土地潜力尽数发挥，禁止游手好闲、贩运牟利的商人。

同时西晋的法律文书《晋令》规定：“市场中间人及商贩，都必须头戴巾帻，用白色布条贴在前额，写明所经纪贩卖的物品及本人姓名，一只脚穿白色鞋子，一只脚穿黑色鞋子。”

（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仁宦为吏；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到唐朝，《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对宰相房玄龄说：“我设置这些官职，是用来招纳贤能之士的。至于那些工商业者以及其他身份杂驳的人，即使他们的技艺才能超过了同辈，也只可以多赏赐钱财丝帛，绝对不能破格授予他们官爵。”

（朕设此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爵。）

再到宋朝，（宋太宗）淳化五年下诏说：“在古代，市场上只收取货物存放仓库的租金而不征收货物税，关卡上只稽查可疑的行人而不征收关税，这样做是为了查察奸邪、禁止游手好闲。如今国家向商人征税，用以抑制商业和游闲之人，这既能约束民众，也确实有助于国家财政。”

（淳化五年，诏曰：古者，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盖所察奇袤而禁浮惰也。国家算及商贾，以抑末游，既以防民，克助经费。）

实际上到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已然推动着商人阶层较诸往更多，而且势力也更强大，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廷的政令，在限制的程度上有所放宽，但总体上也是看皇帝的意思，局部调整。

到了元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异族王朝正统，他们倒是差点开出一条新路，他们既重农，也重商，跟既往王朝相比较而言，大为不同。由于他们秉持着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因而商业活动是其获取必需生存物资的基本手段。

因此，元朝统治者在重商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大举措，包括设立港口，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但在这过程中，也需要注意的是，元朝的商业政策突出的特点是“官营经商，独家垄断”：

比如，官方主推斡脱商业。斡脱商人，也就是他们是代表元朝上层统治者利益大搞工商业的商业经营者，他们大多大搞高额高利贷，致使底层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再比如，权贵商人横行于世。那些有高度利润空间的生意，以及重要战略位置，几乎全都被拥有政治权力的统治阶层内部占据，他们横行霸道，整个买卖交易行为都有他们说了算，官商勾结，亦官亦商才是真正的商人群体的主流。

总而言之，有政治实权势力或者直接给皇帝当牛做马的才是构成商人群体的主流。另外，元朝也结束的太快了，不到一百年时间，又被明朝推翻，重农抑商又被拉了回来。

如明太祖朱元璋说：“人们都说农桑是衣食的根本，然而（若天下人）舍弃根本的农业，去追逐次要的工商业，就很少能有挽救这种弊病的办法了……朕认为，要使粮食充足，关键在于禁止非根本性的劳作……

（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

再到清代雍正皇帝说：“朕观察士、农、工、商这四民的职业，除士人之外，农夫最为高贵。凡是士人、工匠、商人，都要依赖农夫生产的粮食来生活。因此，农业是治理天下最根本的事务，而手工业与商业都是次要的（末业）。

现在如果人们在器具、用具、服饰、玩物上，争相崇尚华丽精巧，那就必然要大量雇用工匠。市井店铺之中多一个从事手工业的人，农田里就少一个耕种庄稼的人。”

（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

所以，虽然到了明清之际，商人群体进一步规模化发展，出现了所谓十大商帮，也出现了所谓“儒商”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概念，也有像王阳明或者黄宗羲这种提出重商价值理念的大思想家，如“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工商皆本”也的思想，但这种“重农抑商”思脉，依旧是统治者所一以贯之的祖宗之法。

那为何这些王朝统治者会如此不约而同有默契的一致对待民间商人呢？一般的解释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边，促进和维护农业生产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最基础保障。

更深入的探讨，个人以为范忠信、秦惠民、赵晓耕在《论中国古代法中“重农抑商”传统的成因 》一文之中分析的成因，更令人深思。

在他们看来：“历代王朝刻意“以法律贱商人” ，其根本动因是什么? 当然是朝廷之利害。利在重农抑商 , 害在弃农经商。 不过 ，这种利害分成两个层次 ; 一层是物质之利害 ,一层是精神之利害。”

具体在他们来看，所谓物质之利害在于，第一，与皇帝争国家资源，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都是皇帝一家的，只有皇帝拥有绝对支配权和使用权，你商人攫取资源为自己所用，当然，不应当。第二，与农业争夺劳动力；第三，容易集聚成大片反动势力，对皇权构成威胁。

所谓精神之利害在于，他们在论文之中列举了四点，我就简单归纳为两点：

第一，破坏封建等级尊卑秩序，譬如有的衣服，只能皇帝或者达官贵要才能穿，你商人有钱了，也能买来穿，那怎么能行？有些食物是皇帝才能享受的贡品，你商人有钱了，也能买来吃，那怎么能行？

第二，破坏社会风气，影响百姓心性趋向奸诈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成为儒商不仅仅是儒家道德伦理上的理想追求，也是现实生活之中的实际理性抉择，最起码，你给皇帝或者朝廷的感觉是，你济世利民，仁民爱物，没有反动之心，也无反动的能力，相反还能在关键时刻，如天灾之时，挺身而出，救济灾民，帮助皇帝巩固统治秩序。

事实上，也是如此，据周生春&杨缨《历史上的儒商与儒商精神》所言：“明代嘉靖、万历之际，商业发展迅速，书籍日益普及，人口不断增长，进入举业的读书人增加很多，但科举名额却未见相应增加。应试者日增，而举业出路有限，为谋生计，大批读书人只能弃儒而商，进入正在迅速发展商业领域。但早年的教育使其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深受儒学的影响，这就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儒贾”或“儒商”。”

所以，明清之际，不少士大夫从商，也不是因为商人有多好，而是在那会儿人口暴涨，但能做官的名额又有限度，因此，倒不如进行次优选择，做个商人，最起码不用承受劳作之苦，还能培植家业，让家里其他人做官。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何阳明心学塑造下的古代儒商，第一要务不是经营商道，探寻商业之道法则，而是在理想层面，经由商业步入致良知之道，在现实层面，则还是士大夫之做官理想，兼济天下。

而所谓现代儒商，前文列举的东莞泰威公司，也并不是只涉及到阳明心学一家之言，而是把古代儒家作为一个整体，以实用主义的态度，针对企业组织内部不同阶层使用不同时段的儒家思想，他们也不再是为了做官而努力，主要是经营企业，赚取利润，兼具社会责任，做公益慈善，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那如果我们将之限定在阳明心学塑造下的现代儒商，个人以为应当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从儒典角度而言，深耕阅读阳明心学全集，以儒家价值理念作为伦理道德原则来源；

第二，儒行和儒治，以阳明核心思想理论基座，如心即理，（系列制度章程以及利润分配赢得员工&股东&合作伙伴&上下游产业链之心），产品质量赢得消费者之心；

致良知，既对内，也对外，无论是个人内心道德修养，以及与五伦关系，以及治企，都能致良知反躬自省，尤其遇到突发问题时，能否以良知制约暴利的现实利益诉求。

至于知行合一，则是检验的试金石，企业家是否真的如其所说，如其所是，还是挂羊头卖狗肉，不仅需要自身检验，也需要接受外部监督检验。

第三，从儒时角度而言，以阳明心学为理论基础，理应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以此良知之心驭万法，古今中外有利于自身企业发展的，都应该纳入其中，进而获得利润后，从企业内部而言，可以造福员工，进而造福自己家乡，乃至做公益慈善，造福社会。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1】东莞泰威官网资料

【2】张传兵 范巧，《现代儒商新概念、中国式管理与现代化》

【3】史慕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思想与政策探究 》

【4】刘颜东，《抑商还是重商：中国古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5】范忠信、秦惠民、赵晓耕，《论中国古代法中“重农抑商”传统的成因 》

【6】周生春&杨缨《历史上的儒商与儒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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