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亿银行出资被困“扶贫”：贵阳银行起诉御诺乳业

2017年冬，贵阳银行(601997)审议通过2.9亿元扶贫产业基金额度，彼时承载着地方产业脱贫的厚望；9年后，这笔资金因违约陷入行政与民事交织的司法漩涡，将这家扎根贵州的城商行推向两难境地。

2026年初，贵阳银行双重承压：营收、净利润连续多季度下滑，近3亿元扶贫基金因贵州御诺乳业有限公司（下称“御诺乳业”）逾期未还引发诉讼，多家地方国企、政府部门牵扯其中。

“明星企业”的蓝图与裂缝

这笔巨额扶贫基金的投放，背后是当时地方产业扶贫的迫切需求，以及对一家“明星企业”的高度期待——而这份期待的蓝图，从一开始就暗藏着不易察觉的裂缝。

回溯至2016年，彼时的贵州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啃硬骨头”关键阶段，依托产业发展带动脱贫，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发力方向，对产业扶贫项目寄予了厚望。在此背景下，湖南御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由招商引资渠道跨省南下，与铜仁市碧江区政府旗下的碧江工业运营公司共同注资1亿元（其中碧江方占股30%），合资组建了御诺乳业。

在当时的宣传语境中，这是一张极具冲击力的产业发展宏伟蓝图：项目总投资计划高达5.1亿元，定位为“全球最大羊奶生产项目”，宣称全线投产后，年产值可突破20亿元，创造利税3亿元，还能直接带动5000人实现就业，既能推动地方产业升级，又能助力群众稳定脱贫，一度成为地方产业扶贫的重点标杆。

正是得益于这份省级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光环，以及其描绘的脱贫攻坚价值，2017年11月23日，贵阳银行投资业务审查委员会正式审议通过了一笔高达2.9亿元的扶贫产业子基金额度。梳理这份资金的构成可见，其风险敞口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贵阳银行作为优先级出资人，通过委托贷款的形式提供了2.465亿元资金，占基金总规模的85%；而省、县两级财政仅分别配比1740万元（占比6%）和2610万元（占比9%），作为劣后级资金承担风险。这种“85:15”的杠杆结构，意味着在整个产业项目中，贵阳银行实际上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信用风险。

然而，光环之下，明星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却逐渐与当初描绘的宏大愿景拉开了差距。尽管御诺乳业在形式上完成了“每50万元投资带动1户脱贫”的硬性政策指标，精准对接了580户贫困户，看似达成了扶贫初衷，但其自身的可持续造血能力，却在经营过程中逐渐显露疲态，并未达到预期水平。

2021年，第一道细微的裂缝在账本上悄然显现：当年御诺乳业本应偿还的首批资金中，仅银行利息及省级资金还款部分，就出现了共计30万元的逾期。这30万元的缺口，对比2.9亿元的基金总盘子，占比仅为0.1%，看似微不足道，却在金融风控的逻辑里，成为企业信用开始下滑的信号弹。

以此为转折点，企业的现金流危机开始逐步显现，并持续传导至资产负债表。相关调查显示，该项目后期的产能利用率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当初宣称的20亿元年产值，在现实中大幅缩水，企业缺乏足够的实业利润支撑还款义务。随着2024年LPR基准利率调整，以及分期还本付息周期的全面到来，这笔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扶贫良方”，逐渐失去支撑，加速演变为贵阳银行财报上一个沉重的包袱。

政策还是民事？公堂上的“盾牌”之争

当经营困境无法逆转，逾期问题持续发酵，这场围绕“扶贫基金”的纠纷最终不可避免地走进了司法程序，而争议的核心，直指基金的法律属性——究竟是政策性扶贫资金，还是受民事法律规制的商业贷款，成为双方博弈的关键。

2025年2月，贵州省筑银扶贫产业基金正式向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御诺乳业偿还2.6亿元本息。

至此，这场涉及近3亿元资金的纠纷，已演变为一场关于“金融法律属性”的深层较量。

被告席上，除了身负重债、经营陷入困境的御诺乳业，还站着为该笔基金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贵州省铜仁碧江智慧城市运营集团等地方国企，多方主体的卷入，让这场诉讼更显复杂。

面对原告的巨额追偿，被告方抛出了一枚极具法律冲击力的“抗辩盾牌”：案涉资金的性质属于政策性扶贫基金，而非受民事法律规制的商业贷款，因此不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这本质上是一场行政争议，而非民事纠纷，法院应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代理人在庭审中，直指双方争议的核心矛盾。

根据被告方的辩护逻辑，这笔总额2.9亿元的基金中，金融机构出资占比高达85%，却通过委托贷款这一民事形式发放，其程序合规性存在疑问，据此主张相关合同无效。

御诺乳业董事长曹曦在庭上，也披露了一组令人唏嘘的数据：公司成立仅数月便介入该大型项目，彼时企业的固定资产与关联企业背景几乎为“零”，完全依赖政策驱动得以推进。

曹曦抗辩称，在项目未达到预期效益、经营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不能单纯由企业背负全部还款责任；他还提到，为了补齐资金缺口，自己已变卖个人资产，尽力挽回局面。这种“政策性抗辩”，精准击中了贵阳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开展此类扶贫相关业务时的法律软肋——一旦政策属性被认定，民事追偿的路径或将被阻断。

更为关键的是，此前锦屏县法院处理同类扶贫基金纠纷时，曾作出“扶贫子基金纠纷不宜由民事法律调整”的认定，若本案法院采信这一逻辑，贵阳银行将面临诉讼请求被驳回的风险。此外，双方在财务利息的核算上，也存在针锋相对的分歧。

原告方主张，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4.655%的利率（基准下浮5%），并依法计算复利与罚息；而被告方则援引2020年同行业五年期以上利率下浮后的4.56%标准，认为案涉项目执行的利率过高，同时坚称，扶贫基金具有政策性属性，绝不应适用《贷款通则》中的复利条款，双方的争议陷入僵局。

对于贵阳银行而言，这场诉讼的意义，远不止于2.5亿元自有出资本金的回收。

截至2024年底，御诺乳业认可的应还金额仅为870万元，与原告主张的“全额提前偿还”之间，存在超过2.5亿元的认知鸿沟——这意味着双方对还款责任的认知几乎针锋相对。

若被告方的抗辩逻辑最终获得法院支持，贵阳银行不仅将丧失对这笔长达15年期贷款的预期收益，更可能因资金的“政策性”定性，陷入漫长的行政清算程序。更为严峻的是，这一结果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使其在贵州省内的同类项目均面临连锁式的法律重估风险，对其资产质量造成更大冲击。

银行的“县域”大考

御诺乳业引发的扶贫基金纠纷，并非城商行参与地方扶贫基金遭遇的个例，它折射出的是城商行在县域市场布局、践行政策性金融责任过程中面临的共性困境。

对于扎根贵州的贵阳银行来说，2025年的日子并不轻松。该行公布的2025年三季报数据显示，业绩持续承压的态势仍在延续：报告期内，该行实现营业收入94.4亿元，同比大幅下滑13.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2亿元，同比下降1.4%。至此，贵阳银行已连续多个报告期呈现营收、净利双降的局面，从一季报营收同比下降16.9%，到中报下降12.2%，业绩颓势至今未能得到有效扭转。

在经营业绩与资产规模的双重压力下，贵阳银行的资产质量正日益受到市场的密切审视。其中，最值得警惕的，是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变化：截至2025年6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曾升至1.70%的阶段性高位；尽管9月末小幅降至1.63%，但逾期90天以上贷款余额占不良贷款余额的比例，已从2024年末的82.95%大幅跃升至98.5%，已极度逼近100%的行业风险认定临界线。

这一比例的大幅提升，引发市场对其不良贷款认定标准是否调整的讨论，不排除存在通过适度放松认定尺度，以缓解报表压力、美化经营数据的可能。

更为深层的风险，还隐藏在贷款分类结构之中。截至2025年9月末，虽然不良贷款率表面呈现微降态势，但作为不良贷款“预备池”的关注类贷款占比，却升至3.17%，较中报时持续扩容，而正常类贷款占比则几乎停滞不前。

这一变化意味着，部分潜在的信贷风险，可能被隐藏在关注类贷款中，尚未进入不良贷款统计，以此延缓风险的实质性暴露。在当前净息差持续收缩、资产质量隐忧渐显的严峻经营环境下，2.465亿元扶贫基金的违约，以及后续漫长且不确定的司法追偿过程，无疑让贵阳银行的经营处境雪上加霜。

尽管在2026年1月的公开报道中，贵阳银行依然强调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精准滴灌”的金融贡献，坚守地方金融主力军的定位，但御诺乳业案的发生无疑为其敲响了风控警钟。

事实上，政策性业务的属性，并不意味着可以降低风控标准、放松风险管控；而当地方国企作为担保人，也一同被推上被告席时，传统认知中的“政府信用背书”，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已不再是无懈可击的“护身符”。

对于贵阳银行而言，后续或许必须进一步强化对扶贫项目及各类政策性项目的全周期风险评估，完善风险管控体系——包括在投前增加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核心竞争力的深度核查，避免盲目依赖政策光环；在投后建立与政府部门、相关主体的联动处置机制，及时发现并化解潜在风险。唯有如此，才能在履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后续工作的政治责任，与维护自身资产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找到脆弱却关键的平衡。

御诺乳业官方微博已停更于2020年2月，目前企业深陷流动性困境，经营艰难。曹曦在庭审中表示，企业仍有盘活可能，不愿因暂时困难放弃。

对贵阳银行而言，这场司法拉锯战尚未结束。

御诺乳业案的判决，将决定这笔近3亿元扶贫基金的走向，这场涉及政策、市场与法律的博弈，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