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命最后一程做好支撑

在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让医学从“技术至上”回归“尊严守护”，已成为老龄化社会不可回避的课题。黑龙江省第六医院早在2005年就创建了临终关怀病房，2019年被确定为省首批安宁疗护培训基地和安宁疗护试点单位，迄今已接收1000多位临终患者，帮助他们安心走完生命最后一段路。通过20年的探索，医院积累了不少服务生命终末期患者的实践经验。

　　更关注尊严守护

　　安宁疗护是对医疗本质的再思考。当下，现代医学对生命末期质量的维护仍需加强，医疗决策不应困囿于“抢救与否”的选择，而应建立在对生命全程尊严的立体关照之上。手术、化疗、放疗等侵入性治疗手段可能使终末期患者承受剧烈痛苦，生存质量急剧下降。安宁疗护则通过多学科协作，整合疼痛管理、心理疏导与灵性关怀，使患者能够在有限的时光内提升生活的质量，完成未尽的心愿。

　　医疗主权的回归是这一转变的核心。当患者能够自主决定疼痛管理方式、精神抚慰形式乃至告别仪式细节时，医疗过程就从被动施救升华为关于维护生命自主权的实践。这种转变不仅重构了医患关系，还从某种程度上扭转了医疗权威的单向性。为此，医疗机构需建立标准化流程，确保患者知情同意权与决策参与权的落实。同时，还应加强对家属群体的支持，通过专业团队科学开展哀伤辅导，将生死离别转化为对生命意义的集体反思，而非家庭的情感黑洞。

　　更注重人文关怀

　　表面上看，安宁疗护似乎拉长了医疗周期，实则却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未来，医疗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应体现在人文赋能层面，加强患者内心安慰、尊严维护、家庭心理支持等服务的提供，促使医学回归到“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初衷。

　　实现这一目标需构建新型能力矩阵。医护人员一方面需要熟练掌握疼痛管理、症状控制等专业技术，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情绪支持能力、伦理决策水平和跨学科协作素养。

　　当前，医学教育体系对于人文关怀与生命伦理教育的关注仍然需要加强，在医学教育课程设置上，临终沟通、哀伤辅导等核心人文课程普遍缺位，使年轻医护人员在面对终末期患者时，往往陷入“不知如何开口谈死亡”的困境。更严峻的是，继续教育体系对安宁疗护的培训支持不足，在职医护人员缺乏系统化的人文能力提升路径。

　　为突破这一困局，医学教育需构建三维能力模型，将顶尖医疗技术、深厚人文素养以及系统社会服务意识深度融合。基础教育阶段通过叙事医学训练、临终情境模拟等教学方法，让医学生在早期接触中理解生命的有限性与维护患者尊严的重要性。继续教育体系应将安宁疗护设为必修模块，依托案例研讨、伦理辩论等形式，强化医护人员对患者自主权与家庭心理需求的认知。同时，医学院校应与医疗机构协同打造实践基地，让医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学习跨学科协作技巧。

　　完善配套支持政策

　　安宁疗护是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之一。推广安宁疗护的实质是在建构现代社会的生死哲学，需要通过公共教育打破死亡禁忌，鼓励公民坦然面对并规划生命终章。政策层面应推动“医院、社区、家庭”三级网络建设，培育专业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体系，整合法律咨询、临终预嘱、遗产规划、心理疏导等配套支持，让个体的生命谢幕成为社会集体关照的对象。

　　同时，可借鉴国际经验，在社区设立临终关怀服务站，由社工、心理咨询师定期开展生死教育沙龙，帮助居民形成对临终阶段的理性科学认知。此外，还需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患者自主决策权的法律保障，并为家属提供遗属抚恤金、心理援助等制度性支持，纾解家庭因临终照护产生的经济与情感压力。

　　现阶段，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安宁疗护服务相对滞后，医保支付体系对临终前舒适护理、哀伤辅导等服务覆盖不足。安宁疗护服务质控管理标准尚未完全铺开，致使服务标准参差不齐。跨部门协作机制缺失，社区与家庭支持机制也未有效建立，“医院、社区、家庭”三级服务闭环尚未完全建立。

　　破解这些难题需多维度制度创新。在政策制定上，建议将安宁疗护通过财政专项补贴与税收优惠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医保支付体系在“按床日付费”机制基础上增加报销额度，扩大安宁疗护医疗项目报销范围，减轻终末期患者家庭经济负担。同时，建议立法机关加快出台《安宁疗护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条文，明确患者自主决策权、家属心理支持等法律保障。另外，还需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框架，整合医疗、社工、法律等资源，建设临终关怀服务站，提供遗嘱公证、哀伤辅导等一站式服务，实现各项社会支持的有机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