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月29日，《读书》杂志公号文章刊文纪念：2026年1月23日，著名新闻出版家、杂文家陈四益先生离世，享年86岁。这篇悼文以“那道开篇的风景”为题，既是对陈四益过往24年间在《读书》封二专栏创作的高度概括，亦如一粒石子投入波平如镜的湖中，荡起的涟漪映照出几代读者每每开卷“读书”，必先翻阅其作品的阅读记忆。
陈四益讣告
从1991年与漫画家丁聪先生联袂在《读书》封二开辟“新百喻”专栏开始，到2015年与黄永厚先生合作的“画说·说画”栏目，陈四益的文字始终保持着对世相的敏锐观察和温和批评。那些与画作相伴的智慧文字，早已嵌入《读书》杂志的肌理，成为不可复制的时代印记。
《读书》部分旧刊上的陈四益先生的文章。本文全部配图除特殊说明外，皆取自读书杂志《纪念 | 那道开篇的风景：悼念陈四益先生》一文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在社交媒体时代，陈四益也会用微信发发朋友圈。置顶一条定格于2019年6月11日，以四宫格形式发了四张花草的组合照，并援引《诗经·卫风·伯兮》，配文“焉得諼草，言树之背”。“此时正萱草花开之时。可惜萱堂（母亲）已逝。亦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
图片取自陈四益朋友圈置顶条目·萱草花配图
待得2024年2月18日，陈四益在此条目下评论道：“谢谢。我尚好，一切如常。”
独立观察，以杂文为“感应的神经”
陈四益，193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古称益州），遂名为四益，祖籍上海嘉定。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1957-1962），深受朱东润、赵景深、刘季高等鸿学大儒的影响，他在《臆说前辈》中回忆说：“朱东润在面对批判时坚持学术尊严，‘宁愿吃尽苦头’；赵景深天性乐观，‘哀声作牛鸣’以迂回抵抗……”
1975年，陈四益调新华通讯社湖南分社任记者、政文组长。1981年进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旋调《瞭望》周刊，历任编辑、编辑室主任、编委、副总编辑，直至退休。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绘图双百喻》《乱翻书》《陈文丁画之百喻图》《陈文丁画之唐诗图》《错读儒林聊斋索图》等二十余种杂文集。
陈四益（1939年-2026年1月23日）颜筝 绘
作为媒体人和作家，陈四益以杂文为“感应的神经”，通过融合古典与现代的生花妙笔，直面社会问题。他提出杂文应“一曰独具只眼，二曰独辟蹊径”，强调“对事物的独立观察，认识上独有的深度”，主张杂文应当“婉而多讽”。在艺术探索上，他开创寓言体、诗话体、文话体杂文，追求“精炼蕴藉、严谨绵密”，并倡导“杂文不应有固定模式”。这种探索受到王蒙称赞，称其“妙喻如舟，亦庄亦谐”。
“陈文丁画”，五个字定下来
1984年，时任《瞭望》周刊编辑的陈四益尝试用文言写寓言式短文，取名“新百喻”。为求图文并茂，他通过华君武介绍拜访丁聪。丁聪看了十几篇文稿后，只说了五个字：“有意思，我画。”便开启了两人长达二十余年的合作。
《前后》（陈四益文，丁聪画），《读书》1991年11期
1990年，《读书》杂志编辑赵丽雅（扬之水）找到陈四益，转达主编沈昌文的意思，希望将“新百喻”放在《读书》刊载。1991年，“新百喻”正式成为《读书》封二固定栏目，每期必登。陈四益曾回忆说：“《新百喻》成为《读书》的开篇，是在1990年谈定的。那时《读书》在知识界影响颇广，很多当年的大学生后来都说他们是《读书》的长期读者。我当然也是《读书》的热心读者，能在那里刊登，何乐而不为。”
“丁先生的画，恐怕很难说是他阐释我，而是具备更丰富的东西，更具体的形象，不完全是插图，有他自己的表达。”在陈四益的印象中，有几次合作精妙得让他拍案叫绝。“有一篇《荐贤》，我的文章批评一种官场习气，就是举贤不举能。丁先生画了一个惟妙惟肖的提线木偶，一下子把这件事情点透了！”
丁聪对二人的合作极为认真。每当要去外地时，总会提前打电话：“有急稿赶紧送来，我要出去几天。”回京后又会笑嘻嘻地打来电话，用拖长的上海话说，“陈先生，我回来喽。”有时陈四益因编务繁忙，稿子送得晚，离发稿只剩两三天，丁聪总是不紧不慢地表示：“勿要紧，总归画得出来。”
丁聪、陈四益（左）
在《读书》杂志一次举办的“读书日”活动上，一次陈四益去得稍晚，丁聪已和几位前辈在聊天。见到陈四益，丁聪连忙招呼道：“过来过来，喏，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老头儿’。”陈四益一头雾水之际，丁聪解释道：“刚才大家问，同我合作的那个老头儿是谁？”但因陈四益常用文言写作，大家以为是个老先生——其时陈四益正值盛年，被误认作“老头儿”，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画说·说画”，薪火相传的接力
2006年丁聪因病搁笔，陈四益一度想停掉专栏。但在读者关切询问和编辑力劝下，他最终请出黄永厚接棒。栏目更名为“画说·说画”，从2006年持续到2015年第四期。黄永厚是黄永玉的弟弟，画风与丁聪迥异，更具文人画意趣。陈四益曾评价说：“黄永厚的画，寥寥数笔，画尽世间真味。”
陈四益（右）到医院探视病中的黄永厚
2015年7月，陈四益赴医院探访病中的黄永厚。两人执手谈艺的画面，成为《读书》作者间情谊的见证。陈四益曾说：“我这个人运气好，得到过许多前辈的帮助与支持。”
在陈四益看来自己同三联书店结交的时代，“是一个全民思考的时代”。他亦用半生实践印证此言——他的杂文，是匕首，是手术刀，更像是一座桥，连接着知识分子与时代的脉搏。
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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