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的“存亡危机事态”论断引发的深层反思

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华侨报

近日，日本政坛再度因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关于“台湾有事”的答辩而掀起政治与社会舆论大震荡。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东京市民集会上公开批评高市早苗的论断破坏日中关系，并呼吁选民在即将到来的众院选举中、以这一问题为判断高市早苗是否适任首相的关键因素；前政治评论家古贺茂明更指出高市早苗未及时撤回相关言论，其后果如“在伤口上撒盐”，令对方不信任感加深，日中交流损失“难以估量”。一个八十九岁市民也表态希望用投票表达抗议。这一连串反应，不仅暴露出日本社会对外交政策的分裂，也凸显出高市早苗政府在外交战略判断上的根本性失衡。

首先，必须明确“存亡危机事态”这一术语在日本政治法制中的基本含义：它指日本与他国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遭遇武力攻击，从而对日本的存续造成“根本性威胁”的状况，是日本自卫队可能依据安保法制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触发条件。此概念第一次制度化是在2015年的安全保障立法中，其设计初衷是限定在最极端、防御性的情形下保障日本国家与国民安全，而非将日本的外交战略全面外推到邻国内政与地区冲突之中。

因此，高市早苗首相在国会明确将“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具体示例，不仅在法律语境上是一种极端推论，而且在外交现实上具有极大的风险。历届日本政府都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将台湾海峡情势与本国的存亡直接挂钩，这既是对地区敏感性的战略把控，也是对国内外政治稳定的审慎态度。高市此次在未经充分外交协调的情况下，更具体地将此类状况纳入可能的安全法制解释，实质上突破了过去政府对“战略模糊性”的谨慎政策，将台湾问题外推到日本的战略核心。

这种突破不仅在法理上令人质疑，在政治效果上更是显著而深远的负面影响。中国官方与智库迅速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强调日本首相此言是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质问日本意欲将两国关系引向何方，更将日本视为“试图改变现状的力量”。随后，中方向日本实施多项反制措施，包括对旅游、教育交流发出预警、暂停进口某些产品等，使得原本依存紧密的民间与经济联系出现明显萎缩与损害。这种损失的代价难以估量，而日本社会中的反对声音也因此高涨。

正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所提醒的，外交政策不应仅围绕意识形态或政党利益强化，而必须以国家长远利益为衡量标准。一个国家首脑的战略口误，不应变成国家关系恶化的导火索。高市早苗政府在处理这一敏感话题时，显然忽视了日中长期的经济交往和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是主要的出口与进口来源地，同时中国游客在日本消费总额长期位居前列。日中关系的恶化，最终将首先伤害的是两国普通民众的利益，而非某一政治派别的短期战略算计。

从更宏观的外交战略视角来看，日本身处东亚核心地缘位置，其安全利益与大国竞争格局紧密交织，但绝不应在未经周密评估的情况下贸然扩大安全法制边界，将邻国敏感议题纳入可能的军事响应范畴。任何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战略都必须平衡现实利益、地区稳定与国际法原则。用过度武断的语言去重新界定外交框架，容易激化误判风险，尤其是在台湾问题这样高度敏感、涉及中美战略竞争与地区和平稳定的问题上。高市早苗的言论恰恰放大了日本成为“引发危机的因素”的可能性，而这与日本应当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行为体的角色背道而驰。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战略误判不仅是外交上的失策，也反映出日本政治界内部对国家长期利益与当前国际局势理解的分裂。日本社会已有明显抵触情绪，老一辈选民以投票表达抗议，政界老将公开反对，这说明这种外交政策的制定缺乏广泛社会共识与战略透明度。民主政治下，外交政策最终应回应民意与国家整体利益，而不是单一领导人的短期政治需求。

综上所述，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的具体言论，是一个在法律、外交与政治上都具有重大风险的战略失误。它不仅破坏了日中关系，也带来了对日本国家利益的实质性伤害，并引发国内外对日本外交战略方向的广泛质疑。日本未来的外交政策应回归理性与稳健，加强周边关系的互信机制，而非借由激进言论去扩大安全语境，否则最终受损的将是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地区和平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