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中国“最有钱”的超级大学来了

中国高等教育，很久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信号。

1月14日，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一行并不算显眼、但分量不轻的表述——“支持钱塘大学筹建”

这意味着，一所由社会资本主导、定位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高校，已经被正式纳入地方发展框架。

而这所学校背后的出资人，是养生堂集团董事长钟睒睒。

按照此前披露的信息，钟睒睒将捐赠400亿元用于钱塘大学的筹建。

这一数字，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几乎没有先例。

如果一切顺利，钱塘大学将成为中国第9所新型研究型大学。

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成为一条“新赛道”

过去十多年，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悄然出现了一种新形态。

它们规模不大，不追求“大而全”，却对标世界一流理工强校；不走传统学科铺设路线，而是直接锚定国家最紧缺的方向。

目前，已经落地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包括：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深圳理工大学、康复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大湾区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几乎每一所背后，都站着企业家或产业资本。

• 福耀科技大学，由曹德旺出资百亿，目标非常明确：补制造业短板；
•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虞仁荣捐资300亿，核心指向集成电路；
• 西湖大学，则聚焦生命科学与基础理学。

这些学校的共同特征是：直接回应产业与科技最现实的“卡点”

而且，它们并非“纸面大学”。从招生情况看，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迅速获得高分考生认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首年招生，计算机专业分数线几乎追平浙大；福耀科技大学首招50人，投档线直接超过多所传统名校。

钱塘大学，为什么落子在杭州？

如果说前几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各有侧重，那么钱塘大学的指向非常清晰——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

这并非偶然。

杭州是全国数字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算力规模位居前列，“杭州六小龙”等一批AI企业频繁出圈。

但一个现实问题也日益突出：

应用层公司很多，底层技术与基础研究的人才严重不足。

从全国数据看，在4311家人工智能骨干企业中：

• 应用层企业占比超过六成；
• 真正从事基础层、技术层研究的企业，占比不到四成。

这背后对应的是人才结构问题——顶尖研究型人才少，复合型人才断层明显，供给与产业需求错位。

钱塘大学要补的，正是这一环。

目前，学校依托浙江钱塘基础科学研究院筹建，已经开始组建高水平师资团队，多名来自北大、中科院体系的科研人员全职加入。

一所大学的诞生，也是一种城市选择

钱塘大学的推进速度，同样值得注意。

从首次公开筹建意向，到拿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

地方政府在土地、审批、规划等环节给予了明显支持，并将其纳入城市人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成为地方竞争的新抓手。

它们不只是培养学生，更像是“长期运行的产业实验室”，把科研、产业、资本、人才锁在同一套系统里。

从企业家到大学创办者，并非中国独有

放在更长的历史尺度上，这种路径并不陌生。

• 洛克菲勒之于芝加哥大学，
• 斯坦福家族之于斯坦福大学，
• 卡内基之于卡内基梅隆大学

西方一流大学的背后，同样有产业资本的深度参与。

不同的是，中国正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企业家开始把个人财富，系统性地转化为公共知识资产。

钟睒睒、曹德旺、虞仁荣们，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把名字写进社会结构中。

钱塘大学，更像一个长期变量

钱塘大学能否真正办成世界级研究型大学，还有很多未知数。

但可以确定的是，它的出现，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升级和城市竞争三条线交汇后的产物。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类大学的走向，都会值得被持续观察。

因为它们影响的，不只是几届学生，而是中国科技与产业体系的底层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