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中的废科举：一场迟滞却必然的制度革命  

在清末新政中，一项最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废除科举。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在晚清风雨飘摇之际戛然而止。

这一决策并非仓促之举，而是积弊深重、内外交困之下艰难权衡的历史性决断。评价废科举，须摒弃简单二元论——既不可将其美化为“开明进步的壮举”，亦不可贬斥为“自毁文教根基的败笔”，而应置于帝制晚期国家转型的复杂语境中，以制度功能、社会结构、知识生产与现代国家建构四重维度审慎观照。

一，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已不可持续

科举制度在唐宋以降曾具强大整合力：它以相对公平的考试程序打破门阀垄断，使寒门得以晋身，维系了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流动张力；以儒家经典为内容，塑造了跨地域的文化认同与政治伦理共识；以“学而优则仕”为逻辑，将知识精英系统性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至明清，八股取士虽渐趋僵化，但其核心功能——遴选行政人才、稳定社会预期、统合意识形态——仍基本有效。然而，至19世纪中叶，三重结构性危机使其不可持续：

其一，知识体系严重脱节。

当西方以实证科学、工业技术、国际法理重构世界秩序时，科举所考之四书章句、诗赋策论，已无法回应轮船枪炮、国债外交、电报铁路等全新治理命题；

其二，人才结构全面失衡。

全国每年数百万童生逐级应试，仅千余人获进士功名，而通晓格致之学、能勘测矿脉、可编译西书者凤毛麟角。甲午战败后，严复痛陈：“今之所谓科举，非徒无益于国，实有害于才。”

其三，财政与治理能力双重坍塌。

清廷岁入七成耗于赔款军费，无力兴办新式学堂；而旧式书院山长多不通西学，地方官吏面对教案交涉、海关稽查、铁路筑造等实务束手无策。科举不废，则新学难立；新学不立，则国家无以自存。

此外，废科举的直接动因，实为新政自救的倒逼机制。

1901年《辛丑条约》后，清廷启动“新政”，设学部、建学堂、派游学，然旧科举如巨锚沉底，使教育改革寸步难行：士子视新学为“异端”，家长宁送子赴乡试而不入洋务学堂；各省所设高等学堂毕业生，因无功名而不得授职，终致“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联衔奏请废科举，其核心论据并非否定传统价值，而是直指现实困境：

“科举一日不废，士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新学必为所累

二，废除科举制度的影响

废科举的深远影响远超教育领域，实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断代性重构”。

其积极面昭然可见：

新式学堂迅速扩张，1909年全国学堂达5.9万余所，学生逾160万；留学生群体崛起，1906年留日学生达万人，归国后成为法律、医学、工程、新闻各领域奠基者；知识生产范式发生根本转向，从注疏经义转向实验验证、田野调查、比较研究，严复译《天演论》、梁启超撰《新民说》、章太炎倡“国学保存”，皆在科举废止后的思想真空期蓬勃生长。

尤为关键的是，它松动了“士—官”一体化的千年铁律，催生了律师、记者、工程师、银行家等新型职业身份，为现代市民社会埋下伏笔。

然而，历史从无单向度进步。废科举亦引发剧烈阵痛与结构性失衡。最严峻者，是士绅阶层的集体性失重。

传统士人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宗族权威与地方治理权，废除后，功名通道骤然关闭，而新式职业尚未形成稳定晋升阶梯。大量举贡生员沦为“无根士人”，或蛰居乡里郁郁终老，或投身会党寻求出路，辛亥革命中不少地方起义骨干即出自此类失意士绅。

更隐蔽的危机在于文化认同的撕裂：当“四书五经”退出核心教育场域，而新式教科书尚未构建起融贯的价值体系，青年一代陷入“旧学既弃、新学未立”的精神悬置。鲁迅笔下吕纬甫的颓唐、魏连殳的愤激，正是这一代知识人的精神图谱。

三，制度变革促进了帝制终结

值得深思的是，废科举并未真正消灭“考试选才”的制度逻辑，而是将其现代转译。1912年民国教育部即颁《学校系统令》，确立大学入学考试制度；1931年国立中央大学首行全国统招；1952年新中国建立高校统一招生制度。今日高考虽内容与形式迥异，其“以考选才、以才任事”的底层逻辑，恰是科举精神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韧性转化。

区别在于：科举以单一经典文本为尺度，现代考试则以多元学科能力为标尺；科举服务皇权秩序，现代考试服务于民族国家的人力资源战略。

回望1905年那个秋日，废科举绝非对传统的轻率告别，而是一次悲壮的制度代谢。它终结的不是一个落伍的考试，而是一个维系帝制文明运转千年的操作系统；它开启的亦非坦途，而是充满歧路、阵痛与反复的现代性长征。

其历史启示正在于此：任何伟大制度的存废，从不取决于道德褒贬，而取决于它能否继续承载时代最紧迫的生存命题。当科举无法再回答“中国如何不亡”这一终极诘问时，它的退场便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正当性。

总之，今日我们评价和纪念废科举，不是为了怀旧或解构，而是理解一种文明在存亡关头自我革新的勇气与代价——那勇气在于直面崩塌的清醒，那代价在于几代人精神坐标的重置。这或许正是所有转型社会必须穿越的幽暗隧道：唯有放下不能承载未来的旧舟，才能驶向尚不可见却必须抵达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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