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5日清晨,太原以南的指挥所里气温已逼近零度,电话线嘶嘶作响。郑维山低头看了眼地图,忽然转身对身旁的政委说:“老王,先别急着北上,你快回阜平一趟,家里三年没见人了。”声音不高,却透着不容置疑。
“那我明早赶回来。”王宗槐答得干脆。郑维山点头,补了一句:“带点野战罐头,孩子爱吃。”算不上命令,更像兄长的叮嘱。
王宗槐离开指挥所时,炮火已在远处闷响。他把马鞍上的雨布拉紧,脑中却闪出一幕幕:七年前的那个夜晚,自己高烧不退,聂荣臻塞给他全部“维他司保命”,还半开玩笑地说:“救活了就给你寻个人。”没想到一句戏言,成了往后全部温情的源头。
1941年的阜平,分区政委王平把小姨子范景明领到客厅时,火炉只剩半截炭。姑娘一进门,先是抿嘴一笑,转身就躲进内屋。王宗槐那张写满风霜的脸瞬间涨红。他向来寡言,那晚却破天荒讲起自己曾在连队晚会上扮过丫鬟,还清了嗓子哼了两句《游击队歌》。屋外风雪,屋里却笑声不断。范景明在心里嘀咕:“政工干部也有这么活泼的时候。”
信件成了两人随后一年多的全部纽带。山里交通靠腿,邮差一走就是半月。每次“扫荡”刚停,范景明总能收到薄薄一页,询问学习近况,也交待背柴窍门。纸张粗糙,却胜过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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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教导二旅西进延安。王平把即将毕业的范景明托付给旅长黄永胜。姑娘骑着一头骡子,两个小包裹,一路翻山越岭。到宁武小河,日军铁甲车巡逻。黄永胜拍着胸口说:“白天过也过得去。”结果枪声骤起,队伍被打散。范景明躲进山洼,枯草搭窝熬了一夜,第二天在一位老汉指点下,才追上大部队。那年五月,她抵达延安,与王宗槐在不足十平米的窑洞里补办婚礼。没有糖,不过一碗小米粥也喝出了甜味。
一年后,大女儿贝贝出生。解放战争骤起,范景明身兼军区“八一”学校勤务,常常顾不了家。二女儿咪咪只好寄养在老乡家。1947年春,王宗槐路过探望,见女儿瘦得抱着生茄子啃,心里像压了石头。可警卫员一句“部队集合”又把父亲推上征程。
再见已是1948年11月。王宗槐踏进家门,咪咪躲到炕角,张着大眼,怯怯喊:“叔叔。”他鼻子一酸,却仍笑着递上豆沙罐头。夜深,孩子见“叔叔”没走,小脸突然涨红,哭着拉母亲衣角:“让叔叔走,我们家不让叔叔住。”一句童言,如刀割在胸口。
第二天下午,急件送到:纵队即刻北上,参加平津战役。王宗槐收拾挎包,只拿走尺把长的钢笔与地图。临出门,他轻摸女儿额头,低声说:“叔叔走了,等叔叔打完仗就回来。”范景明抱着两个孩子站在院口默默目送。咪咪抬起手,奶声奶气:“叔叔再见。”风卷过黄土路,卷走了孩子稚嫩的告别。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四野干部列队进城,王宗槐依旧站在队伍最前列。同行战友悄悄问:“想家吗?”他只是点头,没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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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6月29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灯光通明。毛主席与团二大代表握手寒暄,忽然紧紧抓住一位年轻将领的手:“哦,你就是王宗槐,做军队青年工作的。”片刻静默后,主席笑了,王宗槐也笑了。那一握,握住了他从晋察冀到华北一路的风尘,也握住了多少次匆匆离家的愧疚。
多年以后,咪咪已长成青年,家里翻修旧屋时,她从木匣子里翻出一本发黄的笔记,里面抄着六十五条婚礼贺词。她轻声念,王宗槐坐在窗下,只抬头看了看女儿,微微点头。战火过去,他终于听见女儿坦然叫出的那声“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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