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君匋与他的《战地组印》| 王琪森

钱君匋在刻印

“艺兼众美”的钱君匋先生曾亲历了抗战风云激荡的岁月，积极投身于当年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我们留下了散文集《战地行脚》与篆刻集《战地组印》的双重叙事、印文合璧与笔刀镌录，呈现了可贵的国家记忆、历史图像与民族精神，极具文献作用与时代价值。

《战地行脚》于1939年由烽火出版社出版，桂林文化生活社总代售，1983年被列为“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再版，《战地组印》附录于后（后亦收于《钱君匋论艺》，西泠印社出版社1990年），从而形成了独具匠心的以印载史与精练简括的边款文学。在1985年8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我专门去重庆南路166弄4号“抱华精舍”访问了钱先生。我当时问他怎么会想起镌刻《战地组印》的，钱先生动情地讲：“俗话说金石千秋，印上乾坤。录在纸上的文字不易保存，刻在石上的文字可以传之千年。在那个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有责任将这段记忆镌刻于石，铭录于章。诚如大先生（鲁迅）所言：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从中可见钱先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与创作追求。

钱先生作为文人中的印人，从抗战军兴时起，他就相当敏感地准备以章纪事，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擅长，拟篆刻一套《战地组印》，以记录在烽火岁月中的艰难险阻和不屈抗争。

整部《战地组印》，除了篆刻艺术上刀笔精严，遒劲俊逸而朴茂奇崛外，在印的边款上或文或诗，文字简练生动，文采斐然，构成了一部相当独特的抗战史述与救亡纪事，可以循着印迹追寻钱先生当年的一路行脚。

《战地组印》中有“廿年尘梦”印，先生云：“自余民十年（1921）来沪，至民廿六（1937），已近二十年矣。初以负笈为业，后任书店编辑，再兼大学教授，并研习书画金石。岁月流转，虽得浮名，却不料八一三抗战爆发，美梦破碎，日敌毁我安宁！”此印简要地回顾了他在上海负笈求学、工作的经历及从艺生涯，痛恨这近二十年的安宁生活被日寇的炮火所破碎，为此他发出了抗争的怒吼。

钱先生的回忆跨越了漫长岁月的沟壑和曲折时光的长廊，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人们的生活、工作、安全乃至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他只得偕妻带子及亲戚从上海回浙江老家桐乡屠甸。不久，日寇从金山卫登陆，钱先生一家又匆忙逃难，经湖州、安吉转入安徽广德、绩溪。到绩溪后，他还专门去八都上庄拜访胡适老屋，老佣人告诉他，胡适一家早就去广州了。然后是从屯溪到祁门，钱先生有“中宵月黑宿祁门”印，他回忆说：“在黄山十二村的车程过后，我于深夜月黑之际抵达了祁门，在这幽暗的时刻，林间的豺虎不时发出惊啸，路途的艰险与风寒的侵袭更让我心惊胆寒。此诗记录了我西撤流亡至皖南时的那段担惊受怕的岁月。”诗云：“车过黄山十二村，中宵月黑宿祁门。林荒豺虎频惊啸，路险风寒断客魂。”

离开绩溪经歙县入江西，面前是碧波浩渺的鄱阳湖，为躲避日寇的炮火，钱先生等人连续三晚宿于船上，有印“三宿鄱阳湖上”，先生回忆：“遥望鄱阳湖，万顷碧波荡漾，亭亭玉立的壁屿宛如青螺般点缀其间，千帆竞发，迎着朝日翱翔天际，我亦乘一叶扁舟，躲避着日寇的侵袭。”第四天清晨，冒着冷凛的寒雨，拖着疲惫的身子，他们终于进入了南昌城。数日后继续西行，钱先生刻有“一途寒雨入潇湘”印，其长跋对此行程做了细致描述：“居南昌三日，惊魂未定。欲入湘，苦无舟车，后以六百金得一轿车，于三时渡江过牛行西驰。约行十余里，跛一前轮，时斜日已晡，暮色四合，腹空不能得食。五时修复，再西行。冈峦汹涌，若大海之波涛，道途崎岖，车颠簸几覆……”并以诗为证：“险艰历尽过南昌，浩劫魂惊鬓乍霜。颠沛西行驰夜月，一途寒雨入潇湘。”

1938年1月，钱先生抵达“荆豫唇齿、黔粤咽喉”的中南重镇长沙。这也是钱先生流亡途中的重要转折，他此后不再作单纯的逃难，而是正式加入了抗战文艺的队列。当时长沙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钱先生在此遇到了从香港来长沙的茅盾，还见到了作家楼适夷、田汉、张天翼、廖沫沙等人。他积极加入全国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担任了由长沙文抗会主办的《大众日报》的编辑，并参与组织声势浩大的长沙抗日群众大会，邀请郭沫若、茅盾前来演讲。“流寓长沙”印的边款述曰：“既抵长沙居‘居之旅馆’，风尘劳顿，狼狈极矣！半月，迁教育会西街潘宅，与天翼兄同处一室。欲去渝，苦无舟车，遂滞行。时茅盾、沫若、寿昌、伏园、春苔、孟克、牧良诸兄先后莅止，客中虽缅怀故里为苦，然得此故知，颇不寂寞矣！”

钱先生在长沙住了将近三个月，每日忙于办报及抗日救亡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每天都要忙得七荤八素”。这时长沙到上海的火车又开通了，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投身抗战文艺，钱先生将他妻子的妹妹及另外四位亲友送上了回上海的火车，他和妻子则在长沙继续办报宣传。当他知悉郭沫若在“战时首都”武汉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就从长沙乘火车到武汉拜访郭沫若，想进第三厅工作，郭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却婉转地告诉他“名额已满”。他在“汉口半月”印的边款云：“长沙多雨，匆匆三月，放晴不及十日，某日雨中，与胡平女士同车赴汉，居半月，为右任先生治数印。遇沪上书贾甚众……”

登上高高的黄鹤楼，武汉三镇的无限风光尽收眼底，钱先生感到心事浩茫。真应了崔颢在《黄鹤楼》诗中所云：“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巴金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缺少编辑，希望他立刻到广州加盟。面对老朋友的召唤，钱先生立即与妻子冒雪前往。“雪行三省到黄花”印边款记曰：“廿七年三月九日汉口大雪没胫，余与采臣兄乘粤汉车赴广州，经湖北湖南广东各站尽为雪封，琼瑶万里，玉屑黏天，列车疾驰其间，似铁龙之逶迤而行也，流亡至是渐脱大苦。”

钱先生到达广州三天后，巴金等人也从上海来到南国花城。钱先生和茅盾、巴金、靳以一起编辑出版了抗战文艺杂志《烽火》及《文丛》，茅盾在《烽火》创刊号上激情澎湃地写道：“大时代已经到了，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要求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贡献他的力量。”“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在各自的岗位吧！”《烽火》一经在广州推出，顿成燎原之势，社会反响热烈，成为岭南抗战文艺的一面旗帜。巴金为此感叹道：“那不是文字，而是正义的呼声和血的实录。”但日寇的炮火随即侵犯到了广州，钱先生只得和巴金、靳以等人乘火车避难于香港九龙。当时茅盾正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茅公作为钱的同乡前辈，对他多有提携，钱还为茅公的小说《蚀》《虹》及主编的《小说月报》等设计装帧，而今在这动荡的烽火岁月再度重逢，自然是倍觉亲切。茅公邀他为《文艺阵地》设计了简洁庄重而富有战斗精神的封面。钱先生《战地组印》的代表作“广州三月作书贾”巨印有边款记之：“廿七年三月十一抵广州，所经冰雪载道，奇寒切肤。至此则花叶弥望，娇暖侵衣，卜居盐运西，与巴金、茅盾诸兄，设书肆、出杂志，沪上故人，叙首者甚众。五月十六，寓外落一巨弹，未发，得免于死。是夕即与巴金、靳以诸兄，乘车离广州而赴九龙。计为书贾之日，适得三月。”此方印章不仅是钱先生在现场的真实记录，而且是往事并不如烟的历史留痕，展示了抗战文化艺术圈的集体记忆、群体雕像、全体意志和整体风骨。惟其如此，钱先生篆刻的巨印、长跋与组印，在中国篆刻史上才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学者、书画家叶恭绰评谓：“体裁之倡造，艺事之精能，皆昔所未尝有。”

1938年6月，钱君匋与妻子在香港乘法国邮轮“阿杜斯号”回到上海，结束了他漫长而艰辛的流亡生涯，而《战地组印》则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闪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