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唐生智拒绝出卖老部下贺龙：毙了我吧，老子不怕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南京挹江门。

溃败的洪流堵死了这座通往长江渡口的城门，人挤人，人踩人，命令和哭喊混成一团。

城外，是磨刀霍霍的日军；身后，是火光冲天的古都。

人们都在找一个人，那个十几天前拍着胸脯，对全世界宣告要和南京城共存亡的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

此刻，他不在城头，不在指挥所，他已经悄悄到了下关码头，正准备登上为他特备的小火轮。

要说唐生智这个人，就得从根上刨。

他不是黄埔出来的天子门生，也不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元老。

他是旧时代湖南地界上杀出来的军阀，骨子里就信奉一套逻辑：枪杆子就是腰杆子，有兵就有权，没兵就是案板上的肉。

想当年，他在湘军大佬赵恒惕手下干活，翅膀一硬，直接就把自己的老领导给赶出了湖南，自己当家作主。

这份狠劲，让他成了湖南一霸。

后来北伐军打过来了，他一看风向不对，打不过，就立马换旗子，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军长。

跟李宗仁的第七军成了“友军”。

可这“友军”俩字，在他心里分量不重。

宁汉分裂那会儿，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武汉，两边都说自己是正统。

唐生智名义上捧着武汉这边，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

他觉着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是能把蒋介石和李宗仁他们都干趴下，自己没准就能当上天下兵马大元帅。

他还私下里联络长江下游的老军阀孙传芳，商量着怎么前后夹击，先把李宗仁的桂系部队给吞了。

那时候，他跟自己的心腹吹嘘：“拿下南京，我就是总司令！”

结果呢？

算盘打错了。

李宗仁他们可不是吃素的，三下五除二就把孙传芳给解决了，回过头来就把唐生智打得丢盔弃甲，最后只能跑到日本去避风头。

这一跤，摔得够狠。

几年后，他好不容易回到国内，夹着尾巴做人，在蒋介石手下混日子。

可野心这东西，是长在骨头里的，刮不掉。

中原大战一起，他又觉得机会来了，再次反蒋，结果又一次输了个精光。

要不是后来日本人打进了东北，国家需要团结所有力量，他这种有“前科”的人，根本没机会再出头。

饶是如此，他也只捞到个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手里一个兵都没有。

对于一个曾经拥兵十万、搅弄风云的枭雄来说，这种日子比死还难受。

所以，当一九三七年冬天，南京那场决定首都命运的会议召开时，机会就这么来了。

当时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一帮高级将领愁眉苦脸。

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带兵打仗的行家，还有德国顾问法肯豪森，都说南京不能守。

这不是胆小，是军事常识。

南京城三面被陆地包围，背后是长江，没退路，典型的死地。

部队刚从上海战场撤下来，七零八落，人心惶惶，拿什么跟士气正旺的日本人拼？

李宗仁说得实在：“与其打烂了再丢，不如宣布成不设防城市，好歹能保全老百姓和这点家底。”

这话在理，但蒋介石听不进去。

首都是国家的脸面，国父的陵寝还在紫金山，不放一枪就跑，他这个当家人怎么跟全国交代？

他扫视着满屋子的将军，就盼着有个人能站出来，替他说句硬话。

满屋子的人都低着头，就唐生智“噌”地一下站了起来。

他嗓门洪亮，话说得也漂亮：“委员长！

南京是总理陵寝所在，是革命的象征！

我们必须死守，必须有人在这里流尽最后一滴血，才能对得起总理，对得起全国人民！”

末了，他一挺胸膛：“我愿意跟南京共存亡！”

这几句话，正好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里。

他当场拍板，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就是你了！

会一散，李宗仁走过来，对着唐生智竖了个大拇指，皮笑肉不笑地说：“孟潇兄，你了不起！”

李宗仁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太了解唐生智了。

这哪是为什么民族大义，这分明是一场压上身家性命的政治赌博。

唐生智赌的就是，所有人都怕死，他“不怕”，他就能从一个没人搭理的闲官，重新回到权力的牌桌上。

接下这副担子后，唐生智马上演起了全套。

他对着中外记者慷慨陈词，通电全国，把“与南京共存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为了表示决心，他下令把南京城外的船只全部收缴，开往后方的路也给封了，摆出一副要跟十多万将士一起困死在城里的架势。

可就在他高喊口号的同时，他私下里叫来亲信，让他在江北浦口车站备好一列专车，随时准备跑路。

戏演得很足，但仗打得一塌糊涂。

十二月初，日军从三面合围过来，飞机大炮没日没夜地轰。

城里的十几万部队，很多都是从淞沪战场败退下来的散兵游勇临时凑的，编制乱，指挥也乱，根本拧不成一股绳。

唐生智作为总司令，除了在战前喊了几句口号，仗一打响，他就没拿出什么像样的办法。

防线一处被突破，他就手忙脚乱，撤退命令下得颠三倒四，自相矛盾。

十二月十二日，他召集手下师长以上的军官开了个会，会上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多顶一顶”，可会议一结束，他就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

命令下达得又晚又乱，各部队接到命令的时间不一样，有的压根就没接到。

结果，十几万人的撤退变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说好了要从下关渡江，可船呢？

早就被他自己下令收走了。

黑灯瞎火的，几万、十几万人往唯一的出口挹江门和下关江边挤。

城门打不开，后面的部队往前推，前面的被活活挤死。

江边找不到船，士兵们拆下门板当木筏，结果不是被日军的机枪扫进江里，就是被冰冷的江水吞没。

就在这片人间地狱般的混乱中，唐生智本人，在家人的护送下，坐着他早就预备好的小汽艇，在夜幕的掩护下渡过长江，登上了那列专为他准备的火车，一路向北，再转道武汉，跑了。

在徐州火车站，他见到了在那里负责指挥的李宗仁。

那个几天前还意气风发的“英雄”，此刻脸色惨白，神情沮丧，见了李宗仁，只说了一句：“德公，这次败得太快，我对不起大家。”

这场用一座首都、几十万军民的性命做赌注的豪赌，他输了个底朝天。

回到武汉，他向蒋介石交令请罪，蒋介石没杀他，但从此以后，也再没给过他任何兵权。

唐生智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了。

他回了湖南老家，不再过问政治，一心一意研究起了佛学，整天念经拜佛，得了个“佛将军”的名号。

也许，他是真的想在青灯古佛中，为南京城里那些因他而死的冤魂念几句往生咒。

一晃十多年过去，世道变了。

一九四九年，他在湖南站了出来，参与和平起义，为家乡免于战火出了份力。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湖南省的副省长。

到了一九六八年，那个特殊的年月，有人找上门来，逼他这个快八十岁的老头，揭发曾经在他手下干过的贺龙元帅。

面对威逼，这个当年在南京城下第一个跑路的老人，却突然挺直了腰杆。

据他儿子回忆，他当时一拍桌子，对着来人吼道：“你们枪毙我好了！

我从枪林弹雨里出来的，什么时候怕过死？”

一九七零年，唐生智病逝。

他最后留在世上的，是那一声怒吼，而不是南京城下的仓皇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