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隋唐两代帝王为何死磕高丽？

隋大业八年（612年），百余万隋军渡过辽水，拉开了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丽的序幕。这场持续数月的远征最终以惨败告终，据《资治通鉴》记载，渡过辽河的30余万隋军，返回时仅剩2700余人。而这，仅仅是隋炀帝三征高丽的第一次惨败。

更令人费解的是，二十多年后，以“善于纳谏”著称的唐太宗李世民，竟然再次踏上了征伐高丽的征程。究竟是什么让两位性格迥异的帝王，前赴后继地非要拿下这个偏居东北的王国？

危险的“东北亚强权”

高丽绝非普通周边政权。实际上，当时的高丽控制着从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北部的广阔土地，常备军超过四十万。更重要的是，高丽表现出强烈的扩张野心——高丽人修筑了一条从扶余城到渤海的千里长城，沿线布满了坚固的山城。这些山城多建于险要之处，城墙用巨石垒砌，城中储备着可供数年使用的粮草，甚至曾派兵入侵隋朝的辽西地区。

隋朝使臣曾亲眼见过高丽训练骑兵的场景：士兵们能在疾驰的马上准确射中百步外的标靶，这种骑射技艺丝毫不亚于草原游牧民族。

隋唐之际的东北亚，高丽如同一个不断膨胀的“战略气泡”，挤压着中原王朝的战略空间。当时的情势是：突厥控制北方草原，吐谷浑威胁西北，而高丽在东北崛起，形成三面夹击之势。若不解决高丽，一旦中原有变，高丽很可能联合其他势力南下，重现南北朝时期的割据局面。

辽东地区对中原王朝而言，是绝不能放弃的战略要地。从战国时期燕国设立辽东郡开始，这片土地就是中原王朝经略东北、牵制草原民族的前沿基地。失去辽东，相当于将自己的软肋暴露给北方游牧民族。

隋帝国的崩塌

隋炀帝三征高丽时，正值突厥分裂衰弱的窗口期。他想趁此机会一举解决东北边患，第一次失败后，隋炀帝的反应出乎所有人意料。大业九年正月，他再次下令：“集天下兵于涿郡。”这次，连刚刚镇压的杨玄感叛军的降兵也被编入远征队伍。

大业十年，当隋炀帝第三次准备征伐高丽时，帝国已经千疮百孔。高丽方面也疲惫不堪，最终遣使请降。表面上隋炀帝取得了胜利，但这胜利来得太晚，代价太大。

他看到了高丽的威胁，却低估了战争对国内的冲击；追求帝王的荣耀，却忘记了百姓的承受极限。那个曾经“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的富庶隋朝已在连年战争中耗尽元气。此时的中原，瓦岗军已控制河南，窦建德占据河北，杜伏威横扫江淮。隋炀帝三征高丽的执念，最终拖垮了一个强盛的帝国。

血战三十年，王朝的执念

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站在辽东城下，望着久攻不下的城池，眉头紧锁。这位开创贞观之治的帝王，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高丽这个“蕞尔小国”面前碰壁。他带着十五万大军亲征，却因严寒、补给和顽强抵抗被迫撤军。临终前，他对太子李治说：“高丽不除，东北难安。”

辽东半岛像个楔子，卡在中原和朝鲜半岛之间。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掌握了东北亚的战略主动权。高丽水师时常袭扰山东沿海，陆上则可随时切断中原与东北各族的联系。高丽与百济联盟，几乎控制了整个黄海海域。商船从江南运粮到河北，不得不绕远路避开高丽水军。这种战略窒息感，让长安朝廷寝食难安。

公元660年，唐将苏定方攻灭百济。这个细节很重要——百济是高丽在半岛上的重要盟友。灭百济后，唐军在高丽南部获得了一个稳固的登陆点。此时东亚格局正在剧变：突厥势力衰落，新罗崛起并倒向唐朝。高丽却依然固守旧有联盟，试图维持地区霸权。这种逆势而为的做法，加速了它的灭亡。

唐高宗看到了窗口期。他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联合新罗，孤立高丽；先灭百济，再攻高丽。当668年唐军攻入平壤时，高丽已孤立无援。

历史回响

从隋到唐，两代王朝不惜代价征讨高丽，反映了当时东亚地缘政治的严峻现实。高丽的存在不仅威胁中原东北边境，更可能改变整个东亚的力量平衡。当后世批评隋炀帝“好大喜功”时，往往忽略了他所面对的战略困局；赞扬唐太宗“英明神武”时，也应该看到他实际上延续了前朝未竟的战略目标。

在冷兵器时代，安全往往建立在消除潜在威胁的基础上。隋唐皇帝们远征高丽的决策，用今天的眼光看或许代价太大，但在当时的战略思维中，这关乎王朝的生死存亡。正如李世民对太子李治所言：“汝当知取高丽之不易，亦当知不取高丽之后患。”这句父子间的私语，或许最能说明这场持续两朝、跨越三代人的远征背后的真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