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向日本要钱？高市怕是没想到，当年那份中日声明实际暗藏玄机

1972 年 9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晚宴上展开交流，田中角荣写下 “信为万事之本”，周总理回赠 “言必信，行必果”，这两句寄语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两国对彼此相处之道的重要期许，也为中日双边关系奠定了互信的基础。

彼时，中国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为打破外交孤立、推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中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展现出极大诚意。

在 1972 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明确表示 “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这一决定是中方基于中日友好大局作出的重大让步，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但日方始终应清晰认识到，中方的这一慷慨举措，并非单方面的施予，而是建立在 “中日友好” 和 “一个中国” 原则的核心政治基础之上，这是中日双边关系存续与发展的前提。

在当年的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历史认知问题曾成为重要分歧。

田中角荣在欢迎宴会上，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伤害轻描淡写为 “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表述忽视了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周恩来总理当即予以严正驳斥，明确指出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几千万人民的牺牲和巨大的财产损失，绝不是一句 “麻烦” 所能概括的，中方绝不接受这样的表述。

在中方的坚决交涉下，日方最终作出修正，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写下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表述成为日方对历史问题应持有的基本态度。

更为重要的是，《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明确界定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

这一条款与中方放弃战争赔偿的决定形成紧密的逻辑关联，构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核心政治基础：日方承认并坚守 “一个中国” 原则、秉持历史反省态度，是中方作出相关让步的前提，倘若日方背弃这一基础，中日关系的根基便会动摇。

2025 年底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接连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公然背弃《中日联合声明》的核心原则。

2025 年 11 月，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声称 “台海局势关乎日本存亡”，甚至叫嚣若台海发生动武将行使 “集体自卫权”。

面对中方的严正警告，其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在 12 月的党首辩论中，援引《旧金山和约》妄称日本仅放弃了对台湾的相关权利，未认定台湾的归属，公然挑战 “一个中国” 原则。

高市早苗的一系列行径，本质上是在拆解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其错误言行不仅违背了日方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为中日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严重风险。

从法理层面来看，中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的是国家层面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一决定始终有明确的边界，即并未放弃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提出损害赔偿的权利，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事实。

2005 年东京高等法院在 731 细菌战诉讼案的判决中，也承认中国政府的放弃赔偿声明，不能剥夺民间个人的索赔权利。

事实上，国际社会也有相关先例，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当年虽在相关条约中放弃对日本的国家赔偿，但后续通过国内立法，对本国二战受害者给予了相应的补偿救济。

日方若执意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公然背弃 “一个中国” 这一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完全有理由依据法理和事实，重新评估相关免责条款的效力。这并非所谓的 “恐吓”，而是基于国际法和双边协议的正当权利主张。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 3500 万军民伤亡的惨重代价，日方对历史的正确反省、对双边协议的坚守，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底线，若连这一基本底线都无法遵守，日方必将承担相应的后果。

面对高市早苗政府的错误行径，中方秉持 “听其言，观其行” 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正当且必要的反制措施，精准反击日方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的行为。

2026 年 1 月 6 日，中国商务部发布 2026 年第 1 号公告，宣布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直指日方试图扩军、介入台海的不当企图，从供应链层面遏制日方相关军事动作。

1 月 7 日，中国商务部再发 2026 年第 2 号公告，宣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启动反倾销调查。

二氯二氢硅是芯片制造的核心基础材料，日方企业此前存在以低价倾销方式挤压中国本土相关产业发展的行为，唐山三孚电子材料公司等国内企业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2022 至 2024 年，日本相关产品对华出口价格降幅超三成，存在明显的不正当竞争嫌疑。

中方启动反倾销调查，是维护国内产业合法权益、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正当举措。

中方的一系列反制措施，让日本企业界感受到了切实的影响，日方外务省虽对此提出无理抗议，但丝毫无法改变其自身错误行径引发的后果。

事实上，日本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较高，据相关数据显示，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达 23.7%，中日间的供应链深度融合，中方的相关管制措施，直接击中了日本高端制造业的关键环节，若日方执意破坏双边经贸合作的基础，其引以为傲的高端制造产业必将面临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面对中方的反制，高市早苗政府仍试图硬撑，声称要与七国集团（G7）合作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这一想法显然不切实际。

日本野村研究所的相关报告已指出，受中方管制措施影响，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正持续下滑，国内民众的生活成本也在不断上升，日方的激进政策最终只会反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