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个北京凶宅的故事，亲历者真实讲述的那种

那是我在北京最晦暗的一个冬天，咳嗽声像破风箱一样拉扯着我的肺，而所有诡谲的源头，竟是一张五千块租来一年的床。

那年我刚从一所不上不下的大学毕业，在丰台看丹桥附近找了份工作。公司所在的大楼造型奇特，一半是沉郁的墨色玻璃，一半是刺眼的白色墙体，同事们私下都叫它“黑白格子”。加班是家常便饭，我便想着在附近租个房子。预算有限，只能考虑合租。电话里跟中介说明情况后，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试探的声音：“倒是……有这么一个地方。租金特别低，地段也好。就是房东……有点特别，得见见租客。”

我心里有些嘀咕，看房还要“面试”？但囊中羞涩，还是按地址找了过去。在中介门店的塑料椅上，我干等了近两个小时。期间几次想走，都被一个脸上长着青春痘的中介小哥拦下，他压低声线解释：“房东是位独居的老爷子，住得特别偏，联系一次不容易。但他真心想租，对人选特别上心。” 看我满脸不耐，他凑得更近，几乎耳语：“老爷子私下说过，人要是合适，租金……可以商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终于，那台破旧的座机响了。小哥接起，嗯啊几句，忙不迭把话筒递给我。听筒里的声音苍老、迟缓，带着一种并非京腔的含糊口音，像是隔着很远的距离传来。问了些寻常问题后，竟突兀地问起：“有对象了吗？” 我如实说没有。那边似乎松了口气。挂断后，小哥搓着手，眼里闪着光：“老爷子让你过去一趟，当面看看。成了的话，什么都好说。”

我们倒了好几趟车，从公交到摇晃的郊区小巴，最后甚至搭了一段老乡的农用三轮。深秋的京郊，山色层林尽染，景致开阔，我却无心欣赏。目的地是延庆山坳里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落。老爷子的小院孤零零坐落在半山腰，夯土墙，木栅门，院里一口老旧的压水井，墙上挂着一串串猩红的干辣椒，在午后的阳光下有种凝滞的安宁。

老人比想象中更瘦削，背微微佝偻，但眼睛却很亮。他自称姓韩，早年在首钢工作。“炼钢的，吃灰尘。”他咳嗽两声，挥挥手，仿佛要赶走看不见的烟尘，“十年前查出来的，肺癌。都说没治了，我就想啊，城里的空气是毒，山里的风总干净点，来这儿算是……等日子吧。” 他咧开嘴，露出稀疏的牙，“没想到，跟山雀松鼠作伴，胡乱吃点自己种的菜，这身体反而不疼不喘，硬是拖到了现在。” 他仔细端详我的脸，又问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老家气候、平时爱吃什么。最后，他慢慢从怀里掏出一串用红绳系着的铜钥匙，放在我手里。

“房子旧，但还能住。” 他说，“租金，一年这个数。” 他伸出五根枯竹般的手指。

我心里一沉，盘算着五千一个月还是太贵。他似乎看穿我的心思，笑起来：“一年，五千。”

我愣住了，几乎不敢相信。中介小哥在旁边拼命使眼色。我连忙道谢，老爷子却缓缓摇头，目光越过我，看向院子里那棵叶子落尽的老槐树，低声说：“不用谢我，小伙子，世间的事……难讲谁帮了谁。”

离开时，我回头望去，他依然站在院门口，白发在萧瑟的山风里飘动，身影单薄得像一张旧纸片，仿佛随时会被吹走。

当天晚上，我就拖着简单的行李搬进了那个一楼的小两居。屋子陈设老旧但还算整洁，前一位租客似乎走得匆忙，留下几本理工科的专业书，我随手塞进了书架。最初几天，只是觉得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旧木头和湿土混合的气味，心想一楼难免潮些，并未在意。

变化是悄然发生的。先是极易疲劳，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上班却像熬了通宵。接着睡眠开始出问题，不是失眠，而是坠入一连串破碎、压抑的梦境，醒来时心悸不已，满身虚汗。最折磨人的是咳嗽，无休无止，从喉咙深处牵扯出空洞的回响，吃任何药都似泥牛入海。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眼窝深陷，同事见了都半开玩笑地问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

去医院，抽血、拍片，一套流程下来，医生看着几乎正常的化验单，也只能归咎于“压力过大”、“适应性焦虑”。有同事好心，推荐了一位老中医，说是在胡同深处，颇有奇名。

诊所藏在东城一片即将拆迁的胡同里，门脸窄小，毫不起眼。推门进去，浓重的草药味扑面而来。坐诊的医生确实很老，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脸颊却有着不寻常的红润。他正在看报，手边一个小瓷杯，飘出若有似无的酒香。他抬眼瞥了我一下，示意我伸手号脉。手指搭上来，力道沉实，片刻后，他让我撩起后背的衣服。

“趴下。” 他的声音平淡，却不容置疑。

冰凉的酒精棉擦过皮肤，随后是细如牛毛的针尖次第刺入的微痛。他下针极快，手法稳准。留针约莫半小时后起针，他又用一种温热的褐色药膏涂满我的后背，再用一块干燥的白布敷上，手掌隔着布徐徐按压。屋子里很静，只有旧钟的滴答声。

然后，他揭开了那块布，举到我面前。

我看见了两个轮廓清晰的印痕，对称地烙在布上，颜色是沉郁的灰黑，形状古怪，边缘仿佛有些细微的枝杈，像两片腐败的、巨大的叶子拓印了下来。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窜上头顶。

“小伙子，”老医生拿起他的小瓷杯，啜了一口，眼神锐利地看着我，“老家哪里的？父母姓什么？外祖家呢？”

我一头雾水，依言回答。他听着，不时摇头，直到我提到母亲娘家一位早已疏远、几乎没什么走动的姨公姓氏时，他搭在杯沿的手指微微一顿。

“这个姓……倒和我有些渊源。” 他放下杯子，神色缓和了些，“既然碰上，也算缘法。你回去，仔细看看你睡的床。记住，如果看到什么不合常理的东西，不要自己动手，立刻给我打电话。”

他将一个号码写在一张泛黄的电费单据背面，递给我。我懵懂地接过，道谢离开。走到胡同口，回头望去，那扇木门已悄然关上。

回到那间一楼的小屋，已是下午四点，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在水泥地上投下长长的、冷淡的光斑。我站在卧室门口，看着那张厚重的老式木床，深吸一口气。先查看了床底，用手电照着，除了灰尘和几双前任遗弃的破拖鞋，似乎没什么异常。但水泥地面摸上去，有一股沁入骨髓的阴湿感，这在北京干燥的冬季极不寻常。我甚至看到一只多足虫快速爬进了墙壁的裂缝。

问题看来在床本身。我费力地掀开褥子、床垫，露出了底下暗红色的旧床板。木板厚重，拼接的缝隙里藏着经年累月的污垢。我注意到床头部位有几块板子的拼接方式有些特别，像是可以活动。找来一把旧螺丝刀，沿着缝隙用力，随着令人牙酸的嘎吱声，一块长约一米五、宽约半米的木板竟然被撬松了。

一股更加浓重的、仿佛积存了数十年的陈旧气息混合着霉味涌了出来。我强忍着不适，将那块木板完全移开。

下面不是实心的床架，而是一个刻意打造的、长方形的深槽。内壁粗糙，没有上漆，裸露着木头原来的纹理。更让我血液几乎冻结的是，那凹槽的形状，前宽后窄，在昏暗的光线下，赫然呈现出一具粗糙棺材的内部轮廓。就在这“棺槽”的正中央，整齐地叠放着一套衣物——不是寻常衣服，是面料僵厚、颜色深黯的中式褂裤，而且里面似乎用细篾条支撑着，使得上衣和裤子都呈现出一种扁平的、等待填充的“人形”。

我猛地后退，脊背撞到冰冷的墙壁，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冷汗瞬间湿透了内衣。房间里死一般寂静，只有我自己粗重的喘息声。暮色正飞速吞噬着窗外最后的天光。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想起那张写着号码的纸片。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试了几次才拨通号码。铃声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无人接听时，那边传来了老医生平稳的声音。

“看到了？”他问，似乎早有预料。

我喉咙发紧，只能挤出一个“是”字。

“听好，”他的声音带着一种令人安心的冷静，“今晚别在那里过夜。去找个旅馆，或者回公司凑合一夜。明天正午，阳气最盛的时候，你回去处理。准备些糯米，最好是陈米，再买些干燥的艾草，一瓶高度白酒。把床板下那‘东西’全部清理出来，带到远一点、空旷一点的地方。先用米和艾草盖一遍，然后浇上白酒，彻底烧掉。烧完的灰烬，找条流动的河，撒进去。做完就走，别停留，也别回头看。”

他顿了顿，补充道：“做完这些，你来我这儿一趟。给我带二两酱牛肉，一瓶‘二锅头’，要红星绵柔8。”

最后这句突兀的要求，反而冲淡了一些恐怖的氛围。我记下步骤，挂了电话，几乎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房间。

第二天，我按照嘱咐，一一照办。当那套空洞的衣冠在火焰中扭曲、蜷缩、化为黑灰时，我并没有感觉到什么灵异事件发生，只有一种沉重的、令人窒息的污秽感随着烟雾一同升腾消散。我将灰烬撒入冰冷的河水，头也不回地离开。

下午，我提着牛肉和白酒，再次拐进那条胡同。然而，那间诊所的门锁着，隔壁一位晒太阳的大爷说，这屋子空了好一阵子了，以前是有个中医，但早就搬走了，听说跟着孩子去外地了。

我愣住了，拿出那张写着号码的电费单。大爷眯眼看了看：“这号码……像是以前这部公用电话的号，早八百年就拆啦。”

我站在胡同口，冬日的风吹得脸生疼。手机里，那串拨通过的号码，此刻再打过去，已是空号的忙音。

后来，我很快搬离了那个房子，身体也慢慢好转，咳嗽停了，睡眠也安稳下来。那段经历像一个荒诞又清晰的梦。很久以后，一次偶然的家庭闲谈中，我向母亲问起她那位远房姨公家的事情。母亲想了想，说：“哦，那一家啊，祖上好像是在药材行当做事，有点名气。那位姨公自己就是个挺有意思的老先生，据说对古古怪怪的民间偏方有点研究，人也豁达，爱喝两口，活到很大年纪，算是无疾而终。”

我听了，只是点点头，没有再追问下去。那个寒冷的冬天，那间潮湿的房子，那张古怪的床，还有胡同深处似真似幻的老医生，都渐渐沉入记忆的河底。只是有时候，在极其安静的深夜里，我还会想起延庆山腰上，那位韩老爷子目送我离开时，那双映着山影的、过于明亮的眼睛，和他那句轻飘飘的：

“世间的事，难讲谁帮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