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寿财险人事“换防”提速！新晋两位总助、皆为省级分公司一把手

机构之家注意到，1月28日，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财险”）在披露的2025年第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公布了几项关键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调整：此前曾担任省级分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余飞、唐勇拟获提拔为总裁助理；同时，公司副总裁曹原拟接替此前已卸任副总裁职务的傅天明，出任财务负责人一职。

来源：2025年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

少壮派进，元老派退

曹原，于2023年7月出任副总裁，目前拟接任财务负责人一职。其出生于1980年，毕业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审计学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于浙江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其职业生涯始终与保险业紧密相连，拥有21年金融保险工作经验。在此之前，他曾历任国寿财险杭州市中心支公司总经理、浙江省分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市分公司总经理兼航运保险运营中心总经理等职务，具备多层级、多区域的业务及管理履历。

与曹原的“进”相对应，是傅天明的“退”。2025年三季度，年满60岁的傅天明卸任副总经理职务，此次财务职责的交棒，可视为此番到龄退休安排的后续步骤。目前，傅天明目前仍在高管序列之中，体现了大型机构人事更迭中常见的过渡性与制度性安排。

此番同步擢升的余飞与唐勇，均是省级一把手，一位是业务干将，一位是内控专家，其职业生涯呈现出不同路径，映射了大型险企在选拔核心干部时的多重考量。

余飞的晋升路径体现了典型的“战场淬炼”原则。他自2010年担任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起步，历经近八载积淀，于2018年获贵州监管局核准为省级分公司总经理，完成了从辅助者到决策者的关键一跃，此后再执掌国寿财险至关重要的广东分公司。这条跨越中部、西南、华南的实战路线，锻造的是直面市场竞争、攻坚保费利润的硬实力。

图中人物系 余飞

而唐勇的任命则呈现出“由内而外、复合赋能”的特点。其1972年月生，曾长期深耕于人力资源与监察体系，曾担任国寿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监察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并一度跨界至广发银行任职，还曾出任中国人寿监事。直至2024年，其获核准执掌山西分公司。他的晋升，或可解读为国寿财险在追求增长的同时，意图夯实内控的平衡信号。

图中人物系 唐勇

目前，国寿财险的高管团队由总裁黄秀美领衔。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构特征是，团队中包括黄秀美、白平、傅天明、蒋涛、童煜在内的五位核心成员为“60后”。以傅天明的职务调整为序曲，公司管理层在未来几年步入一个较为密集的新老交替周期，已是必然。

因此，当前的人事布局可视为应对这一周期的前瞻性准备。它试图在经验与活力、开拓与风控、业务前线与中枢管理之间，构建一种新的平衡。余飞、唐勇等进入关键岗位，旨在为公司应对增长乏力、竞争加剧、监管趋严的多重挑战，储备多元化的领导力。

千亿之后发展“减速提质”

国寿财险近年来的发展轨迹，清晰地折射出中国财产险行业在周期变迁中的集体转型。一面是规模增速的持续放缓，另一面是盈利能力的显著修复，这种看似背离的趋势背后，实则是公司乃至行业从“以量取胜”到“质量优先”的发展逻辑的根本性切换。

回顾其发展历程，从2010年初破百亿元，到2015年跨越五百亿元，再到2023年站上千亿元平台，这条陡峭的上升曲线，完美契合了行业高速扩张的“黄金十年”。 然而，高速增长的引擎不可能永续运转。将视线拉近至2023年至2025年，其保费同比增速已从8.2%阶梯式下滑至4.5%，再至1.5%，早年动辄两位数的增长盛景已成往事。

这一“增速向下”的变轨，是内外因素共振的结果。从外部看，车险综合改革深化、市场竞争白热化，使得单纯依靠费用驱动的粗放式扩张难以为继，整个行业正从“跑马圈地”的增量竞争，转入客户深耕与风险筛选的存量博弈。从内部看，公司管理层显然已意识到，在行业发展新阶段，规模不再是唯一的驱动指标，甚至可能成为吞噬利润的陷阱。

与规模增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利润表的显著改善。2022-2025年，其净利润从6.69亿元大幅攀升至39.76亿元，呈现加速增长态势。更关键的指标是净资产收益率（ROE）在2025年达到了10.33%，这标志着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能力实现了显著提升。

数据来源：偿付能力报告

盈利能力的修复，源自承保与投资“双轮”的同步驱动。承保端，最核心的突破在于综合成本率从2022年101.29%的亏损线之上，被持续压缩至2025年的99.56%，这意味着保险业务本身重新成为了利润来源。其中，综合费用率从30.37%大幅降至25.41%，是主要的贡献因素，凸显了公司在压降渠道成本、提升运营效能上的严厉管控。

数据来源：偿付能力报告

投资端，综合投资收益率也从2022年1.00%的谷底，逐步修复至2025年的4.97%。特别是2025年，资本市场回暖带来的投资收益，对利润增长构成了关键支撑。

数据来源：偿付能力报告

整体来看，国寿财险正在勾勒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发展路径。它似乎正有意摆脱对保费规模的单一崇拜，转而尝试在承保控制和投资能力之间，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盈利路径。这条“质量优先”的道路无疑更为艰难，但也可能是通向更可持续未来的唯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