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晟：难忘的一九四五年

我生于1931年9月，属羊，生下来四天，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了东三省，所以父亲（郑天挺，字毅生，1899—1981）又给我另起个名字叫“念沈”。

我幼时，父亲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秘书长，时年三十多岁。母亲为泰州人，乃旧式之家庭妇女，但父母感情极好，共生了五个孩子。1937年春节，我家发生不幸，母亲因难产，病逝于北平德国医院，时年四十岁。父亲悲痛万分，觉得对不住这位生产过多的妻子，私下誓定，不再续娶，一直到他八十二岁去世，始终独身。

“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教务长樊际昌都陆续去南方，北大仅剩下任秘书长的父亲，独自苦撑危局，一直坚持到11月17日，才与最后一批教授一起乘船，经香港、广东、广西，再转陆路至长沙临时大学，当时北大、清华、南开已组成联合大学。次年3月，又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父亲离开我们五个幼儿，独身前往，历经八年抗战，过着独居的生活。

当时我有对双胞胎姐姐，长我八岁，哥哥长我五岁，我为老四，下还有个小我二岁多的弟弟，由单身的叔叔（郑少丹，1904—1945）带着我们这五个小孩在北平生活、读书，生活异常艰苦。大姐郑雯(1923—1946)则于1943年夏去昆明，在联大外文系读书。

日军投降前后北平见闻二三事

(一)获悉日军投降的消息

1945年春一个周日，叔叔突然大口吐血，他的肺结核病复发!病情相当严重，三周后不治。叔叔年轻时曾去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九一八事变”后，因抗议日军的侵略暴行，与一部分留日学生毅然回国。他是坚持反日的，临终前听说美军在日本冲绳登陆，异常兴奋，感到胜利在望。

叔叔去世后，二战已近尾声。5月，德国投降，美军飞机大肆轰炸日本本土，北平报纸多有报道。是年8月，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当时敌伪报纸还发表如何防止美国新式炸弹之方法，只是未提原子弹三字而已。8月9日苏军参战，大举进攻东北，关东军大败，我们也有耳闻。

是年8月11日凌晨，天还未亮，我哥哥克昌之同学凌为基(现仍居北京)急来砸门，全家震惊。启门后，他说，昨天晚上听重庆广播，言日本已投降。大家都异常兴奋，因为虽知日本投降在即，但没想到会这么快。随后几天大家都兴高采烈，沸沸腾腾，互相传递绝好消息。那些天街头亦有变化，表面上街面很平静，但实际上很紧张，日本大鼻子军车上边驾了轻机枪，形势严峻。随后又传来坏消息说：华北日军不投降，于是人们又议论纷纷，商议如何办。

掌家的二姐郑晏与人商议，还是先把粮食买够吧!于是决定先把存于银号的钱全部取出购粮。当时克昌正患疟疾未愈，也顾不得给他治病，东凑西拉，将所有的钱都买了粮食，一共买了一两百斤棒子面。又过了几天，消息又变了，粮食不知何故大跌，结果别人家用便宜价格买了大米白面吃，我们全家只能天天啃窝头。一喜一忧，现在想来颇觉滑稽。

8月15日那天，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投降。广播里播诏书时，凡日本人均跪着听命，中国人则在旁看着，心中暗笑。当天家中来一朋友，提议应当庆祝，带着我和弟弟郑克扬在街上买些酒菜，跟店中人谈及日本人投降事，该商人言：我们也知道，不急不急!显系怕日军藉机报复。

与此同时，北平的广播电台也配合宣传，成立沦陷区向大后方相互联络的节目，即北平的广播电台每晚播某某人在何单位，然后问询大后方家人之近况，并告北平家人的情况。大约播了一段时间，我们也向昆明“喊话”了，没有得到回答。其实，父亲在昆明那边根本没有收音机，无从听到，倒是在北平的亲友听到了，亦是一乐。

(二)亲历美军接收宪兵队

我们租的房子在北平西四北前毛家湾一号，前院住两家刘姓、陈姓之人，我们住后院及东院。房东叫黄序鹓(1877—1949),是蔡元培留日时的同学，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抗战后，黄老先生已回江西萍乡。开始住时，房租每间五元，后来物价上涨，房租基本未动，所以觉得房租便宜。前毛家湾三号住着一位大律师，名余启昌，民国初年也做过大理院院长等职，在司法界也有名。蒋梦麟校长住在四号、五号，北洋政府后期的总理潘复(1883—1936)住在八号、九号。

日占时期，潘家把八号让给日本宪兵队一机构，进出戒备森严，养一条狼狗老在房顶上转来转去，小孩见了异常害怕。大约在是年9月某日，我路过此处，忽见一美国吉普车停在门前，从车上下来三四位美国兵，手中端着手枪，房间的日本人服服帖帖，鞠躬哈腰，原来是美军来接收日本宪兵队。看到日本人那个狼狈样和美国兵耀武扬威的样子，我也感觉扬眉吐气，心里异常高兴，感觉自己就是胜利者。

（三）在前毛家湾五号的快乐

前毛家湾五号是蒋梦麟原配妻子的房产，但她人在浙江，即便与蒋离婚后，还一直由蒋居住。但当时蒋氏夫妇仍在重庆，从抗战一开始，房子就租与日本人永井一家居住。永井地位很高，是沦陷区伪“北大医学院”的权威教授，日本一投降，他们很快就搬回日本了。九月初，房子已腾空，蒋宅的老仆人回来看房，其他房子全空了，因此我们几人就经常去观光，我哥哥索性与两个同学一起住进去，有时还约友人到此跳舞游玩。记得燕大毕业生程述尧与“甜姐儿”黄宗英也来玩过，当时他们刚结婚不久，程在一银行做事，两人均帅气，一表人才，给我极深的印象。

蒋的住宅分四号、五号两个门，四号仅一个院子几间北房，五号则有大红门，一进门就有三间大的客厅及饭厅，主人住在后院，院子不大，有些紧凑。后来陈雪屏搬进来，住在四号及五号前边，1946年5月傅斯年全家三口来平，住在后院，一直住到八九月，就都搬走了。我们从9月初开始，在这里热闹地玩了两个月，心情非常愉快，像是尝到了胜利的果实。

北平日军投降仪式是当年10月10日上午举行，由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主持，地点在太和殿，那天我没参加，但广播电台全程转播，群情激奋，场面热烈。当时群众集会都在太和殿，蒋介石、何应钦(时任陆军总司令)等人来，沿街两旁群众欢迎，他们都在那里开会。我当时十四岁，是北平盛新中学初二学生，参加过一次欢迎会，也在太和殿，似是欢迎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何应钦来平，我们是在西四牌楼同和居饭庄门口列队欢迎的，去的人也不少。他站在吉普车上，车开得很慢，我们向他行军礼，他也还了礼。可见，当时北平群众对于抗战胜利，是满怀热情；对于当时的国家，也寄予希望。

是年初冬，一次在平安里街头，正逢一些同学迎接国军。学生均极激动，高呼口号。我在孔德小学时的同学兰雁如，一面喊，一面欢呼，最后激动得哭了。然卡车上的国军，穿着新军装，却个个呆若木鸡，面色如土，面无表情，情绪均低落，似多日未好好休息者。下面呼一口号，上面整齐地举一次手而已。面对此情景，兰某不知是兴奋而哭，抑失望而哭，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我心头却有失望之感。

父亲郑天挺离昆赴平前后

当时的昆明大后方，则是另一种欢乐景象。8月10日晚，刚接任行政院秘书长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正回到昆明，与联大众教授欢聚，并宣布他女儿蒋燕华与同学吴文辉订婚。庆贺之余，忽闻门外鞭炮声大作，众人大惊，不知何事。后闻知为日军投降，但众人未敢确信。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急忙去美国领事馆询问，方确知为日本投降，于是众人欢呼起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文所引史料皆出自此日记)曰：

(八月十日晚)七时，蒋(梦麟)师设宴，宣布(其女)燕华与吴文辉订婚，有客两桌。饮馔毕，正在杂谈，忽闻爆竹声，余出询于(张)宜兴，谓传言日本求和，陈福田遂急乘车往美军打听，据云确已投降，但须十一时半由华盛顿正式宣布。闻之狂喜，欢呼迄十时，月涵(即梅贻琦，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清华大学校长)、矛尘(即章廷谦，联大秘书)、勉仲(即查良钊，联大训导长)、正宣(即毕正宣，联大事务主任)尚欲至文化巷狂饮，余与(陈)雪屏乃步归，沿街而立者不知其数，爆竹不绝，汽车游行者甚至放信号枪，正义路拥挤几不能通过。余等至靛花巷，米士(联大地质系教授)、霖之(即王烈，联大地质系教授)、伯蕃(即刘晋年，联大数学系教授)亦来余室欢谈。厨房火已息，复燃之，烹可可以享诸公，十一时半乃散……八年艰苦抗战，上赖领导有坚忍之精神，下赖人民富敌忾同仇之意识，中赖友邦之协助，始有今日。喜极欲泣，念及处此时代，竟无丝毫之贡献，尤自痛恨也。夜二时写毕就寝。

8月14日晚饭时，街上卖报小孩忽喊：号外!号外!日本正式投降了!于是群情振奋。这时联大中的北大教授们，正为不日将北上复校而多方酝酿。蒋梦麟因去行政院任职，只得辞去校长，由尚在美国的胡适接任，但胡适一时不可能回国，由谁代理校长，诸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人主张由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代理，周坚决不干，且有离开联大之意。次则考虑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汤亦不干，继而考虑由郑天挺代，蒋梦麟表示同意。

正在这时，刚从重庆回昆明的化学系曾昭抡教授，听说教育部已拟定一接收平、津各大学之机构，每校派一人前往，曾觉得这是一好机会，北大应派一人去，而且觉得以郑先生为宜，随后在重庆的傅斯年也来信告知郑，让郑赶快赴平接收北大，一人不够，去二人最好。于是，郑先生决定回平，匆匆离开昆明。当时有二事可述：

一为郑天挺先生在昆明八年的信件，托住在同楼的年轻教师韩裕文、任继愈代为处理。郑说，内容没什么,你们看着办吧!于是韩、任二人将全部信件焚烧之。二是历史系主任姚从吾写便条，提出聘请钱穆回北大之事，让郑先生至重庆与傅斯年商议，说傅是我们的老大哥(领袖之意),由傅考虑此事。于是郑在9月3日匆忙离昆转平，临行前，汤用彤仍劝郑先生任北大“代座”,并说：近与(汤)锡予(文)(张)景钺(生物)、(毛)子水(史)、(姚)从吾(史)、(郑)华炽(物理)、(江)泽涵(数学)六人致信傅斯年，建议你为北大代理校长。继而又说：你如肯就任，我一定积极帮助你……知道你与在平的子女八年未见，匆忙回平省亲，可以理解。但北大“代座”无适当人选，只好恳求郑留昆，以免不受欺侮。郑表示还须立即走。

9月3日12时，郑先生由亲戚邵光明开车送至飞机场。当时“正值全市爆竹齐鸣，行人遮道”,“二时一刻，四十一号机自加尔加达来。二时三刻余登机，坐最后一座，临窗。同机有金汉鼎、王泽民及电影名星胡蝶夫妇。机行甚稳。五时一刻抵重庆九龙坡……乘轿至中央图书馆，价三千元。(馆长蒋)慰堂外出，幸早有安排”。

9月4日，报纸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郑到重庆后，住在中央图书馆，见到傅斯年及朱家骅、蒋梦麟等人。时刚发表傅为北大代理校长，傅乃问郑天挺：教授们会不会有看法?见到朱时，朱问什么时候去平?并说教育部平津区成立一教育辅导委员会，负责接收各大学及文化机构，沈兼士任主任，设委员若干人，原定每校一人，如北大为郑天挺，清华原定为张子高，后来又有变化，最后确定委员八人，为张怀(辅大教育学院院长)、董洗凡(辅仁经济系教授，后任天津教育局局长)、郝任夫(后任天津教育局局长)、王任远、徐侍峰(师大)、郑天挺(北大)、邓以蛰(清华)、英千里(辅大教授，北平教育局局长),因沈兼士系辅大文学院院长，故找辅仁的人多。

当时最紧急的还是去北平的飞机票，郑与朱谈及机票时，朱说找蒋梦麟解决。而见到蒋时，蒋说，机票极难买，意即他也没办法。这样，郑在重庆待了近一个月，毫无办法。到了9月下旬，陈雪屏从昆明飞来，准备去北平筹办北平临时大学辅习班，接收沦陷区北大、北师大、艺专等校，准备成立八个分班。陈在重庆早就认识交通部主任汪一鹤(时任交通部邮政储汇局局长),他专门负责机票，于是两人又找汪，汪说，只能先去南京，再转北平，于是两人拟定9月底飞宁。这时他们二人又碰见黄子坚(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恰好三人同机北去。

9月20日，正值中秋节，三人乃同往重庆国民外交协会餐厅会餐，共度中秋。此处菜价极高，账单开出惊人，几当郑先生在昆明月收入之四分之一。陈乃在菜单上写道“乙酉(1945)中秋，由昆来渝，即日北返，与子坚、毅生二兄餐聚，以减羁愁”云云。除署名雪屏外，下边尚有钰生(即子坚)、天挺之签名，以为留念。此账单今尚存笔者处，迄今已七十年矣!

不料在9月30日持机票至珊瑚坝机场后，原订飞机未走。时汪亦来送行，郑、陈二人乃搭汪车再回中央图书馆住处。10月初，郑与黄、陈三人终于飞宁。10月10日国庆日，是日郑、黄、陈三人“九时……上街食豆浆。后往新街口观国庆景象，国旗飘扬，悬灯结彩，万人空巷，旁街而立；马路上由兵士站岗，只许横穿，不准沿之而行，或以为主席(蒋介石)将至，实则非也。至新街口，人多不能通过，折而回”。

到宁后北上机票仍无办法，辗转托到陆军副参谋长萧毅肃。航空公司回答：三人一起走不可能，目前只周二、周六两趟班机，你们三人要先排个次序。于是黄因系天津教育局局长，亟待接收，列为第一，陈为北平临大辅习班主任，又系中央执委，列第二，郑只能第三。陈乃于是年10月30日到平，郑于11月3日到平。是时已距父亲离昆明时整整两个月，行路之难，于此可见。

郑到平后，在平北大学生早已上课，又成立教部特设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接收更须拖延矣!拖延如此，谁之责?

在南京时，适值好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慰堂)亦来。蒋为人清廉，处事诚恳，从不张扬，故屡屡被人欺负。蒋本为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初至上海，未到南京。这时，教育部总务司司长贺师俊忽来南京，自称是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且向总司令部接洽，故外人只知贺不知蒋。随后，蒋到南京，贺乃发一消息，登之报端，谓工作已完成，即返重庆，以特派员交之蒋云云。蒋亦无可奈何，一笑而已。又当时南京奉命设临时中学，本交特派员蒋复璁筹备。蒋适又赴沪，被甘家馨复夺之，并设委员会，摒蒋于会外。类似情况，亦不少，说明当时政府接收中之腐败与混乱。

10月29日，教育部长朱家骅来南京，蒋复璁约陈雪屏及郑先生去机场迎接。次日(10月30日),郑先生于下午二时拜访朱，朱谓：“北平大学医学院(即沦陷区北大医学院)决定划入北京大学，工、农两(学)院尚未定。日前部中会议，司中(指高教司)主张以工、农(学院)划入清华大学，因(清华)本有工学院及农业研究所。”讨论时，“朱公以他语乱之，令改日再谈”。同时，清华有一计划书上教育部，所请亦同，而傅斯年亦有一函致朱公，“述北京大学今后设置院系情形，主张工、农(二学院)不与清华重复”。

杭立武次长乃于傅斯年函上批：“交司参考。”朱家骅见之，“乘机点破，另加长批”,主张“将医划入北大，北大工(学)院既主应用，可先设理工学院，置应用化学各系。于农(学院)未批，只书‘清华无农学院，何以有农学研究所’数语”。朱对郑说，其批甚长。朱之主任秘书瞿毅夫，出身清华，见之以为极为公道。朱又言，清华他们甚厉害。后因有美人来访，郑乃辞出。朱送郑出时，对郑说，此事先别说，一切俟到北平后再详商。

与父亲团聚

11月3日是个星期六，当天下午我哥哥郑克昌、弟弟郑克扬及其他友好都去南苑机场接机。父亲回到家中，我去门口迎接，哥哥介绍说：这是名宝（我的小名）。我闻后，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离别八年，父亲早已不认识我了。八年了，五岁即失去母亲，又八年未看到父亲一眼的孩子，能与父亲团聚，是多么不容易呀!

父亲与我们团聚了，但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的大姐郑雯，则孤身一人，感到孤独了。1945年10月6日，她给二姐郑晏来信说：

你们都好吧?父亲想来当已到家。高兴的情形当可想像，我在这里很好，勿念……只是爹爹和陈老伯(陈雪屏)等走后，我感到处处都很空虚，现在是完全的孤独生活了，有时觉得怪凄凉的，非常的想念你们。

又提到10月初中央军解决龙云时，西南联大的情况：

由十月三日起全市戒严。今天已是第四天了……一共关在宿舍三天半，第一天比较严重些，早晨和晚上滇军与中央军曾有比较激烈的冲突三次，我们也少受惊骇。次日即平息。听说男生宿舍有几个人受流弹，但并不严重。女生宿舍也曾落一枪弹，并未伤人。从今日(指十月六日)下午特别戒严解除……(我们)又在布置防子弹洞了……前天和大前天晚上的布置得最好……有一个贝满同学，不知从那儿找来一个钢盔，戴了两夜，把我们笑死了。

可见，当时抗战刚结束，国民党的中央军就对滇军动手了，西南联大依然不得安宁，也预示着大战将降临，给抗战的胜利带来些阴影。

事实上，1945年是抗战胜利的一年、愉快的一年，也是我们全家团聚不能忘记的一年。我今年(2015年)已经八十四岁，又是羊年，回忆起七十年前的今天，内心的喜悦，仍然觉得万分甜蜜。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08卷第2期，2016年2月。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