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清朝冷知识：豆腐背后的百态人生

乾隆三十年，普通劳工日薪约40文铜钱，当时一斤豆腐要卖18至48文——干半天活才能换半斤豆腐，这40文还得管自己一天的饭。京城一个四口之家每月至少要花200文买粮食，要是想添块豆腐，得全家啃三天窝头才省得出钱。对大多数劳工来说，豆腐是偶尔才能碰的“微奢品”，买二两解解馋都得偷偷的，怕工头说不会过日子。

豆腐在清代是家家户户熟悉的食物。虽说是汉代发明的说法流传广，但孙机先生考证，“豆腐始于淮南王刘安”是宋代才有的说法，汉到唐的典籍里压根没提，直到宋人写的《清异录》才出现最早记载，豆腐真正风行是在北宋。到了清代，豆腐成了日常里的“万能食”——生吃熟煮都行，加工起来也方便，不管是街头铺子里的热豆腐，还是家里炖的豆腐汤，都受欢迎。

那会儿的豆腐店分着南北样：南方多是“酒腐店”或者“豆腐酒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都有，把豆腐和酒放在一块卖，既能吃热乎豆腐，也能喝口小酒；北方多是“豆腐铺”“豆腐房”，直隶、山西、吉林、辽宁常见，经营更单一。江苏还有些“豆腐肉店”，卖肉兼卖豆腐，算是混搭生意。

经营豆腐店的日子不轻松，纠纷常绕着钱转。山西临县有三人合伙开豆腐铺，两人各出十千文本钱，说好利息三股均分，可其中一人没出够钱，后来因为分账的事吵起来，甚至动了手；湖南芷江县姚秀和叔祖开豆腐酒店，无服族兄赊了四两银的账，姚秀牵了族兄家的黄母牛抵欠，引发争执；浙江黄岩县蔡文治卖豆腐干，族人赊了80文没还，后来蔡文治不肯再赊，族人说空地租钱有他的份，可以抵账，两人争执中蔡文治被揪住发辫，情急之下打伤人。

豆腐店还是村里的“公共空间”。江西乐安县曾均十的酒腐店是村民闲坐的地方，族人因为山地典卖的事在这里商量，曾均十的儿子还帮着写过契约；东北奉天府开原县冯霦的豆腐房兼做住宿，行医的孙荣武住在这里，每天给300文房钱，冯霦的侄儿腰腿疼，孙荣武在店里给治，后来因为药钱的事，冯霦和孙荣武吵起来。

清朝吃豆腐奢侈，不止是因为价格。那会儿大豆亩产量不到100斤，贫瘠点的地连60斤都没有，大部分大豆得先送油坊榨油——官府工业要用，老百姓照明炒菜也得靠豆油，榨完油的豆渣还要当肥料，能做豆腐的好大豆没多少。做豆腐更是苦力活，小作坊得半夜爬起来推几百斤的石磨，全家齐上阵才做得出来。盐是官府垄断的，一斤官盐成本才2文，卖的时候要30到50文，冬季蔬菜又少又贵，所以“咸菜滚豆腐”这样的菜，普通人家得逢年过节才敢端上桌。

连官员都把豆腐当“廉政招牌”。嘉庆皇帝的老师朱珪每餐必吃白豆腐，说“豆腐是清品，不能加半点油盐酱醋”，他死后嘉庆评价他“半生惟独宿，一生不言钱”。后来官员们都学着他，每餐吃块白豆腐，还把这事写在私人笔记里，以示自己甘守清贫。

一块豆腐在清代串起了百态人生：劳工攒钱买二两解瘾，小业主起早贪黑磨豆腐，官员用它秀廉政，连村里的纠纷都绕着豆腐钱转。它不是什么珍馐，却藏着底层的辛苦、生意的不易，还有文化里的讲究——每一口豆腐，都是那个时代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