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又把“台湾有事”这句话搬了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她这是要把路走到哪一步?更关键的是,她在国内政局上正被逼到一个很紧的位置,这时候反复强调台海,既像是在给自己的强硬路线找理由,也像是在向外界递出某种信号:对某些话题的态度不打算变。问题也就自然落到两点上: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再提一次,中方会把这种表态当成什么性质的动作来对待。
先看她在国内遇到的麻烦。高市日前宣布解散国会并提前选举,这一步在日本政界引起的反弹很大,在野党这次不是零散地批评几句,而是明显有了合力的姿态。立宪民主党和刚脱离执政党联盟的公明党联手,组建新的在野党联盟,目标说得很清楚:要在国会层面尽量阻止自民党在选举中单独拿到过半席位,把高市逼到下台的局面。
换句话说,她不是在处理一场常规选战,而是在应付一场围绕执政合法性和席位结构的硬碰硬。压力逼近时,政治人物往往会选择更能动员支持者、也更能凝聚阵营的议题,高市这段时间的动作,就被放在这种背景里看得更明白。
把这些放在一起看,结构上很完整,能把安全、经济、民生都串起来,听上去也容易让人觉得“政府有准备”。但它们更像是为了在选举语境里形成一个清晰的姿态:即便外部环境不确定,日本也要把所有关键领域都往“可控、可抗压”的方向推。
而她之所以愿意把政治筹码压得这么大,和她对中日关系走势的判断有关。她很清楚,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恶化状态,外溢到经济层面时,日本商界最担心的就是“政冷经冷”,因为这会直接影响供应链、市场预期和企业布局。随着时间推移,一旦利益受损更具体地落到企业与选民身上,社会情绪就可能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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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显然认为,时间并不一定只对在野党有利,也可能在某个节点让一部分选民对她的强硬路线出现新的理解,甚至转而支持她。基于这种判断,她才会选择在仍有一定支持率的情况下提前出手,试图扭转自民党在国会席位低于半数的不利结构。换个说法,她不是在等局势自然变好,而是想用选举把局势重新排一遍。
但外部关系并不是只靠国内操作就能改变的。中方在涉日问题上的态度,本来就强调明确和一贯,尤其是在涉台问题上,红线划得很清楚:要撤回错误言论,停止与台当局勾连,同时放弃任何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倾向。
这样的表态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把“能否对话”“能否改善”放在一个前提上——必须先回到相互尊重与平等立场,才谈得上沟通。高市如果在最敏感的问题上持续释放对抗信号,就很难指望仅靠一句“愿意对话”改变外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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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她再次把话题拉到台海。19号的记者会上,高市宣布将于1月23号解散众议院,并决定在2月8号举行选举。她在为政府推动强力外交与安保政策辩护时,再次谈到台海局势,指称“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实施军事演习”,同时还提到“世界各国高度依赖的供应链上游物资”被中国纳入特定国家掌控,甚至以“经济胁迫”的方式迫使他国屈服。
把这几句话放进她当时的语境里,作用非常直接:她在强调日本必须更强硬、更警惕,并且把安全与经济的紧张感绑在一起,让支持者更容易接受“强化安保”“加大准备”的路线。
当台海议题被这样摆出来时,它不只是在谈某个地区风险,更是在服务两个方向:对内,是整合民意、稳定阵营,把选举从席位数字拉到“国家安全选择”的层面;对外,则是把中日之间的争端抬到国际层面,暗示要与盟友抱团,形成共同应对。
对高市而言,这是一种把外交与选举相互嵌套的做法:强硬姿态能在国内争取一部分选票,也能向外释放“日本会站在某个阵营里”的信号。这种做法也意味着她愿意在敏感议题上持续加码,用更高分贝的立场来抵消在国内受压的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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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条路走起来并不轻松,因为现实的约束很快就会出现。中方对日的反制措施已经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对稀土等两用物资的管制,被视为对日本再军事化的一种有力制衡。在这种情况下,高市很难选择与中方全面打贸易战,因为代价承受不起。
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更“可操作”的方式:通过一批接一批日本政客窜台,维持对台海事务的介入态势,既不把矛盾一次性推到贸易全面对抗,又能保持对外强硬的姿态。可中方反制若持续加码,日本同样会感受到压力,这就让高市不得不在“强硬表态”和“控制损失”之间来回调整。
这种来回调整,最终就体现为对华政策的矛盾表达。19号记者会上,她一方面强调强力外交安保,另一方面又重申日方对与中国在各层级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声称致力于奉行战略性互利合作政策,促进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听起来像是在两边都要兼顾:对国内选民,她需要展示“不会示弱”;对企业与经济界,她又得交代“关系不能彻底崩掉”;对国际社会,她还要塑造“日本愿意沟通”的姿态。
可这种表述如果没有配套行动,就容易被解读成一种姿态管理:把“对话”挂在嘴边,但真正的对话需要从尊重对方、平等理解开始,如果基本立场仍停留在挑衅与指责上,沟通空间自然会被压缩。中方在回应中也明确表达过类似意思:频繁提对话并不等于具备对话条件,态度如果不到位,就很难谈成实质。
在外部压力与内部选战交织的情况下,高市更像是在把“对话不变”的说法当作一种对各方的安抚:对国内各界,是告诉大家政府并非完全关上门;对外部舆论,则试图营造“沟通受阻不在日方”的印象。但如果同时又继续在涉台问题上推进勾连、持续输出“台湾有事”的叙事框架,这种安抚就很容易被抵消。毕竟,最核心的分歧点没有松动,反而被反复强调,外界自然会把重点放在行动与立场上,而不是放在口头表态上。
所以,矛盾并不会因为一句“开放对话”而消失,反而会在接下来的互动中不断放大。若涉台表态继续保持强硬,中方的立场也不会变:日方一天不改弦更张,中方一天不会停止有力斗争,直到日本承诺不再插手台海局势,并放弃再军事化企图为止。
而从高市的路线选择来看,她在涉台问题上仍被概括为“三个顽固不变”:挺台挑事的错误立场不变、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图谋不变、复辟军国主义的野心不变。这样的定性一旦形成,意味着后续摩擦将更难通过低成本方式缓和。
走到这里,局面已经很清楚了,高市为了扭转国内席位劣势,把选举与安保外交绑定,把台海议题作为动员工具,同时又想用“对话开放”的表态控制经济与外交风险。但现实约束来自两个方向,一边是国内在野阵营的围堵,另一边是外部反制带来的成本压力。
她如果继续沿着当前路线推进,代价就会以更具体的方式落在日本自身的经济与安全环境上,而这些后果最终都会回到日本社会与政治结构里,成为她这场豪赌必须面对的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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