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密尔顿到拜登！美国产业政策200年，政府从没真正放开过手

21世纪的美国，日子过得并不太平。

2008年金融危机把经济打了个趔趄，制造业大量外流让不少工人丢了饭碗。

更何况，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接连暴露出一个尴尬的事实，美国的产业结构出了问题，供应链脆得像张纸。

工厂搬到海外，留下的是锈带上的空厂房。

产业越来越依赖金融，科技创新反而没了后劲。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中产阶级眼看着要撑不住了。

这些问题摆在那儿，谁都看得见。

拜登政府上台后，推出了“现代美国产业战略”。

说白了，就是要把国内产业重新搞起来，让中产阶级有活路，在国际竞争中不能输。

这套打法听起来新鲜，其实翻翻历史就会发现，美国政府干预产业这事儿，从建国开始就没停过。

1791年，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写了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他在报告里说得很明白，美国要搞工业，政府得出钱补贴，还得设关税保护本国企业。

这份报告成了美国产业政策的起点。

19世纪的美国学派接过了汉密尔顿的思路，继续推动政府支持工业发展。

1861年林肯当总统后，关税保护政策更是用得顺手。

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完成了产业革命，从种地的农业国变成了开工厂的工业国。

这个过程中，政府投资基础设施起了大作用。

先是修驿道，坎伯兰国道连通了东西部。

接着挖运河，伊利运河让货物运输成本大降。

最后是铁路时代，钢铁产业跟着火了起来。

每一步都离不开政府的钱和政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公司垄断成了新问题。

政府这时候又出手了，搞反垄断立法，成立州际商务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表面上是限制垄断，实际上也是在调节产业格局。

1929年经济大萧条来了，市场彻底失灵。

罗斯福推出新政，采纳凯恩斯主义，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干预经济。

政府花钱刺激需求，投资修路建桥，直接创造就业机会。

二战期间，政府干预达到了顶峰。

紧急管理局、生产管理局、战时动员局，一个接一个的机构成立起来。

战略物资管制，军工生产扩张，政府把经济调度得明明白白。

这段时期的经验，让美国尝到了政府强力干预的甜头。

战后美国放弃了保护主义，转而推动国际自由贸易。

但在国内，产业政策并没有停。

冷战开始后，安全成了头等大事。

1958年NASA成立，1958年DARPA也建起来了。

“阿波罗登月计划”这些大项目，表面上是科研，实际上带动了航空航天、电子、计算机等一大批产业。

之后美国搞出了一套军民融合的产业政策。

军事科技研发出来，转手就能民用。

互联网最早就是军方项目，后来变成了改变世界的技术。

这种模式效果好，政府也乐意投钱。

军工复合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对美国政治经济影响深远。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后，保守主义抬头。

里根上台推行“里根经济学”，嘴上说要减少政府干预，实际上换了个说法继续干预。

“产业政策”这个词不提了，改叫各种“计划”或“战略”。

1982年，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启动。

1992年，小型企业技术转移计划也来了。

这些计划名义上是支持小企业，本质上还是政府在引导产业方向。

日本半导体产业崛起后，美国坐不住了。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直接介入，支持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

国家制造科学中心成立，联邦资金投进去支持新技术开发。

说是市场主导，政府的手其实一直在。

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推动贸易自由化，平均关税大幅降低。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出来后，关税保护更不好使了。

政府换了工具，改用政府采购、出口支持、贸易协定这些手段。

70年代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美国的策略是提升出口商竞争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高科技产业一直是重点，星球大战计划、大学和大公司联合研发、军事科技民用化，政府支持从没断过。

公共风险资本计划也搞起来了，英凯特基金就是个例子。

政府出钱投资早期技术项目，成功了企业赚钱，失败了政府担风险。

这种模式对产业技术创新促进很大。

石油危机后，能源政策成了重点。

政府支持页岩气开采技术研发，最终让美国变成了石油生产大国。

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能源规范也确立下来。

这些都是政府主导的结果。

翻看历史会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

一是政策制定者和主流经济学家想的不一样。

马修·凯里、希西家·奈尔斯这些人，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影响力很大，但他们的主张跟当时主流经济学理论常常对着干。

二是联邦和州在产业政策上的权力分配很微妙。

联邦政府想集中管，各州又要保持自主性。

这种平衡一直在调整，从来没有固定模式。

回头看这些历史，能得出几个结论。

关键时期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绑得很深，这是美国的传统。

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发展有长期带动作用，这点从19世纪到现在都没变。

军民融合模式在技术创新中有独特优势，美国一直在用。

国际竞争压力大的时候，产业政策就会调整，这也是规律。

拜登政府推出的三项关键法案，其实是在延续历史传统。

重视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对国家安全的意义，这是一贯的。

加强盟友合作，构建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策略上也是延续的。

复兴国内产业生态和科技创新，这种使命感从汉密尔顿时代就有。

重建中产阶级的目标，跟罗斯福新政精神一脉相承。

说白了，拜登政府做的事情，美国历史上都做过，只是现在又拿出来用了。

从汉密尔顿到拜登，美国产业政策走过了两百多年。

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一直在变，从显性干预到隐性支持，现在又重新强化。

但有一点没变，产业政策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当代面临的挑战确实不一样了。

供应链脆弱性、技术竞争、气候变化，这些问题对产业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拜登政府的应对方式，既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时代挑战的回应。

美国产业政策从来不是按经济学教科书来的。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建国开始就没真正放开过。

新自由主义那几十年，表面上说市场万能，实际上政府该干预还是干预，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

如此看来，拜登政府的“现代美国产业战略”并不新鲜。

它是美国两百年产业政策传统的一次集中爆发，是在新挑战面前对老工具箱的重新翻检。

政府干预产业这事儿，在美国从来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干、干多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