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中，陈鼎勋为何被免职？作为杂牌部队替胡宗南背黑锅！

1938年，武汉会战陷入激烈焦灼之中。然而在此时，罗山城外的中日作战刚刚结束。作为124师师长的曾甦元站在河边，看看着刚刚被自己抛弃的阵地，心中百感交集。此时，他没有劫后余生的欣慰，反而对之后将会遭受的问责忧心忡忡。

黑云压城城欲摧

1938年9月，武汉会战已经进入最为关键的时候，日军的第十师团突破了潢川防线，沿着公路一直往西推进，直逼罗山。而此时，在当时的形势下，罗山已经成为了武汉防守的重要防线，一旦罗山失守，那么日军第十师团便可以长驱直入，直逼武汉。

在这危急关头，第五战区急调陈鼎勋的第四十五军从襄阳、新野驰援。这支刚经历前期战役、尚未充分休整的川军部队，冒着酷暑急行军，被纳入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序列，承担起罗山地区的防御重任。

作为所谓的“杂牌军”，这支川军系部队装备简陋，缺乏重武器，与配备坦克大炮的日军形成鲜明对比。全军唯一的指望，就是胡宗南部队承诺的炮火支援。

在统一部署下，曾甦元的第一二四师迅速在罗山城东的任岗、城南小罗山及罗山城地区构筑阵地。战士们见胡宗南部在龙山部署了重炮和高射炮阵地，心中燃起了希望，期盼这次能有足够的火力与日军一较高下。

十月三日拂晓，日军沿公路发起进攻。八时左右，日军炮兵开始猛烈轰击一二四师主阵地。九时后，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发起试探性冲锋。

当日军进入有效射程后，随着师长一声令下，一二四师枪炮齐发，日军很快被打退。十二点后，日军发起第二次攻势，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一部分携带毒气的日本兵偷偷接近一二四师前沿阵地企图施放毒气。

由于侦察哨及时发现，守军立即捂上防毒的湿毛巾，后退到较高地点，等毒气散开，立即回到阵地，再次挫败敌人的进攻。下午二时许，日军步兵第三次发起冲锋，激战至下午五时，终于被击退。四日凌晨，曾甦元派出小股部队偷袭日军营地，烧毁了部分军需物资。

天亮之后，日军继续攻击，一二四师顽强守卫，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下午三四点左右，日军派飞机扫射轰炸，这给一二四师造成很大伤亡。激战之际，日军的援军赶到，然而一二四师官兵临危不乱，又一次打退了进攻。

日军见正面攻击屡次失败，于是派重兵对罗山城南的小罗山高地发起攻击。驻守小罗山的一二四师一个排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阵地失守。

日军随即在小罗山上架起机枪和迫击炮，居高临下向罗山城南关汽车站的一二四师师部指挥所扫射。曾甦元立即组织预备队反攻，夺回了小罗山。而此刻，作为军长的陈鼎勋在竹竿铺军部统筹调度，协调一二四、一二五师的攻防衔接，在关键时刻派出战车防御炮支援前线，竭力维系防线完整。

自己人釜底抽薪

然而，陈鼎勋和曾甦元却没想到就在自己咬牙坚持的时候，战局急转直下。

就在当夜，侦察员报告，日军大部队正秘密向小罗山方向移动，企图袭击一二四师阵地侧后。雪上加霜的是，胡宗南悄然撤走了罗山前线的主力部队和炮兵支援，导致一二四师两翼门户大开。

如今日军趁机包抄，若不及时撤退，全师官兵恐将全军覆没。面对危局，曾甦元与陈鼎勋紧急会商，为避免被敌人包围，决定放弃任岗及罗山县城，将部队转移到罗山县城西南子路河以西与栏杆铺连接的山地再设防线。

在得到上级批准后，曾甦元命令部队于五日零点开始撤退。由于布置有方，一二四师掩护城内百姓从容撤出，“不损一人一枪”。部队经过罗山县城向北转移，撤到十几里以外的子路河构筑新的防御阵地。天明后，日军虽发现一二四师撤走，但苦于连日战斗损失惨重，根本不敢追击，过了好几天都不敢进入罗山城。

杂牌的命运

众人怎么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次有序的战术转移，竟成为追究责任的把柄。

1939年盛夏，西安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那鹰隼般锐利的目光扫向曾甦元，毫不留情地指责他在武汉会战中擅自放弃信阳与罗山。

师长曾甦元偷偷瞥向上座的胡宗南，只见这位长官神色自若，仿佛事不关己。这一刻，曾甦元明白，自己很可能要成为替罪羊了。

尽管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和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相继起身为他辩护，指出一二四师在罗山血战三天三夜，为第十七军团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但最终陈鼎勋仍被“撤职留任”，曾甦元受“记大过两次”处分。

如果要论失地的责任，那么胡宗南丢掉信阳的罪过显然更大。作为武汉会战的战略枢纽，信阳掌控着中国军队东西南北的交通命脉。一旦失守，不仅援军无法调动，二十余万前线部队更会陷入日军包围圈。蒋介石特意派心腹胡宗南镇守要地，却没想到他如此不堪大任。

这种不公处分的背后，真实反应出当时国民党内部深刻的派系歧视。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却对地方“杂牌军”存有偏见，国难当头反而常常借机削弱非中央军实力。对于老蒋自己麾下的黄埔系将领虽然失误多却被被轻处，而川军即便浴血奋战也难逃严苛追责。这种双重标准，无疑寒了前线将士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