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新县，有三个乡曾经是湖北的，什么时候还回来？

开国上将许世友那脾气，是出了名的火爆，跟个炮仗似的，一点就着。

特别是到了晚年，为了自己到底是哪儿人这个问题，老将军跟人抬了一辈子的杠，也憋了一肚子的火。

你翻开档案，上面白纸黑字盖着章：许世友，河南新县人。

可这话要是敢当着他的面说，老将军能立马把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一样，嗓门瞬间炸雷：“放屁！

老子是湖北麻城人！

我的根在麻城！”

这下子，搞得写书的人两头为难。

家乡那边修红军将帅录，按照现在的地图把许世友划进河南新县，结果湖北这边的史料里往往就不收录他；河南那边倒是高兴地把他写进去了，可许世友本人压根不认这笔账。

堂堂一位战功赫赫的开国上将，难道连自己老家在哪都弄不清楚？

说白了，这事儿真不怪许世友糊涂，也不是修史的人瞎编。

这笔乱七八糟的旧账，根子全在一个人身上——蒋介石。

咱们把时间倒回去，回到1933年。

那会儿，你翻遍中国地图，根本找不到“新县”这俩字。

在大别山深处，那是湖北、河南、安徽三个省搭界的地方，崇山峻岭连成一片。

这地界山高林密，民风那是相当彪悍，行政管辖上却是个让人头疼的“三不管”地带。

当时，蒋介石正坐在南京的办公室里，对着作战地图愁眉苦脸。

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搞得热火朝天，蒋介石为了剿灭这股红色力量，脑汁都绞尽了。

可他发现一个要命的问题：国民党的正规军只要一进大别山，就像拳头打进了烂泥塘，使不上劲。

咋回事呢？

全是行政边界惹的祸。

红军在山里头那是如鱼得水，今天在湖北吃早饭，明天去河南吃午饭，后天又钻进安徽去了。

可国民党的追兵呢？

湖北的兵追到省界，一看前面是河南地盘，那是友军防区，不敢随便越界；河南的兵追到安徽边上，还得停下来发电报请示。

这一来二去，仗还怎么打？

蒋介石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既然省界挡了剿匪的路，那就干脆把省界给废了。

既然这个“三不管”地带是红军的老窝，那我就在这窝子正当间，硬生生钉进一颗大钉子去。

于是，1933年，一道命令从南京飞了出来。

蒋介石决定，凭空造出一个新县来。

怎么个造法？

简单粗暴——拆东墙补西墙。

他把原本属于湖北省红安县（那时候叫黄安）、麻城县，还有河南省光山县的一部分地盘，强行切下来一块，像拼图一样凑在了一起。

这一刀下去，切得太狠了，直接剜在了湖北的心头肉上。

为了拼凑这个新县，湖北那边实打实地丢了三块风水宝地：

头一块，是红安县的紫云区。

这块地被划给了河南，摇身一变，成了如今新县的箭厂河乡。

第二块和第三块，是麻城县乘马岗区的大部分地盘。

这两块地被割走后，变成了现在新县的泗店乡和田铺乡。

这三个地方，在当时可不是什么荒郊野地，那是红军活动最热闹、老百姓最支持革命的根据地。

蒋介石这一招“行政外科手术”，用心那是相当毒辣：把你们从原来的母体里剥离出来，塞进一个新的行政笼子里，由我专门派人盯着。

这个新搞出来的县，当时为了拍马屁，取名叫“经扶县”（这是当时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峙的字），直到1947年才改名叫新县。

名字改起来容易，人心哪有那么好改？

这地图上一划线，后果严重得很。

最先懵圈的是老百姓。

本来大家是一个锅里吃饭的一家人，突然就变成了两个省的“老外”；本来是一个村的亲戚，走动一下还得算“跨省”。

对当地人来说，这不仅仅是换个户籍那么简单。

湖北和河南虽然挨着，但在口音、风俗，哪怕是吃饭的口味上，那也是有差别的。

麻城人、红安人，祖祖辈辈都觉得自己是那个聪明机灵的“九头鸟”湖北佬，突然一夜之间，官府发话了：从今儿起，你们是河南人了。

这事儿搁谁头上能想得通？

这也就能理解，为啥许世友直到闭眼那天都耿耿于怀。

许世友出生在麻城的乘马岗，那是生他养他的土地，是他提着脑袋闹革命的起点。

在他心里头，就是因为那一道行政命令的切割，把他的家乡硬生生拽到了河南，这是一种强加给他的身份。

不光是许世友，还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也碰上了这桩尴尬事——红25军政委吴焕先。

吴焕先本来是黄安（就是现在的红安）人，那是赫赫有名的将军县，是黄麻起义爆发的地方。

可就因为蒋介石手里的笔随便一挥，地图上的线挪了个位置，吴焕先的籍贯也就莫名其妙变成了河南。

要是英雄泉下有知，看着自己抛头颅洒热血保卫的土地被这么随意摆弄，不知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咱们现在回头再琢磨蒋介石的这个决策。

从战术上讲，为了加强对鄂豫皖边区的封锁，搞个新县（经扶县），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国民党把拳头攥紧了，毕竟专门设个县衙门来“剿共”，调兵遣将是方便点。

他把地缘血脉给切断了，制造了长达几十年的认同混乱。

直到今时今日，你若是走进新县，去箭厂河、泗店、田铺这些地方转转，跟当地的老人唠唠嗑，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现在日子好了，高铁、高速路修得四通八达，省界的壁垒早就没当年那么森严了。

大家腿脚勤快了，行政区划对过日子的影响也越来越小。

话虽这么说，可历史留下的那个结，并没有完全解开。

在民间，总有那么一种声音在回荡。

很多当地老乡觉得，现在的行政区划虽然稳当，但要是从历史的本来面目看，是不是该有个说法？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要搞县制改革，重新审视当年那些因为打仗、因为镇压搞出来的临时措施，那么这笔八十多年前的旧账，是不是也该拿出来算一算了？

这种呼声，不是为了争地盘多大，也不是为了争GDP多少。

这是一种对乡愁的追寻。

就像那些主张“回归”的人说的那样：把我红安的箭厂河，把我麻城的田铺、泗店，还给我湖北。

这话听着像是在抢地盘，其实呢，这是想把当年被蒋介石一笔划破的那个“伤口”给缝合起来。

蒋介石当年的一道手令，为了围剿一支军队，把一个完整的地区给切开了。

如今硝烟早就散了个干净，当年的军事目的早就成了废纸。

那个因为“剿共”而凭空冒出来的“新县”，在历史的长河里，特殊的使命早就结束了。

而对于许世友、吴焕先这些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英雄，还有千千万万被那一笔改了身份的老百姓来说，地图上的线可以变来变去，但心里的根，那是雷打不动的。

这笔账，蒋介石当年只算对了一半。

他算准了军事控制的死账，却压根没算准人心的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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