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专家：“技术+制度”双轮驱动，中国经验打破西方发展定式

导读

中国的五年计划（规划）展现了技术与制度协同演进的独特路径。与西方理论片面强调“制度先行”不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引进技术，倒逼知识产权、金融等制度改革，形成良性循环。实践证明，技术发展和制度完善可以并行，甚至制度完善是对技术发展需求的回应。这种“技术投资驱动制度改革”的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行的现代化路径。在气候变化、数字技术等挑战下，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进是关键。

本文为中国观察智库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作者：塔里克·马利克
(Tariq H. Malik)

辽宁大学组织与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自1953年以来，五年计划（规划）不仅一直是中国指导经济发展的关键机制，还在更深层次反映了中国对制度与技术之间关系的独特理解。

从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经济学到达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的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发展理论都认为，制度必须先于技术。这些理论认为，稳定和包容的制度是创新和经济进步的前提。然而，中国的发展轨迹则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中国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共同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进步和制度适应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化。

在西方传统中，经济现代化通常被放在制度框架里来解释。比如，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经常被归因于有效的产权保护、市场机制和议会监督；美国的崛起则归功于宪政制度、经济开放和包容的政策体系。其基本逻辑很简单：完善的制度提供了确定性，进而降低交易成本，激励创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在提出发展建议时，往往会以这些理论依据作为参考，把“善治”和机构改革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的先决条件。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早期的几个五年计划体现了一种混合式路径，强调制度和技术同步发展。其首要任务是组建计划机构、国有企业和中央部门，以便为工业化调动资源。50年代，中国在国家主导的制度框架下，大量引进苏联装备和技术，为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尽管当时中国在重工业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在自主技术能力方面依旧落后，工业体系仍严重依赖外国专业知识和设备。其结果喜忧参半：在调动资源方面高效有力，但在产生技术或经济突破方面成果有限。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认识到国家缺乏的不仅是治理机制，还有尖端技术。经济特区的设立、合资企业的技术引进，以及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使科技成为中国发展的中心。这些技术流入反过来又推动了体制机制的调整，包括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开启金融改革以适应技术密集型部门、改革教育和培训体系以打造高技术型劳动力队伍等。在中国，技术发展已成为制度创新的核心动力。

从“十五”时期开始，中国进入了技术与制度适应性协同进化的新阶段。中国领导层强调“自主创新”，研发支出从2000年占GDP的1%增加到2020年的2.4%，并建立了169个国家高新区和115个大学科技园区。专利申请数量从2000年的17万件急剧增加到2015年的110万件。与此同时，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公司推动了科技发展势头，促使监管机制改革，完善市场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治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技术创新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体制机制改革反过来又推动新一轮创新浪潮。

“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最清晰地阐明了以科技为战略重点的方针导向，同时也凸显了科技与体制机制之间持续动态调适的关系。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战略性行业一直居于政策目标的核心位置。“十三五”规划将新兴产业提升到“新增长点”高度，到2020年新兴产业增加值占中国GDP比重达到11.7%左右；“十四五”规划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空天科技等确定为重点发展领域。

与此同时，制度的修订方向与技术发展重点保持一致：“十四五”时期，税收优惠和国家引导基金向创新倾斜。这一点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它不是坐等相关法律和金融体系成熟后再“顺势”而为，而是主动“造势”，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科技议程，同时推动体制机制变革——包括补贴和专利规则以及更广泛的产业政策等，来支撑和配合这些优先议程。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总之，中国模式强调“互动”，即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同步进行。这种模式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增长轨迹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快、更具变革性。这种框架也具有全球意义。“全球南方”许多国家面临着制度薄弱和技术落后的双重困境，传统的建议是“先修制度”，但中国的经验表明了另一条道路：加大技术投资，驱动制度改革。当然，制度建设依然很重要，但中国用实践证明技术发展和制度完善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制度的完善往往是作为对技术发展需求的回应。这种方法为那些在技术变革加速的世界中渴望迅速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模式。

随着“十五五”的大幕即将正式开启，一个明确的启示是：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进仍将是发展的核心，但它们之间并不一定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存在严格的先后顺序。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和量子计算不仅是科技挑战，也带来了制度挑战——它们需要新的监管框架、新的教育体系和新的全球合作模式。中国的规划体系目光长远，与时俱进，在协调整合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简而言之，将中国的发展历程简化为“制度先行还是技术先行”的争论，实则是不得要领。五年计划（规划）的成功在于其务实主义。在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数字技术革命和全球不平等新的挑战之际，中国的经验表明，技术发展与制度变革相结合，是推动现代化的不竭动力。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本文英文原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Adaptive co-evolution"，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杜娟 付晓雅

编辑：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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