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沙记｜意义的挽歌：读达文波特《英格兰银行里的晚餐》

一沙一世界。

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居伊·达文波特（Guy Davenport，1927-2005）

一九零一年的伦敦雨夜，哈佛大学的桑塔亚那教授来到英格兰银行，与银行护卫队的斯图尔特上尉共进晚餐，并聊了些让人半懂不懂的哲学话题——这就是居伊·达文波特短篇小说《英格兰银行里的晚餐》的情节梗概。阅读多遍之后我才明白，真正的问题不是“听不听得懂”，而在于“还有谁愿意听”。

美国作家诺曼·拉什评论说：“阅读达文波特的作品就是个不断思考、不断解谜的过程，我想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试着解开《英格兰银行里的晚餐》这个谜题。

问题最可感的地方在于，教授没有在谈话中照顾上尉的智识水平。上尉尽力跟上这位自称哲学家的教授的思路，但教授总是语出惊人，没有一次回答是落在上尉理解的舒适区内，使得上尉略显狼狈。教授自称“信仰天主教的无神论者”，下一句又说自己是“唯一活着的唯物论者”，称赞了“酒很香”后，他又颠倒苏格拉底的名言，以“未经审视的生活最值得一过”为开头来了一段长篇大论……为了保持这次绅士会谈的体面，上尉像是穷尽了自己的所有知识，却仍频频被教授抓住破绽，暴露出他的无知。

作为客人，教授未免太过失礼。作为读者，我无法理解作者这样安排的原因。我跟上尉一样困惑：“你说得文绉绉的，什么？”

一开始，我怀疑作者安排教授说的那些话都是他自己的“私货”，没办法发表在正经哲学期刊上，只好混在小说里，所以才搭建了这个舞台，让教授代替自己说出想说的话。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个舞台、这个教授？一九零一年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一年，大英帝国控制着全球将近四分之一的土地，是“日不落帝国”。英格兰银行是大英帝国的中央银行，帝国的货币政策在这里制定，全球的资金在这里汇聚。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以著作《怀疑主义和动物信仰》闻名哲学界。在一八八九年到一九一二年，他也确实在哈佛当教授。

如果达文波特只是想“掺杂私货”，他应该安排一个能与桑塔亚那教授聊得有来有回的对手，以充分激发和阐释他的思想。但他却安排一个未经哲学训练的护卫队上尉，让桑塔亚那“对牛弹琴”，目的是什么？

第四次阅读时，我留意到桑塔亚那教授最长的那段发言中的一些句子：

如果人类最终被打败，心灵被悭吝绑架，那么这一定是通过科学以及如今自由主义吸纳的那些东西完成的。也就是说，它们会改变人类的智力和对善、对正直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科学只对原因与结果感兴趣，对赤裸裸的、可以论证的事实感兴趣。它最终将会告诉我们，意识是一种化学反应，自我是一系列对刺激的反馈。

把它跟桑塔亚那教授那句“未经审视的生活最值得一过，如果有人能够有幸一试”放在一起看，岂不是在说，“科学以及如今自由主义吸纳的那些东西”将会使我们既不能不审视自己的生活，又无法从审视中获取意义？

从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开始，“实然”（对于事实的描述）和“应然”（道德上正确的判断）之间的裂口不断变大。小说中桑塔亚那的发言无疑是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取消伦理学”的预感——那时的英美哲学家们只对事实感兴趣，斥“善”“正直”“人生意义”为空谈。

回过头来，为什么桑塔亚那要在一九零一年的英格兰银行对着无法理解他的斯图尔特上尉说这些话，也就有迹可循了。这是一个仪式。斯图尔特上尉是这个科学昌明的世界的心脏肌肉，而这个世界并没有大脑，没有一个地方你摧毁了它世界就会停止向前迈步。桑塔亚那在“对牛弹琴”，因为没有人会聆听他的“琴声”，古典的智识不再能依靠对“善”“正直”“人生意义”的思考指导这个世界。桑塔亚那在英格兰银行谈论哲学，是一场没有审判团和陪审团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他在说给自己听，确认自己的声音没有淹没在现代世界中，连自己也听不见。

小说的结尾非常耐人寻味。倒数第二段，叙述突然从第三人称转为桑塔亚那的第一人称。接着，我们来到难解的最后一段：“我”假设自己在西班牙小镇上，第一次注意到一个被忽略了无数次的弹唱的老乞丐，然后“突然被一种浓烈且无法解释的感情攫取”。

分析心理学家（也许我自己就有那种能力）可能会认为我荒谬的感觉混同了乞丐肮脏的外表和我体内某些模糊的知觉。而这误会源于我的疲乏或愤怒，源于我早晨收到的一封烦人的信，或者源于我们的习惯——期待得太少，却记住了太多。

这里说的“分析心理学家”的思路，不正是桑塔亚那指出的那种审视自己的生活同时又不提供任何意义的“科学”的体现吗？它把复杂的意象和情愫归结为疲乏、愤怒、烦人的信件等，一边解释，一边消解其中的意义。如果有什么比这更可怕，那就是我们记住了太多科学解释，从而习惯了不去期待意义——“期待得太少，却记住了太多”。也许在一九零一年那个雨夜这一切还只是预言，但现在，我们确实习惯了。

（怀剑，自由撰稿人，哲学爱好者，关注文学）

怀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