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南抗战领导机关被鬼子一锅端，为拯救村民，唯一幸存者自投罗网

1941年7月7日这天，鄂城县夏家塝村东边的那个打谷场，气氛压抑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几百口子乡亲被硬生生驱赶到场子中间，围着他们的是一圈寒光闪闪的刺刀，黑洞洞的机枪口早就架好了，随时准备喷火。

侵略者动了杀心，要把这一村老小全部灭口。

除非满足他们唯一的条件：把王甦交出来。

那会儿，人堆里静悄悄的，谁也没吭声，更没人乱指。

按常理推断，既然藏都藏了，敌人也不知道人在不在，死扛到底才是活命几率最大的法子。

眼瞅着机枪就要扣动扳机，人堆突然分开，有个年轻后生大步流星走了出来。

他扯着嗓子吼了一句：“别动，王甦就是我。”

那年头，他刚满28岁。

这事乍一看，像是一时冲动的英雄戏码。

可要是把时间线拉长，看看当时鄂南那个乱成一锅粥的局势，你就能明白，王甦迈出的这步棋，其实是在算一笔沉甸甸却又无比明白的账。

这笔账，还得从侵略者为啥对他恨之入骨说起。

在那之前的几个月里，驻扎鄂南的日军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憋屈。

那时候的鄂南，特别是梁子湖那片水域，活跃着一支叫“新四军第五师鄂南独立第五团”的武装。

带头的团长，正是王甦。

这帮人让敌人脑壳疼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打仗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王甦这家伙，打起仗来不光猛，还特别“鬼”。

他虽说没上过正规军校，可实战经验老道得很。

早年跟着哥哥王时雨闹革命，17岁就在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干过连长。

后来长征开始了，他留在家乡潜伏，抗战一爆发就拉起了队伍。

他带出来的兵，专挑敌人的痛处下手：端炮楼、截军车、掐电话线。

特别是他们把樊湖变成了根据地，直接把刀架在了日军的大动脉上——长江水道和粤汉铁路都受到了威胁。

敌人自然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

1939年5月，鬼子想在涂家垴搞个维持会，王甦抢先一步在徐家桥埋伏好，不到一个钟头，干掉了日伪军八九十号人。

1941年6月29日，日军把鄂城、段店、华容、葛店好几个据点的兵凑在一块，搞了个拉网式大清剿，结果被王甦一招“麻雀战”耍得团团转，连根毛都没捞着。

这就不难理解，为啥那天在夏家塝，敌人明明已经抓了17个大干部，还是不肯撤兵，非要把王甦逼出来不可。

问题在于，打惯了仗的王甦，咋就栽进了这个坑里？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关键时刻的战术选择出了岔子。

时间回到1941年7月6日，惨案头一天。

那会儿形势看着挺不错，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打算派两个主力团过江，来跟鄂南独立五团会师。

为了接应大部队，中共鄂南中心县委得开个碰头会，安排一下工作。

刚开始，这会是打算在小庙乡开的。

可为了躲避扫荡，王甦带着警卫连护送机关人员转移。

本来他们奔着胡家大湾去。

谁知道半道上出了幺蛾子。

到了地头一看，王甦发现那儿正请戏班子唱大戏呢。

到处是人，锣鼓敲得震天响，乱哄哄的。

这档口，摆在指挥员面前的路就两条：

第一，照原计划办，就在这儿开。

好处是省得再跑腿，坏处是人多嘴杂，消息容易漏出去。

第二，再换个窝。

好处是可能更隐蔽，坏处是大晚上行军，更容易被发现。

王甦跟县委那帮领导拍板选了第二条路。

他们临时变卦，转道去了夏家塝。

单看地图，这决定没毛病。

夏家塝离葛店据点虽然也就十来里地，可那边三面都是水，地势藏得严实，是个天然的避风港。

到了夏家塝，天刚黑下来。

警卫连布好了哨，县委那边的会一直开到了后半夜。

瞅着挺稳当。

可他们漏算了一个最要命的因素——出了内鬼。

这么机密的临时变动，竟然让汉奸给摸清了底细。

7号凌晨一点钟，一百多号日军带着一中队的伪军，兵分三路，鬼鬼祟祟地摸进了夏家塝。

等警卫连的哨兵开了枪示警，包围圈已经扎紧了。

刚躺下的领导们听见枪响往外冲，可村口早被堵得严严实实。

这一仗打得那叫一个惨，一直杀到天亮，只有十几号战士冲了出去。

剩下的，就是那份让人看了心里直淌血的伤亡清单：鄂南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黄全德、统战部长何愚、民运部长舒江皋…

一共17个骨干，当场被抓。

整个鄂南抗日的指挥脑子，基本让人给一锅烩了。

不过在乱哄哄的当口，王甦运气好躲过了搜查，混在了老乡堆里。

咱们这就把话头接回开头那一幕。

鬼子拿着花名册一点数，发现漏了一条“大鱼”——那个最让人头疼的团长王甦没在里面。

日军头目的脑回路很简单：王甦铁定还在村里。

为了逼他就范，干脆拿全村人的命当筹码。

这会儿，躲在人堆里的王甦，面临着这辈子最后、也是最难的一道选择题。

摆在眼前的路，其实就两条。

头一条：接着忍。

你是指挥官，你的命比老百姓“金贵”。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只要挺过这一劫，凭你的本事，队伍还能拉起来，仇早晚能报。

再说，鬼子未必真敢屠村，搞不好就是吓唬人？

第二条：站出来。

站出来就是个死字。

不光是死，还得受大罪。

况且你一死，独立五团就彻底没了主心骨，鄂南的抗日力量得遭大殃。

换做是个普通人，这会儿心里八成在疯狂算计得失，甚至会拿“为了革命留火种”来给自己找台阶下。

可王甦心里的算盘，不是这么打的。

他眼瞅着架起来的机枪，瞅着随时可能倒在血泊里的乡亲。

这些老百姓是根据地的命根子，要是今儿个为了保自己的命，让全村老小遭了毒手，那共产党在鄂南也就没了立足的道义根本。

没了百姓撑腰，你这个“团长”当得还有啥劲？

于是，他没半点犹豫。

拨开人群，吼了一嗓子：“住手，王甦就是我！”

这一嗓子，把活路让给了乡亲，把死路留给了自己。

鬼子吓了一跳，立马拉枪栓、拔军刀，把他捆成了粽子。

后面的事儿，惨得让人都不忍心看。

抓走的18个人被押回葛店据点。

鬼子不想光要尸体，他们想要情报，想要让人投降。

有个细节，能看出这帮共产党人的骨头有多硬。

被抓的人里有个叫何愚的，是统战部长，才20岁。

鬼子觉得嫩姜好下口，软硬兼施，许诺高官厚禄。

何愚就一招：冷笑、痛骂。

鬼子气急败坏，居然把汽油浇在他身上，活活给点了天灯。

对王甦，鬼子更是费尽心机。

因为他是军事主官，鬼子想借他的手去招安被打散的独立五团战士。

票子、女人、帽子，能使的招都使了。

王甦的态度很坚决：打从1930年受哥哥影响闹革命，打从在牢里死过一回，这条命早就不是自个儿的了。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还怕你这些糖衣炮弹？

没招了，鬼子最后在鄂城的江边，杀害了这位才28岁的团长。

在这之前，黄全德他们也已经在葛店江边遇害了。

王甦一走，鄂南的形势立马走了下坡路。

这也把当时地下斗争的一个残酷现实给抖落出来了：组织架构太依赖那几个核心人物。

当时还在外面没被抓的组织部长钱远镜，想着力挽狂澜。

他冒死跑到樊湖，找到突围出来的战士，派人过江向鄂东地委报信。

他自己留下来收拾残局，想稳住阵脚。

可手里没了枪杆子护着，再加上汉奸横行霸道，钱远镜没撑多久也被日军包围，8月13号那天壮烈牺牲。

到这会儿，樊湖抗日根据地的党政班子，算是彻底被打散了。

这就是湖北抗战史上出了名的“夏家塝惨案”。

如今再回看这段往事，咱们往往被烈士流的血给震住，但更得看明白这血背后的道理。

王甦这一死，看着像是脑子一热站了出来，其实恰恰是共产党人能在敌后扎根的核心原因——当老百姓的命和自己的生死摆在天平两头时，他们连眼都不眨就选了前者。

这不光是道德层面的考量，更是政治上的决断。

正因为有无数像王甦这样的人，在紧要关头做了这种“亏本”的买卖，那支队伍才能在最惨烈的扫荡里活下来，而且越打越硬。

1986年，鄂州市在烈士遇难的江边竖起了纪念碑。

2015年，王甦和黄全德的名字，被写进了国家公布的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这就是对当年那个艰难决定，最响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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