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
那时候,你要想搞到一张离城的船票,黑市上已经喊到了三十块大洋。
这不仅仅是个价钱问题,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这就是一道鬼门关。
咋回事呢?
咱们扒拉算盘算算账。
那会儿南京城里一个干苦力的,累死累活干满一个月,撑死也就拿个三四块钱。
这一张薄薄的船票,哪怕全家老小勒紧裤腰带,不吃不喝也得攒上整整一年。
而且,这还是平时票价的五倍,关键是你光有钱还不行,没点“门路”根本摸不着票边儿。
要是想坐火车?
那更离谱,黑市上一张票甚至能换三斤金条。
可这还不是最让人绝望的。
最让人心里发凉的是,就算你砸锅卖铁凑够了钱,这路你也未必走得通。
因为在这场大灾难砸下来之前,南京城里的人早就被无形地划成了两拨:一拨是眼观六路、手握资源的“跑路派”;另一拨是被蒙在鼓里、两眼一抹黑的“等死派”。
最后没走成的那50万人,真不是不想活命,而是路都被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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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以前聊南京保卫战,总爱盯着打仗的事儿,说鬼子太狠、守军不行。
但要是换个角度,看看当时的社会决策,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资源分配崩盘——当大难临头时,底层老百姓的活路被掐断了。
这背后的道理,血淋淋的。
头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就是“消息不通”。
早在1937年8月,也就是上海那边刚跟日本人干起来的时候,南京城里的达官显贵们鼻子灵,早就闻到了血腥味。
那阵子,日本人的飞机对着南京狂轰滥炸了五十多回,房倒屋塌,铁路桥梁断了一地。
国民政府嘴上虽然没松口说要撤,但手底下的动作可没停——从8月份开始,当官的就开始偷偷摸摸把家眷往外送。
这就是第一波“时间差”。
等到11月12日,上海彻底丢了。
日军弄了个什么“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带头,分好几路杀向南京。
上海离南京也就三百多公里,鬼子一天能往前推四十公里,这一路上烧杀抢掠,尸体都填满了沟壑。
这会儿,你要是南京街头的一个普通人,你能看见啥?
你看见的是报纸上天天登着卫戍司令唐生智发的毒誓,说要“跟南京共存亡”;你看见的是满大街贴的都是保家卫国的标语;你看见的是学生们还在街上举着拳头游行。
为了“稳住局面”,上面把最关键的撤退信号给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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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拖到11月中旬,鬼子眼看就要兵临城下了,上面才通知老百姓:可以撤了。
可这会儿,黄花菜都凉了。
咋走?
往哪儿跑?
走哪条道?
几点动身?
具体的方案,上面一个字都没提。
这就搞出了一个特讽刺的场面:有钱人消息灵通,早在鬼子围上来之前就跑没影了;穷人呢,因为听信了报纸上的“能守住”,傻乎乎地留在家门口。
这时候,第二个要命的事儿来了:抢夺活命的家伙事儿。
南京这地界,东、南、西三面都被日军围了个铁桶一般,特别是南面,是日军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第六师团。
唯一能活命的口子,就在西北面的长江上。
想过江,你得有船;想走陆路,你得有车。
当时的国民政府拍板定了个策:把南京全城的交通工具全征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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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里记着呢,一共征了600辆汽车和220多条民船。
这些宝贝疙瘩给谁用?
肯定轮不到路边卖菜的大爷,也轮不到码头扛包的汉子,那是给吃皇粮的人和他们家属预备的。
11月12日上海一丢,这批车船就开始连轴转,先运“自己人”。
虽说市长后来下了个令,说船运完公职人员得回来拉百姓,可等到12月13日城破的那天,江面上连个船毛都看不见。
这就变成了一个极端的筛选器。
有权有势的,早就坐着小汽车溜之大吉;中产阶级咬咬牙,兴许还能跟上溜边走。
剩下的穷苦人,要想从下关码头跑,得先花大价钱租小船划到江心,再爬上大轮船。
可就连这租小船的钱,那也是天价。
没钱咋办?
好多人被逼得没办法,只能在两公里宽、水流湍急的长江边上,把自家门板拆了,绑成个木筏子硬往对岸划。
那下场你想想都知道。
那是大冬天啊,江水冷得刺骨,破筏子在江心一散架,多少人就这么活生生淹死在水里。
还有些人,想顺着江边小路跑到芜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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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头顶上全是日军的飞机,炸弹跟不要钱似的往公路上扔,从南京到芜湖这条道,铺满了尸首。
穷人没钱买那金贵的票,没权调动船只,没车代步,甚至连双跑路的结实鞋都没有。
他们最后只能退回城里,缩在墙角发抖等着命运的审判。
史书上那句冷冰冰的“南京人口从百万掉到50万”,这消失的一半人里,除了逃出去的,还有大把死在逃荒路上的。
而留下的那50万,绝大多数都是没钱没路子的苦命人。
这种乱套的局面,在最后几天到了顶峰。
12月11日,蒋介石下了撤退的命令。
可因为电话线断了、电台不通,好多部队压根没收到信儿。
这背后还有个让人想骂娘的糊涂决策。
唐生智为了表决心,说什么“破釜沉舟”,在12月1日宣布死战不降,还派兵把下关码头给封了,怕当兵的逃跑,甚至把能过江的大船全给支到了汉口。
这简直是把后路给堵死了。
等到12月12日晚上,唐生智下令突围的时候,整个南京城瞬间炸了锅。
说是晚上11点开始撤,其实早就变成了大溃逃。
当兵的像疯了一样往挹江门挤,可城门就开了半扇,几百号人就这么活生生被挤死在门洞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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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江边一看,大船早就没了,码头上剩下的小船根本不够用。
这时候,最惨的一幕发生了:失去理智的当兵的开始抢老百姓的船,把人往水里扔。
长江上的炮艇为了维持秩序甚至开了枪,船翻了,人沉了,一片鬼哭狼嚎。
更多的人,不管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只能抱着根木头在江里漂。
那是腊月的长江水啊,人在里头泡不了多会儿就冻僵了,最后全沉了江底。
另一边,那些大人物的撤退却是另一番光景。
蒋介石两口子早在12月7日一大早,就坐着专机飞走了。
市长和那一帮子当官的也在同一天跑了,把这一城的烂摊子直接甩给了国际委员会。
还有个典型的例子,第二军团的徐源泉。
这人是个“人精”,早早给自己备下了20条私船。
靠着这些船,他硬是把手下一万多号人给带走了。
你看,在这场大难里,能不能活命,全看你手里握着多少资源。
这真的是一场躲不过去的悲剧吗?
咱们要是回过头来复盘,日军残暴那是直接原因,没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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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政府的失职,绝对是把大批老百姓送上死路的帮凶。
从11月15日蒋介石不听李宗仁的劝,拍板要守南京,还弄了个由10万疲惫不堪的兵组成的卫戍部队开始,这个结局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政府在搬家的时候,光顾着运自己的档案、物资和家眷,压根就没组织老百姓有序撤退。
哪怕是提前半个月,哪怕是每天多安排几班轮渡,哪怕是把撤退路线给大家伙儿透个底,可能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能捡回一条命。
但在当时那些决策者的眼里,这些事儿恐怕都排不上号。
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松井石根那帮战犯,把他们送上了绞刑架。
正义虽然来得晚,但总算是来了。
可南京沦陷给咱们的教训,不光是记恨侵略者有多坏。
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社会底层的无助。
当战争机器碾过来的时候,如果你身处一个不公平的社会结构里,耳朵听不到真消息,手里没有保命的本钱,那么“穷”这一个字,搞不好就是一张死亡通知单。
那个买不起三十块大洋船票的苦力,和那个坐着专机飞走的官员,虽然都在1937年的南京,但他们其实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这也正是咱们要死死记住这段历史的另一个原因:我们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就是为了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不让金钱成为决定生死的唯一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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