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上校特务伪装投诚官兵，不料几次被人认出，思来想去决定自首

1963年，关梦龄走出大牢，进了抚顺园林处，干起了修剪花木的活计。

手里的剪刀咔嚓作响，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上校，没准会晃神，思绪飘回十五年前那个萧瑟的秋天。

那是他这辈子下得最狠的一注。

这一把，赌注不是钱，是脑袋。

赢了，往后日子太平；输了，南岭刑场吃颗花生米。

这里面有个挺让人琢磨的事儿：一个满手血腥的特务头目，眼看大厦将倾，到底凭啥逻辑捡回一条命？

这不光是撞大运，更是一场步步惊心的算计。

1948年10月，长春。

这座孤城被困好几个月，到处死气沉沉。

老百姓活不下去，可对关梦龄来说，这却是最后的疯狂。

身为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当家人”，这特务头子日子过得滋润。

在这个饿死人的地界，他过的却是神仙日子。

他不碰杂粮，专吃美国白面、大油，顿顿大鱼大肉。

按他后来的说法，那会儿就两件事：吃喝玩乐。

心里盘算得门儿清：“眼瞅着要完，八路军一进城，啥都没了，不如趁早乐呵。”

10月16日，是他三十三岁整寿。

为了这顿酒席，金店行的头头魏占元专门凑局，一顿饭造进去了九百亿流通券。

谁承想，寿宴刚撤，第二天，曾泽生带着六十军反水了。

长春的天，瞬间变了色。

摆在关梦龄跟前的路，窄得可怜，条条看着都像绝路。

路子一：跟着队伍硬冲。

他和保密局那边的一把手项乃光试过水。

听说有人起义，连夜往吉林方向窜，想趁乱突围。

结果一看，外面围得像铁桶，苍蝇都飞不出去，只能灰头土脸折回来。

路子二：潜伏。

一般特务能干，但他不行——脸太熟。

这得赖他之前太招摇。

几个月前庆祝蒋介石当“总统”，特务本该躲暗处，他非要站警卫车顶上显摆，威风得不行。

警察局副局长李贺鸣当初就损他：“你这是怕解放军不认识你，给自己贴海报呢！”

如今，这句玩笑话成了催命符。

硬闯不行，藏也不灵，关梦龄琢磨出第三招：金蝉脱壳。

这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那会儿新七军正谈投降条件，有一条让他瞅准了：“尉官送吉林，开春去辽南种地，不想去的自便。”

这消息太值钱了。

关梦龄脑瓜转得快：只要混成新七军的“尉官”，就能进俘虏营，然后被遣送。

只要出了长春这个熟人堆，到了吉林或辽南，再想辙化妆溜进关内，机会大把。

说干就干。

他立马弄了身尉官皮，摇身一变，成了“新七军辎重营少尉书记吴国栋”。

为了不穿帮，他还特意找营长于新民对口供：“缺个书记官，我顶上，有人查你就认。”

他连营里花名册都背得滚瓜烂熟。

这招棋走得险，也确实高。

换个普通战犯，没准真蒙混过关了。

可他漏算了一样东西：人脉圈子。

关梦龄混在尉官堆里去吉林，本以为逃出升天，结果噩梦才刚开头。

这一路，老有人热情打招呼：“督察长，您也在这？”

一回两回，甚至七八回。

每听一声，关梦龄心里就咯噔一下，像挨了一闷棍。

他只能吓得压低嗓门求爷爷告奶奶：“我现在叫吴国栋，千万别喊官衔了！”

这时候，关梦龄明白了，这招“换马甲”彻底玩完。

几千人的俘虏堆里，认识他的太多。

只要有一个想立功的把他咬出来，那就是死路一条。

真正击垮关梦龄心理防线的，是一张报纸。

到了吉林这边，一份解放区的报纸（先是《长春日报》，后来是《吉林日报》）塞到了他手里。

上面的消息对他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国民党在东北彻底崩盘，锦州没了，沈阳也快保不住。

关梦龄原打算“逃回关内，东山再起”。

可看着地图上越来越小的地盘，他猛然醒悟，就算神不知鬼不觉溜出吉林，跑出东北，又能往哪躲？

天下虽大，却没了国民党的立锥之地。

这会儿，摆在他跟前的路就剩两条：

第一，接着装“吴国栋”，赌运气。

赌没人检举，赌能蒙混过关。

但瞅瞅路上碰见那帮“熟人”，这概率基本为零。

第二，主动自首。

当关梦龄把自首的念头透给身边人时，大伙儿一致反对。

表弟苗可成说了句大实话：

“哥，你这不叫赌钱，叫赌命。”

为啥说是赌命？

因为关梦龄手上的血债太厚了。

身为督察处长，他在长春干的那些缺德事，够枪毙十回。

就在长春解放前夕，特务们还在疯狂杀人。

曾泽生起义那天，督察处为了泄愤，把关着的四十七名“政治犯”全突突了。

后来公安局在督察处后院挖出了二百多具尸首。

这些人死前遭的罪，什么过电、压杠子、灌凉水、烧脚心、跪砖头，简直惨不忍睹。

这么个杀人魔头去自首，跟送死有啥区别？

可关梦龄最后还是硬着头皮选了自首。

这背后的算盘其实很冷酷：被人揪出来必死无疑，自首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他在赌共产党的政策。

为了给自己这注“赌局”加码，关梦龄不光把罪行倒了个底儿掉，还一口气供出了四条潜伏在长春的特务线索。

甚至为了争取宽大，他在后来的交代材料里，没敢遮掩自己的特务经历，把从1936年进军统到1947年调任长春的事儿写得清清楚楚。

这些材料后来编成了书，叫《一个军统上校的自述》。

在这份自述里，大伙儿看到了这刽子手的另一面。

他出身东北军官世家，亲哥是抗日烈士。

1936年听说哥哥被日本人害了，混日子的“关二爷”才痛改前非，去西北抗日，从大头兵干起。

没准是这段抗日老底，或者是主动自首又有立功表现，共产党没立马要他的命。

这决定真够有魄力的。

1949年10月，长春开万人公审大会，陈牧、印匡时那些特务骨干都挨了枪子儿，唯独关梦龄活了下来。

1953年，他判了十五年。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梦龄眼瞅着个奇迹：连末代皇帝溥仪都被改造好了。

看着溥仪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认罪，关梦龄心里五味杂陈：“连皇上都能改造，真是前无古人……没皇帝也就不用改造了。”

这话听着像溜须拍马，细琢磨也是对自己保住命的庆幸。

回想1948年那个冷得刺骨的十月，新七军那个少尉“吴国栋”没了，剩下的是战犯关梦龄。

虽说没了自由，但脑袋还在脖子上扛着。

那个企图跑路的站长项乃光，虽说一度溜到了台湾，但也只是在担惊受怕里过下半辈子。

反倒是留下来自首的关梦龄，在新中国的园林里，拿起了修花剪。

表弟苗可成说得对，这确实是一场赌命。

万幸的是，在生死关头，关梦龄看懂了牌局，也押对了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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